摘要：4月6日，李录先生在其59岁生日之际，在西雅图接受了芒格书院部分会员的提问，问题涉及中国如何推动内需与充分利用现代金融市场，贸易战的影响与世界秩序的转移，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与 AI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4月6日，李录先生在其59岁生日之际，在西雅图接受了芒格书院部分会员的提问，问题涉及中国如何推动内需与充分利用现代金融市场，贸易战的影响与世界秩序的转移，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与 AI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2024年12月7日，李录先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价值投资”课程十周年沙龙上曾作题为《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谈及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时代的困惑”，以及他对于这些困惑的思考。

李录（2024.12.07）

李录先生4月6号的谈话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困惑”及其如何走出困惑的进一步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疏通中国经济的两个堵点”的想法，是以观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红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正向循环发展的重要洞见，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经济的两个堵点

问：你在去年12月7号的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称为“时代的困惑”。你对如何解决这些困惑有进一步的想法吗？

李录：中国经济要进入正向的循环，发展内需中间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点，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保障体系。中国目前的保障体系现在相当一部分还是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个人保障方式与市场化保险机制之间存在巨大的效率差异。

过去保障体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国家还太穷、负担不起，觉得福利国家都是在有很多资源或已经很富有的情况下才做保障体系，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担心一旦建立起保障体系就会成为无底洞。而且传统思维认为，节俭是好的，应该勤劳工作，不要养懒。

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众只是以家庭为单位低效地自我保障。

举例来说，面对100万的大病治疗费，个人必须实打实存够100万现金；而商业保险通过风险分摊，可能只需每年1万或更少保费就能获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灾保险，为了防范100万的火灾风险，如果靠每个家庭自身，就需要实打实存够100万，且这笔钱长期被闲置，效率低下。

而如果采用商业保险机制，每人每年只需缴纳几千元。汇集所有人的保费建立共同的基金，哪家失火就赔付哪家，这就是商业保险的本质。

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做，只是思路、行为方式和规模都还不够。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还没有纳入这样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全面人民保障范围之内。

这里观念是关键堵点。过去不是认为人民不应该被保障，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福利。所以实际上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现在的个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极大地阻碍了消费能力。保障不足是一个现象、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称它为堵点，意思是说，它是有通畅的可能的。一旦变通了，就能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以商业保险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以较低成本撬动很多的闲置资金释放到消费和商业的流通里面去。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的次数越多，产生的效能越多。市场经济就是竞争下的自由交换。自由交换就是我花了一块钱买一件东西，我觉得值了，你卖给我，你也觉得值了。这就是精要所在，当自由地交换的时候，交易双方都觉得赚了，双赢。

而且市场机制下进行的交换越多，流通越多，赚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将不断增长。所以把这个循环的堵点疏通了以后，经济本身的效能、GDP、市场都将有很大的增长。

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没有变成消费，没有让GDP充分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保障问题，还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农业社会时代个人家庭储蓄的方式做保障。

用福利观念谈保障是不够的，解决不了根本。过去核心的担心在于国家有没有发达到一定程度去做这件事。但这个观念的改变，堵点的疏通，其实没那么困难。

通过市场机制，全民交保费，全民获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会的每个人都会得益。过去的历史保障可以通过适当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启动。只要观念上有些改变，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够积累很大的成效。这就是改革，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的哪怕细微变革，就会释放制度红利。

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堵点就在于资本市场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只有当充分消费转变成财富的时候，更多消费才会循环起来。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消费是可以转化成企业利润的，而企业利润可以变成股东的收益，股东的收益又可以变成消费者投资的财富，消费者的财富可以让他消费更多。

如此的循环就是从消费到财富的循环，资本市场将消费、产品与服务、创业与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纽带的一边连接的是消费、储蓄和投资，另一边连接的是产品与服务、企业、创新、市值与财富。两边连在一起，整个市场经济就活了。

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堵点，所以大规模的储蓄不能通过消费变成居民财富。

目前，外需市场把中国的生产变成别人的消费，回来又变成中国的储蓄。对外部市场是赚了，但是到了内部就堵住了。结果就是中国的储蓄占整个收入的比例很高，过去的三四年里基本是直线升高，从40%往50%的方向走。

另一方面，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导的消费，可能在55%左右。过去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个低点，往40%的方向走。在发达经济体中，一般消费占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导消费占比的也少。

这两个关键堵点，如果疏通的话，释放的体量将会很大。对于第一个堵点，主要是观念改变，释放活力。

对于第二个堵点，要进行一定的制度上的变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大陆资金和香港资本市场的连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来了，循环也有了，但中间还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内陆资金不能够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个人资金投资香港还有些特殊的要求等。还需要无缝地把大陆的储蓄和基金与香港的整体资本市场接上。

第二个方面就是监管。香港市场虽然拥有独立的监管体系，证监会目前对于香港市场的监管干预还比较多。若要让内地资金和企业在香港市场发挥作用，就必须处理好两地监管连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过度捆绑。就像放风筝的线，现在这条“风筝线”太粗了，风筝飞不高、飞不远。但最基本的核心要义就是确实要坚持一国两制，让两套监管、两套体系能够并行，发挥出香港市场的优势。

香港是外资云集的地方。外资在香港不在于总量，而在于制度上的安排。外资的存在实际上是为“同权”给了一个参考，包括监管同权、资金同权、投资人保护同权，让香港市场始终处在全球最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前列，所以极其重要。如果能够保护好外资，并让内资与外资同权，因为体量的原因，外资最终会丢掉定价权，最终的定价权会回到中国资金。这些制度性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动大规模的真金白银，就能产生改革红利。

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具备了现代资本市场全部的要素：完备的制度、法律、历史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信用中介机构和传统上国际投资人和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但是这些优势尚未被真正利用起来。

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获得了诞生于荷兰的现代资本市场，从此开启了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如果说荷兰与英国是一种对等的合并（merger of equals），中国对香港的关系则更像是收购（acquisition），而收购所得往往未必足够珍惜，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如果香港的优势能被真正地利用起来，它可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新运作起来的一个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可以分别单独运行。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区，完全实行不同的体制，两种体制并行，最终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样的。

港沪通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过收购得来的这一套香港市场体系，是可以建立起现代的、具备信用功能的资本市场体系的。今天的实际状态和这一目标的差距还比较远，对于它的理解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用深化改革疏通两个堵点，通过观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够用很小的力量撬动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前4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实际上改变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么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结果就释放了巨大的力量。

今天人们都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比较容易改的地方已经很少了，都是硬骨头，都觉得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没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对。所谓的硬骨头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块钱产出，就得放100块钱或更多投入。一谈到社会保障问题，就必须要真金白银，陷入到“我们有没有这个钱？”“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做这件事？”这些问题里去。谈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国家安全的话题。

但我想强调的是，以上两个堵点其实都不涉及这些问题。

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用市场机制的保障来取代个人家庭的保障，还远没有到福利国家的保障阶段。解决的是保障有没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问题。而福利国家的保障制度解决的是充分不充分、社会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中国目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同样地，利用好香港的资本市场并不是要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而是真正用好已经存在的一个市场。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两拨千斤。小小的改变，会撬动巨大的变化。这其实都是观念的问题，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些机制都存在着，保险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香港市场已经存在了，不过是在上面做点小小的手术而已。

就好像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一个制度，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整体的治理经济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国今天的体量和内外界变化来看，中国长期增长的源泉只能来自于内需，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改变。

在经济起飞的时候，确实需要外部市场、外资、外部的管理经验，需要去追赶已经有的产品。但是到了一定体量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今天中国生产的产品一半需要外销，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已经开始了，思路也变了，也在开始提速。

这一轮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会让整个速度快起来。这时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两拨千斤，才能加速转变。消费占比目前只有一半，这个过程没那么快，要快起来就需要有一些像包产到户、双轨制、价格闯关、加入 WTO 这样的制度性变革撬动。

既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上的改变，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动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费和大量发钱，是一次性的。因为有堵点，所以水放进去之后依然不通畅，加之水管就这么宽，再怎么注水也还是流不快。

一个体系运行的总流量实际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决定的，不是由它最宽的地方决定的。按照最宽的地方放水没什么用，是最窄的地方决定能够流多少，所以现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后，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会流起来。

我谈的两点都是观念上和政策上的变化。把堵点，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宽，产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还要好，而且没什么后果。其他很多所谓的硬骨头，都是在两害中间取其轻，都是次优解，都有副作用。

我想说的是，中国还有好多比较容易的改革红利，是因为观念上的堵塞没有被疏通起来。疏通以后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加速，把经济迅速地从依赖外需和内需结合，变成主要由内需驱动。

贸易战与世界秩序转移

问：美国提高关税后，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李录：贸易战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对全部进口产品直接增加消费税。同时全球的反应和反制又对美国全部出口产品加征消费税，加上贸易保护趋势下各国之间的加征，全球贸易品消费都同时增加消费税，对消费和整体经济都会产生一股通缩压力。

贸易战的次生后果就是世界秩序的变化和转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撑美国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以及美国自身的硬实力。特朗普的俄乌政策、全球贸易战不仅动摇了前两大支柱的基础，也同时暴露了自身实力的一些弱点。

就自由贸易体系而言，美国对全球单方面征税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很深的疑虑，违反了WTO的规则，使得WTO这个组织看起来形同虚设。而任何组织的规则，只有当有力量保证其可以被执行的时候，才有意义。之前美国愿意、也有力量去执行，但美国一撤，这些重要的组织就开始变得没有一个中心的锚定，规则好像顷刻之间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大船就开始飘摇。

又比如，就实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资产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锚定资产，但是今天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了GDP100%，近几年更是每年增加两万亿，且多以短债方式完成，仅今年一年需要续债和新债额度就达到10-11万亿。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外国资本的购入。对所有国家同时进行贸易战也让外国资本对美元资产的购买意愿降低。

支撑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现裂痕，虽然其它国家还没把它视为“危房”，但都已经看出来现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寻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变化已经不可逆转，它会演进到一种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么？现在还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是旧秩序的结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转移，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对中国而言，首先作为大的经济体，中国必然要反制，然后谈判，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中美双方的进出口都会提高消费税，总量减少。市场会有很大一部分的滞销，那么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国内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费了。这是最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

从更长期的影响来看，这次的贸易战可能加速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由内需驱动。这种转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去年九月以来更加深入，今后可能会提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完全可以启动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相对于美国现在消费大于生产、花费大于储蓄的状况，中国的生产大于消费，储蓄大于投资，问题反而更容易解决。

我前面提到中国还有很多改革红利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比如说，用市场机制完善好社会保障体系，善用好香港的资本市场，中国大量的储蓄是可以变成消费的，变成消费后再进入经济实体，浓缩成公司的盈利，再通过股权的持有变成个人的财富，继续下一轮的消费。由此，储蓄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大，公司越来越强，经济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

建立以文化、历史、地缘、商贸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关系

问：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如何破这个“时代的困惑”呢？

李录：世界秩序转移，中国也会有改变自己外部环境的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应对，产生的结果会很不一样。这时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维、战略与战术最最重要的时期。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还有很多改革的潜力，在国际间也存在这样的改革的可能性。因为特朗普的做法撼动了原来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决定自己在正在演进的世界格局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比如说全球关税和由此引发的全球反制可能会引发全球通缩性的竞争。中国过去几年用的词叫内卷，内卷本质上就是在通缩情况下的竞争。这一次提高关税的本质就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全球同时增加消费税，全球的经济消费总量缩减。所以会带来一股强大的通缩力量，可能会形成全球性的内卷，国家之间互相倾销，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象你们会这样做，那么我也得这么做。国家之间也这么做，互相之间竞争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缩，如果没有外力强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通缩下，竞争自然的结果就是你不做，别人会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进。所以这个时候的选择很重要，中国有机会在国际秩序重塑中占据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比如，中国可能至少有这样几种选择。

第一种，随着各国都开始互相加关税，一轮一轮地恶性循环。

第二种，一方面它和美国对等谈判，达成协议，尽管还是很高；另一方面对于像 WTO 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都遵守现存规则，都单方面执行——哪怕其他的国家不执行，它也执行。

第三种，首先声明遵守所有的关税协议，包括WTO 减美国，加上和美国的新协议。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原来已经开始的地区性自由贸易进行得更深入。比如说最重要的是东盟加上中日韩，10+3，要在这个区域之内形成一个在WTO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区，从而形成一个以传统文化、历史、伦理观为根基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联合体。

当然，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国。所以这件事要跟内需的增长联合起来。因为内需的增长实际上是增量。

中国可以单方面去遵守“WTO减美国”，对美国的反制还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继续，同时开始形成以文化为基础的新的东亚东南亚同盟。

尽管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量减少，但它释放内需之后，内需增量比贸易减量大很多。然后把增量的一部分和这个地区来分享，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比WTO更进一步的规范性组织。区域性经济组织将会逐步产生全球辐射效应，将吸引欧洲国家加入该同盟。

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传统、经济安排、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软性纽带方面的联系，远比制度性纽带更为深厚。这些非政治领域的联系与政治纽带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国际体系下被相对弱化。又由于中日的传统历史遗留问题，它往往无法放下。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转变思维，重建以中日韩加东盟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体系。

这种新的“WTO 减美国”，随着欧洲的加入，将具有强大的力量。国际体系正从单极向多极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纽带、贸易纽带和商业纽带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架构，最终形成具有规则执行力的合作机制——这种机制不同于传统军事同盟，而是为维护共同商业利益服务的特殊联结。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导致僵局，也可能实现双重突破：既摆脱长期困扰的地缘政治噩梦，又成功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多极中的新一极——这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制度为划分标准，而是建立在区域性文化认同、经济利益和自由贸易基础上。

这种格局演进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外部制度红利。最关键的是，中国可以通过选择应对的方式来达成目标。新经济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大家关心的“卡脖子”和供应链断裂风险可能将不再成为很大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

问：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战，一定要去争，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李录：在现代核武器出现之前，确实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个叙事。但是核武器出来之后，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崛起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样，中国并不这样思考问题。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国真的并没有想要主动和美国一战，争做世界老大。

在核武器时代，两大核武器国家和两大经济体，也不能打。这在冷战时代就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了。在冷战的高峰，双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间地带通过代理人。但边界还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触。

核武器的出现以及不同经济体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间的和平相处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状态，大家只能在这个前设条件下存在。不论以什么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灭不了另一方。

中国已经具备二波打击能力，那就是消灭了中国，美国也没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从之后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来。这种情况下，两个经济体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规武器，可以打很长很长时间，消耗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尽头。

AI 可以让美国或中国占有优势，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说，AI 真的让美国在战略上一下子压倒对方，一下子造成中国几百万的人丧生，那中国就只能去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用战术核武器，美国也要用战术核武器，然后再发展成战略核武器，一次打击几千万、上亿人，那就是打一两轮就结束了，一次进攻、二波反击，再形成核冬天，最终是人都没了。这就是今天的状况。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历史的惯性思维。用它来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其中有两点漏洞。

第一个是它没有考虑到中国非常独特的思维及其惯常的做法。

中国自从在黄河长江流域开始建立起文明，从夏商周开始，农业文明与北方的游牧文明就持续不断地有冲突，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中国汉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政策、思维方式形成的基础。中国在此期间也采用过各种各样的应对政策，比如防御（万里长城就是为此建成的）、和亲、贸易，还有文化的融合即汉化。

汉武帝短暂地用过决战的方法，他一鼓作气，以举国之力把匈奴人干掉了，几乎全赶到了欧洲，但同时也把整个国家搞破产了，人员死伤惨重。决战后把汉人迁过去，汉人无法也不愿意在那生存；把游牧民族引进来，北方又有新的族群开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轮接一轮地崛起，因为那块地方就是适合游牧的生活方式。汉人不能通过决一死战从此结束冲突，所以中国人最终发现汉人和游牧民族的长期竞争共存是一种生存状态，选择不了，所以只能采用防御、和亲、贸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实际上是接受了这种生存状态。

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挣扎了几千年，最终采取了另外一套思维办法。所以中国对美国、对欧洲其实也是一样的态度，中国改变不了美国、西方的长期存在，改变不了它的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反过来，美国、西方也很难改变中国。

所以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思维真的是不太一样，确实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国把与美国、西方的长期共存当作一种生存状态接受，而不是一种选择，谁也消灭不了谁。几十年后大家还在，和平比战争更好。解决好台湾问题，中美并非终有一战，各自优劣势使中美长期的合作对双方有利。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流叙事。

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还有第二个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发生在现代国际社会没有完全成型之前。

在那时候，经济总的体现是在一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起伏，从低谷到顶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并不高，没有持续累进性的增长。因为前现代社会永远有个马尔萨斯陷阱，面临着领土扩张、人口增加的问题。战争、瘟疫、屠杀又导致人口减少，一部分人的成功总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败为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帝国，王朝更替的时候人口可能会减少50%，甚至更多，然后再重新开始。

地中海北部欧洲因为地理原因，在罗马之后很难形成一个大帝国，国家间的边界很难被真正彻底突破。如果你去过瑞士，就会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个个很小的区域，有四种不同的语言，它们的文化、语言、风俗都不太一样，没法也不值得去统一。广义上的欧洲也是这样，瑞士更极端。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谁做老大谁做老二就很关键。当人口必须要减少的时候，谁的人口将被限制？一个民族能有主导其他民族的机会，它一定会去主导，因为这样做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总体经济步入了持续累进增长的阶段。因为蛋糕不断做大，从英国开始，地盘的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所以它不像罗马帝国或中华帝国，占了土地，但不给公民权，只要经济的市场，采取的是殖民的方式。

美国进一步发展到了更极致的地步，反对殖民帝国，就是市场逐渐取代了土地，成为判断经济是不是强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说地盘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对于市场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这时老大跟老二的关系就不是生死攸关，而是谁过得更好一点。两者之间不见得非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可以通过利益的分享来解决很多矛盾。

这是现代社会经济上的现实，要反映到观念上的现实，中间又有一些进化的过程。观念不会马上变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叙事能得到广泛的反响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叙事并不能比较真实地描述中美的关系和未来世界的发展。

创新井喷的时代

问：今年以来，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出现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创新企业和人才，这个现象会持续下去吗？

李录：谈到科技发展，我发现不同的经济体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创新密集性爆发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发生在经济体已经持续高速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就出现了一代际的人。在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仅实际越来越好，期望也越来越好，他们没有了生存的基本压力，但明显还有更高的追求。这时就会出现密集的创新，并连续几代人有所成就。

真实的生活就是半瓶水。当生存压力大的时候，看未来时你只会看到空的一半。当你没有生存压力但也还没有特别富足的时候，就会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报，也看到风险，继续拉关系找生意，同时也很享受生活。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对未来充满希望时，生活会变得更好就成了一个自然的假设。但是富足的时间并不长，奋斗的习惯仍然在，这时人其实就处在一个很独特的心理阶段，会出现密集的创造力爆发。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井喷时代，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新的公司都会密集出现。

1776年，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标志开启了工业革命。英国又过了几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现了几波密集的创新。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二十年，1890-1910年前后出现了空前的科学、技术、工业的密集创新阶段。

美国一次是在内战之后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战之后的1940-1960年，两次出现连续几十年的轮番创新，涌现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干的人。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还吸引了大量别的国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来。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会开始出现创新的井喷。它跟别的国家还真是不太一样。

其实到今天仍是如此，如互联网、云计算、AI 等方面的创新仍在进行。中国有可能也已经开始步入这样一个时期。工业革命的基础已经有了，基础设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为基本生存压力所迫的年轻人出现。

这群人基本集中在20岁到40岁之间，30岁上下。在他们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点，没怎么经受挫折。他们对世界更了解，对未来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创造和思考。

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在往这个方向走，这一轮的改革红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内核的其实是时代的变化。背后还是人性，还是人的变化。

每一代人中都会有优秀的企业家，任正非时代就出了独特的任正非，王传福时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创业家。当再到下几代时，你会发现创新越来越密集，而且也没那么苦哈哈的了。你会发现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运气，看到许多事情变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间会产生影响。

这个时候如果把国内的消费打开，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么水，水流就哗哗开始喷涌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环境放松，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让水流动，自然会形成奔涌之势。

AI 发展让国家间的合作变得更重要

问：你怎么看 AI 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李录：AI 发展面临的根本挑战源自三股推动力的共同作用。

第一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规律。任何能替代人类工作的技术都会自然进入竞争序列，这种规律持续推动技术向前发展。

第二是国际竞争的现实压力。军事技术优势和经济竞争需求，促使各国将AI视为战略必争领域，形成国家层面的发展推力。

第三是人对于知识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对知识探索的本能追求，构成了突破技术边界的精神驱动。

这三重力量交织，使得AI发展呈现出单一方向——无论最终能否实现通用智能（AGI）或超级智能（ASI），技术演进始终朝着接近、超越人类智能的方向推进。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动，会大大推动生产力，同时可能对就业、工作、信息传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难以消化的冲击波，挑战各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国际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技术接近AGI/ASI临界点时，其影响将发生本质改变。此时的冲击不再局限于商业竞争或国际博弈，而是直接威胁人类作为独立智能体的存在基础。这种根本性转变将创造历史性转折点，迫使全人类共同面对技术带来的生存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技术尚未达到这个阶段，也无人能确切预测能否达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动力——经济竞争收益、地缘政治压力、好奇心驱动——已使技术演进形成不可逆转的惯性。

这种挑战出现的时候，这样一个仿佛外星人到来的挑战时刻就会出现，突然之间人们就发现新的智能已经开始全方位地挑战人在地球上作为主宰动物的地位，所有人都会清醒过来。

这个时候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历史之间、贫富之间所有的区别，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当远超人类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应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该怎么生存下去。人类的国家、种族、地缘、宗教都不再重要，这时政府仍然是组织人类反应的最重要的基本结构。而且大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就变成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当人们不断地往前走，又发现停不住也阻挡不了的时候，在某些时刻合作的意愿会愈发强烈。今天各国仍然在 AI 研究应用上大规模投入发展，但是应对上述风险，无论是经济、社会强烈冲击波造成的风险，还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转向灵性物种带来的人类生存风险，都需要各国，尤其是美中这样的 AI 大国紧密合作，共同应对。

面对如此强大且快速迭代的技术，中美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变成一种生存状态，而不再是一种选择。

来源：灿烂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