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国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四川省营山县走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一邓锡侯（字晋康）。他出生于1889年，自幼父母双亡，在舅母悉心照料下成长。年少时，邓锡侯天资聪慧，读书尤其肯用功。后弃文从武展露不凡实力，凭借自身努力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堂，深造于保定军校，从此踏

儒将风华 笔挟风雷

抗日名将邓锡侯匾额书法赏析

郑 波

在民国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四川省营山县走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一邓锡侯（字晋康）。他出生于1889年，自幼父母双亡，在舅母悉心照料下成长。年少时，邓锡侯天资聪慧，读书尤其肯用功。后弃文从武展露不凡实力，凭借自身努力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堂，深造于保定军校，从此踏上波澜壮阔的军政之路。

邓锡侯

从护国战争的热血拼杀，到川军内部的纵横捭阖，再到抗日战争中亲率部队出川御敌，转战多地，邓锡侯用一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他历任川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官至四川省长，在四川政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民国四川保定系实际第一首领，还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为抗战胜利、西南解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4年，这位传奇人物在成都病逝，结束了跌宕起伏却满含大义的一生。

除了军政成就，邓锡侯的榜书匾额也别具一格。让我们一起踏上探寻邓锡侯榜书魅力的旅程吧。

万里桥

笔墨中的桑梓情怀

在营山城郊，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作垮拱桥的古桥，如今它有了新的名字——婺州大桥（由浙江金华对口帮扶援建，金华古称婺州）。而它最早的名字，是“万里桥”。

邓锡侯曾题写“万里桥”三个大字，其石刻现珍藏于营山县文管所。细品其书作，以行楷入笔，笔意端严整肃。初观若春风化雨，满溢敦厚温润之态；凝神细察，每一笔画起止转折间，干脆果决，于平和中暗藏奇崛。三个字一气呵成，恰似孙过庭所言“顿之则山安，导之则泉注”般雄浑自然。那跃然石上的气象，尽显将军威武豪迈之风采，隐约透着唐代颜鲁公笔下大气磅礴又沉郁顿挫的韵致，将武将的雄毅与书法的精妙熔于一炉，耐人寻味。

这座桥长度并不长，至于为何取名“万里”，据邓锡侯亲撰的《重修万里桥石堰碑记》记载：

民国十八年，恰逢营回马路建成，王鲁门等人倡募成渝乡人两千余元，于西郊响滩建造两洞石拱桥，题名“万里桥”。桥高三丈，宽二丈，长六丈，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多方筹措资金，总计花费四千余元。民国二十年春，工程刚竣工，便被洪水冲毁，邑人为此叹息良久。

丙子年夏天，邓虎章主政营山。当时天大旱，众人商议以工代赈，设立工程委员会复建此桥。利用旧石砌堰，增高加厚闸坝蓄水，可灌溉五通三坝上下左右一万多亩农田；又在堰上架设六洞平桥，耗费三万六千余缗铜钱。至此，乡里行人无不欢欣雀跃。

以上文字详细记录了“万里桥”的得名由来、规模大小以及重修过程。

在历史长河中，桥往往承载着交通往来与情感寄托的双重意义。有趣的是，成都也有一座万里桥。据《三国志》记载，蜀汉时期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在成都万里桥畔感慨：“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此语既道出桥梁作为交通枢纽的关键作用，也饱含对远行之人的深切期许。营山的万里桥虽与成都万里桥相隔遥远，但“万里”之名，却似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座桥相连。它们都在各自的地域，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人们对远方的憧憬与对归乡的期盼。

回望邓锡侯所题的“万里桥”三字，仿佛能触摸到将军对家乡的深情厚谊，亦能看见那策马沙场、志在万里的豪气干云。而这两座万里桥，也在不同的时空里，共同诉说着关于“万里”的故事，传承着人们对广阔天地的向往与眷恋 。

藏书楼

书香中的文化敬意

1926年，邓锡侯捐赠晋康图书馆（今为营山县图书馆，位于县城正东街），并亲笔手书“藏书楼”三字。

初观“藏书楼”三字，笔触间弥漫的敦厚如春风拂面，悄然入心。

“藏”“楼”二字虽为行书之态，但每一笔画皆沉稳有力，笔缓气舒，在起承转合间不失柔和之韵，宛如谦谦君子，外润内坚。“书”字则为纯然楷书之姿，规整端庄，宛如精雕细琢。一横一竖，皆遵楷法；一转一折，俱守法度，严谨之态尽显无遗。

看得出书写者是心怀敬畏的，将对文化的满腔热忱，化作一丝不苟、细腻而厚重的笔触。现在看来，“藏书楼”绝非普通文字符号，而是书写者对文化敬重的深刻彰显。这份敬重，是对知识传承的敬畏，是对文化延续的勇毅担当。

邓锡侯将军一生心系家乡文化教育，从捐建晋康图书馆，到捐赠或筹建晋德中学，再到资助后来成为稻作学专家的管相桓先生、修县志等诸多善举，无不体现其对文化事业的深切关怀。而这“藏书楼”三字，也仿佛是他这份情怀的一种具象化表达。

这三个字，在岁月的洗礼中，散发着独特的墨香。它见证了图书馆的兴衰变迁，承载着无数人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每当人们抬头凝望这三字时，心中便会涌起对文化的尊崇，对传承的使命感。它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文化精神的凝聚，在时光里静静诉说着过去与未来的故事。

一代禅宗

笔锋间的金刚怒目

在成都宝光寺天王殿飞檐之下，一方由邓锡侯题写的“一代禅宗”匾额庄重悬挂，古朴的木质纹理与苍劲墨痕相映成趣。初见此匾，“刚猛沉雄，枯笔纵横”的雄浑气象便直击人心，每一道笔触都似裹挟着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仿佛重现将军当年战场冲锋的果敢英姿，这般刚劲凌厉的书风，乍看与佛门清净道场的静谧氛围大相径庭。

然而，这般独特的笔墨绝非对禅境的冲撞。邓锡侯与佛门颇有渊源，民国营山县修志委员会《回龙采访册》中收录的《石佛寺碑》便为明证。碑文中记载，他曾“舍金赎所质田还诸寺，属族之长老监护之”，更直言“石佛寺固为浮屠之宫，吾视之则为吾宗之社也”，足见其对佛门的虔诚与守护之心。

当静心细品匾额书法，方能领略其中精妙。“一”字极简，却如重锤坠地，落笔苍劲沉实，墨色饱满，一笔挥就间气势磅礴，似蕴含千钧之力；“代”字右上一点，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成竹在胸，如高峰坠石般精准落下，既平衡了整字结构，又暗合王羲之《笔阵图》中“点如高峰坠石”的笔法精髓；“禅”字末点如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地填补空白，使字体瞬间圆融饱满；“宗”字稳稳扎根，结构端庄大气，如中流砥柱撑起全篇庄重气韵。这般笔法布局，恰似少林金刚杵般刚劲有力，看似粗犷不羁，实则法度森严，于细微处尽显乾坤。

或许，这正是邓锡侯对佛法的独特诠释。佛教有言“怒目金刚也慈悲”，他以豪放凌厉的笔触书写“一代禅宗”，看似张扬，实则蕴含着对佛法深邃的理解与敬意。这般笔意，正如金刚怒目震慑邪魔，却始终心怀慈悲，意在展现禅宗佛法雄浑包容的境界。

匾额上枯笔纵横之处，自有一种古朴苍劲之美。这种不事雕琢的笔墨质感，与禅宗返璞归真、直指人心的修行境界不谋而合。无需繁复修饰，仅凭质朴线条，便能直抵观者内心，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方匾额与宝光寺的氛围非但不违和，反而相映成趣。寺中屋顶的瓦将军威风凛凛，邓锡侯的书法匾额与之遥相呼应，二者皆以刚健之姿，默默守护着佛门的庄严与神圣，共同构筑起一道独特风景。

接武重阳

笔韵中的剑气纵横

高峰山又名高凤山，雄踞于蓬溪县城之北。清末年间，全真道传人范云峰于此大兴道观，自此声名远播，轰动天下。众多军政要员纷纷慕名而来，虔诚皈依。在这座道观之中，悬挂着一方由邓锡侯所题的“接武重阳”匾额，尤为引人注目。

从匾额内容看，“接武重阳”与高峰山全真道观的渊源高度契合。众所周知，全真教由王重阳所创，“接武”二字意为继承与追随。这短短四字，既表达了对重阳祖师的尊崇，也彰显了传承全真道统的决心，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道教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与敬重之情，堪称应景佳作。

再细赏其书法艺术，行草交融，灵动洒脱之态跃然匾上。运笔之际，既有行书的行云流水、婉转自如，又有草书的豪放不羁、肆意洒脱。每一笔画皆力透纸背，千钧之势暗藏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邓锡侯将军豪迈雄浑的气魄。整幅作品气脉沉稳，字体结构严谨精巧，庄重之中不失灵动之美。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天成，此作一改邓锡侯榜书的庄重肃穆，用笔起伏跌宕、变化多端。笔画间的牵丝映带，如剑气般游走穿梭，精妙绝伦。细品之下，“接”字如武者扎稳马步，内蕴劲力蓄势待发；“武”字的斜钩曲折多变，恰似长剑轻颤，锋芒若隐若现；“重”字的长横似太极运劲，起笔落墨间暗藏雄浑之势；“阳”字下方的两短撇，犹如凌空飞踢，刚劲迅猛、干净利落。

久久凝视这方匾额，文韵与武气相映成趣，情景交融，带来极为奇妙的视觉享受。恍惚间，仿佛置身于金庸笔下的侠客岛，眼前文字似有灵韵，肆意穿梭。又好似目睹剑客舞剑，寒光闪烁、一气呵成，尽显飒爽英姿，恰似“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神韵十足，令人回味无穷。

后 记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在民国四川军政舞台上，邓锡侯与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并称为“四大巨头”。

笔者曾客居龙泉十载，走访过田颂尧留存的故居别苑，青砖黛瓦间仍透着昔日的气派；也踏入过大邑刘氏庄园，被其宏大的规模震撼——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落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与书画珍品，奢华至极，让人不禁遥想当年主人的煊赫。

然而，当我试图寻找邓锡侯将军的故居时，却只寻得零星的历史碎片。营山县邓家花园虽承载着他对父母的孝思，却未曾留下供人瞻仰的深宅大院。与其他三位巨头相比，邓锡侯好似刻意褪去了世俗的光环，他征战沙场，率川军出川抗日；心系文教，捐资助学修缮县志；周旋军政，为和平解放西南奔走。在功成名就后，他选择“事了拂衣去”，将半生荣光化作对家国的默默奉献。

这样一位戎马倥偬、心怀天下的将军，不仅在军政舞台上成就卓越，更在笔墨之间展露才情。纵观他笔下的书法，无论是宝光寺“一代禅宗”匾额的刚猛沉雄，还是高峰山“接武重阳”的灵动洒脱，亦或是营山万里桥题名的雄浑自然，每一幅作品都似其人生的缩影，将武将的豪迈气魄与文人的细腻情思熔于一炉，在墨香之中诉说着独属于邓锡侯的传奇故事。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