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称《旨趣》）中。在这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中，傅斯年除了阐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概念与联系之外，还着重说明历史学研究的要旨：首先，傅斯年将现代史学与传统的著史区别开来，所以他在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他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称《旨趣》）中。在这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中，傅斯年除了阐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概念与联系之外，还着重说明历史学研究的要旨：首先，傅斯年将现代史学与传统的著史区别开来，所以他在《旨趣》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种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矫枉过正，因他的另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更暴露无遗。其次，傅斯年强调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特征。在《旨趣》中，傅斯年列举了历史学研究需要避免的“负面”趋向，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普及”。与当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当今知识分子的公共化趋势不同的是，傅斯年一直倾向于现代学术的职业化，所以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最后，傅斯年在《旨趣》中提出了学术研究的团体化和课题化思路。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它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它材料，靠团体为它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能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傅斯年的这些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的方法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对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学科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不朽的学术贡献。
我们探究傅斯年的史学思想，除了分析其史学主张之外，还不能不考虑可以反映这些主张的三个层面的历史语境：其一是傅斯年的个人际遇，尤其是跟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的关系；其二是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清代学术传统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欧洲新史学潮流的结合；其三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躁动，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到二三十年代的舆论氛围趋向于维护传统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转变。以下笔者将从这三个层面略作探讨，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傅斯年史学思想形成的个人际遇
一位学者的成长、成熟，除了正规的学校训练之外，往往还与性格禀赋、人缘际遇等因素密切相关。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情感激励、思想碰撞都可能是一种史学思想产生的契机。五四时期的北京各大学风云际会，不同背景的师生齐集一堂。尤其是一批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到来后，以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自任，为新思想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从“疑古”到“重建”的转变
与我们今天流行的老师带着学生编书的操作模式不同的是，当年的导师们似乎只把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而思想活跃且古文经学功力深厚的学生们，如果足够勤勉，即可得益于此。这正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学问路数的起点。与当时其他一些在进入新式学堂之前就接受系统传统教育的学生一样，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他11岁就读完十三经，谙熟清代学术传统。据说，傅斯年进北大后，刘师培、黄侃等有意让他继承衣钵，但傅斯年却转向新文化阵营，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新文化一派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愤世嫉俗的心态。他们中的不少人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危局归咎于过时、停滞和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传统。这种颇为偏激的文化观由导师传给学生，在新一代青年中播下学术革新的种子。据杜正胜的观察，“顾颉刚的疑古深受胡适和钱玄同的启发”。从师从胡适考伪书，到追随钱玄同辨伪事，顾颉刚最终形成了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样，在其《古史辨》问世后，顾颉刚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疑古之风的集大成者。不可否认，作为顾颉刚同窗好友、胡适等人得意弟子的傅斯年，当年也曾深受中国史研究中的这股疑古之风的影响。按杜正胜的说法，“傅斯年其实是疑古的先锋队”，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潮》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系列疑古的文章。然而，与一直留在国内潜心古史的顾颉刚不同，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留学英国、德国，在那里他暂时地忘掉了国内的“古史”，而全力拥抱欧洲先进的现代科学。在伦敦大学跟斯皮尔曼（Spearman）学习实验心理学，兼修化学、物理学、数学，转到柏林大学后，继续修物理学、数学和统计学等。这些看上去与历史学无关的训练却让傅斯年在学术思维与修养上站到了一个较高的基点。所以，有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傅斯年的这段留学经历对其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及其成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6年年中，顾颉刚的《古史辨》付梓。当傅斯年在柏林读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真诚地为老友的成就感到高兴，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由衷地称赞顾氏的发现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并不无夸张地称顾颉刚“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虽然傅斯年在信中半开玩笑地提到“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其他人“终不能不臣服于他”，并以自己“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但我们可以推断，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声誉鹊起，的确对傅斯年重新拾起自己出国之前就已经造诣颇深的史学具有刺激作用。
至于傅斯年是否对顾颉刚的成绩心生妒意，具有“瑜亮情结”，我觉得未必如今人的理解。傅斯年留学英、德的几年虽然成果不丰，但也绝非消极颓废。傅斯年显然是个非常自信的人，有了欧洲四年的学术训练，其学术视野已相当开阔。在给顾颉刚的信中，他在对后者的“累层地造成”说称赞有加的同时，也不忘以李玄伯的文章提醒老友，“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欧阳哲生也认为，留学欧洲的这段时间是“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急剧酝酿的时期……他对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有一番新的反思”。从《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和给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19世纪20年代身居欧洲的傅斯年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刚刚兴起的考古学，将会在中国的古史重建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后来傅斯年主持史学所工作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殷墟等古代遗址的发掘工作的主观动因。遗憾的是，不仅着迷于史料辨伪的顾颉刚没能领会到这一点，就连向来以学术视野开阔著称的胡适最初也误解了傅斯年。胡适于1926年经过巴黎时曾与傅斯年进行过长谈，“虽然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原因是“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且“五六年不作文，不与闻一事”。从这些责备和失望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老师的胡适对自己的几位老学生关心之切。回到当时的语境，对于胡、傅、顾等人在学问上的交流与切磋，今人应该学习的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激励与鞭策。
傅斯年对“疑古”之风的质疑，在他1928年中山大学的讲稿中即有所流露：
我们现在关于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间接的材料只有《诗》《书》两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断定西周时的文化有几多高，在物质的方面还可盼望后来的考古学有大成功，在社会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绝望于天地之间了。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有很高的人文、很细的社会组织、很奢侈的朝廷、很繁丰的训典，则直接春秋时代而生之诸子学说，如《论语》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败的文化奋抗、庄子之把人间世看作无可奈何，皆都若无所附丽。……东周时中国之四邻无可向之借文化者，则其先必有长期的背景，以酝酿这个东周的人文，不能否认。只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材料，不够供给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详细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显然，刚回国不久的傅斯年已经不复是过去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那个参与疑古的傅斯年了。傅斯年从“疑古”到“信古”的转变，在他1936年完成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中，结合考古发掘方面的新成果有更为深刻的说明。在该书中卷《诸子天人论导源》一章中，他写道：
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
在傅斯年看来，“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是疑古之风的主要症结所在。而他之所以能够走出疑古，是因为他对殷墟考古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敏感性：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殷商文化今日可据遗物遗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谓之原始，且不得谓之单纯，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可知也。
通过这番话可以看出，傅斯年不仅与自己当年也曾热衷的疑古之风划清了界限，也将固步自封地一味疑古宣判了死刑。自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和颠覆已经告一段落，在汲取西方现代学术的同时又感受到其轻视东方学术的傅斯年，现在要完成的使命是对中国学术的重建。
史语所与现代学术
事实上，傅斯年归国时，对于未来的中国历史研究，虽不能说是成竹在胸，但也已经充满信心。这一点在他给胡适的信中就已经表露出来。在这封被杜正胜称作揭示傅斯年“毕生志业的信”中，傅氏“说明他的史学见地，其中提到了语言与史学的关系”。这封信的内容似乎与他回国后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脉相承，说明傅斯年归国之前，已经对未来史语所的结构和工作的展开有了初步的打算。归国后，傅斯年一边投入中山大学的历史教学，一边着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后者才是他实现自己学术思想的主要平台。诚如杜正胜的观察：“史语所设立的意义，人员建置，工作规划以及发展方向，无不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体现，而这思想的形成首先见于上述民国十五年八月十八日给胡适的长信，以及九月初他们师生在巴黎的谈论。”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这对昔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同窗好友反目成仇。这种个人关系的转变，又标志着以傅斯年为领袖的重建派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从此分道扬镳。傅斯年主持史语所的头几年，工作的核心是对殷墟和龙山等文化遗址的发掘。而这正是傅斯年冲破疑古阴影，实现史学重建的主要道路。
傅斯年要完成的史学重建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收集和整理新材料，包括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二是依靠考古发掘印证有关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记载和传说。史语所早期的诸多工作和贡献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掘。从1928年到1945年，由史语所主持的发掘工作包括：（1）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2）山东龙山文化遗址；（3）黑龙江昂昂溪史前遗址；（4）四川彭山崖墓和王建墓；（5）甘肃敦煌汉、唐遗址。在这些对中国现代史学影响深远的考古发掘中，其最著者当属对河南安阳殷墟商文化遗址的发掘和考察，从1928年到1937年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近十年的努力取得了蔚为壮观的考古成果。傅斯年虽非考古学专家，却在经费筹措、与河南地方当局协调关系等方面功不可没。在王汎森和杜正胜编纂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两幅引人注目的照片：一幅是1931年傅斯年与李济在河南安阳洹上村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现场所拍，另一幅是1939年傅斯年与梁思永、伯希和在安阳第十一次发掘现场的合影。足见傅斯年对殷墟发掘工作之重视。辛勤的付出换来的是中国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依据这些发现，傅斯年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殷墟文化系之发现与分析，足证殷商以前在中国必有不止一个高级文化，经若干世纪之演进而为殷商文化吸收之。”
如果我们以史学所成立后短短几年之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反观该所创建的原因和过程，个人因素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尤其值得玩味。从前面提及的1926年8月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对于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已经有了成熟的思考，两年后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的成立为傅斯年史语所设想的实现提供了契机。除了傅斯年外，顾颉刚也是未来史语所的领导人选。论学术成就，多年来埋首古籍潜心研究的顾颉刚在当时还要远远高于傅斯年，但其学术视野却显然不及后者。
有关史语所建立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当时和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做出了积极的肯定。劳榦曾断言：史语所“决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杜维运则称：“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杜正胜认为傅斯年通过创办史语所完成了一场“史学革命”。这些褒扬之词足以说明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卓越地位。
二、清代学术与现代西方学术的双重影响
清代的考据学，上承秦汉以来的修史传统，下接现代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乾嘉学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衔接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教授已经反复作过论述，兹不赘言。而傅斯年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1919年4月，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中指出：“我以为清朝一代的学问，只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很像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时称它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不仅点明了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而且对清代学术所包括的朴学派、今文学派、理学派和浙东学派的学术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总结说：“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说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
对清代学术的重视进而发展为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这场旨在用新方法建立新国学的学术潮流，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场文化反动，所以从开始即引起争议。由于该运动由新派代表人物胡适提出，更增加了其复杂性。推动这场运动的胡适一派和章太炎弟子们除了学术见解不同，还存在话语背后的权力之争。幸好有个能跨越新旧的王国维，让这批热衷新学（西学）而又眷恋旧学的学术精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其实，傅斯年虽然也对晚清的中国学术思想抱同情心理，但他从学生时期就已经不满足于章太炎一脉所代表的传统学术，他发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学术的诸多局限，包括重门户而轻学术，重团体而轻个性，不计时间、地点、条件而为百世之说，忽视学科分工喜作泛泛之论，好致用而轻学理，重名不重器，间架空洞千篇一面等。虽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西方学者“厚非东方文明”因而在当日“深愤其狂悖”，但回过头来却又不能不承认人家的“东方思想界病中之根本之说，昭信不诬”。这种对东方与西方的矛盾情感正是五四时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纠结的心态。傅斯年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评为他后来在史语所成立时喊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埋下了伏笔。
或许正是怀着建立“科学的东方学正统”的宏愿，傅斯年才负笈海外，并在致胡适的信中悔其少年所学：“自己在北京大学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学门，言之可叹。”出于这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失望，傅斯年到伦敦后选择了实验心理学和化学、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对于傅斯年选学社会心理学的原因，罗家伦回忆说：“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不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也就是说，即使傅斯年有志于史学，他也要从现代西方科学入手，不如是就无从建立中国的科学历史学。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其他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中得到印证。朱希祖在1921年8月10日为何炳松翻译的鲁滨孙的《新史学》所写的序中说，他在民国九年（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看到德国兰普雷切特（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其中就提到，“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这样看来，傅斯年到伦敦大学后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就不是偶然的了。即使他当时没有读过兰普雷切特的话，也一定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毫无疑问，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受兰克的影响最大。他的“反对疏通”，强调“史学只是史料学”，无疑是兰克史学在中国的翻版。据曾经师从傅斯年的邓广铭先生回忆，傅斯年回国之初，时常自称“中国的兰克学派”。被奉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的兰克，被许多史学家认为“不仅排斥哲学思考，而且排斥理论思考”，所关注的只是“对史料的批判检验”。在为《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写的序言中，他指出历史的任务不是“评判过去”，而“仅仅是描述真实发生的过去”。这种对史料的关注，又暗合了清代考据学传统，易于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傅斯年和其他最早接受兰克史学的中国学者，如同一时期留学德国的姚从吾等人所接受。所以我们从这一代具有国学功底和西学修养的中国史学家身上，看到了清代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巧妙结合。
三、科学救亡的五四精神
斑斓的时代氛围造就了傅斯年身上的多重色彩。他出身状元之家，却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领袖；他热衷于教育与学术，却经常卷入政治旋涡；他对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有痛切的感悟，却积极地投身于向西方学习的行列。傅斯年的短暂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北大学运领袖到台大校长；从留欧学生到史语所创办人；时而参与动员国军抗战，时而痛斥汉奸文人；既是炮轰政府权贵的“傅大炮”，又是斡旋于国共之间的参政特使；既不惧权威，敢在领袖面前跷二郎腿，又事母至孝，遇母亲发脾气就长跪不起。在对傅斯年的诸多评价中，当以胡适的盖棺论定最高也最为中肯：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纵观傅斯年一生，除了在国外的几年一心向学，拼命汲取现代科学文化之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拖着肥胖的身躯，雷厉风行地做事。动荡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奉行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之道，而傅斯年却能一直保持舍我其谁的学界领袖气概。细考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贯串其中的还是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救亡的使命感，所致力的目标是清明的政治、富强的国家和现代化的学术。
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五四一代中国青年学生要比他们的西方同侪更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晚清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屡受列强凌辱；堂堂华夏文明沦为西人眼中的劣等、野蛮之邦。作为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从老师那里接受的除了学术知识之外，还有忧患意识和拯救中国于危亡的殷切期望。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自豪感经受的任何伤害都要比其他团体更为敏感”。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一批人选择了政治救国：组党结社，上下鼓动；另一批人坚持学术救国，认为中国自晚清以来民智不开、国运衰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没能实现学术现代化。胡适在1926年7月出国讲学之前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还念念不忘科学救国：“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地去努力才行。……日本是很小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地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做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傅斯年等一批力图专心学术、远离政治的知识分子却发现，偌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强敌入侵，让他们的学术梦几近破灭。傅斯年心急如焚，曾在北京一次公开的集会上发出呼吁：“书生何以报国？”投笔从戎固然可以效匹夫之勇力，但以笔作枪，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投入御敌救亡，未尝不是书生救国的有效途径。傅氏在1932年协助胡适创办《独立评论》，并在上面发表政论文章，主张抗日，由原来的专注于学术，转向积极参与政治。
其实，“九一八”事变只是把这批书生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重新激发出来。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援引本尼迪克·安德森等人的“想象”理论去解构民族主义，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中国人，呼唤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民族自强精神。这种民族主义通常被解释为消极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并非来自内部的积极进取，而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和刺激；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多是以这种面目出现的。民国建立前后带着寻求救国良方而留学欧、美、日的几批学生，回到国内后，面对愚昧的国民和落后的学术，他们的诉求更为理性，将思想启蒙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作为头等大事。诚如罗志田对留美归国后的胡适的内心描述：“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在于其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巴黎和会上的屈辱不啻为一种“触动”，“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的日本侵略也是这样一种“触动”。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诉求上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救亡再次压倒了启蒙。
思考着“书生何以报国”的傅斯年并没有忘记自己学术领袖的责任。针对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文章，傅斯年组织了《东北史纲》的编写，并于1932年10月率先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民族学、语言学角度，结合旧籍中史地知识，“证明东北原本就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结还体现在他对编写历史教材的看法上。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中，明确阐述了“民族主义与历史教材”的关系：“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即外国史也可用‘借喻’的方法，启发民族意识，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地有益地启发民族思想。”他进而提出几条他认为可服务于上述目的的方法：
（1）说明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上的贡献；
（2）亲切地叙述历代与外夷奋斗之艰难；
（3）亲切地叙述国衰国亡时之耻辱与人民死亡；
（4）详述民族英雄之生平；
（5）详述兴隆时代之远略。
现代历史学者大都清楚，当史家要刻意强调和突显某种意识形态时，恐怕很难保证历史著述的公正、客观。傅斯年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多少背离了他追求科学史学的初衷。自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释，那就是当科学史的方法无补于傅斯年科学救亡的使命时，这些方法就只能让位于民族主义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余论
翻开傅斯年文集，我们会发现，傅斯年较为专心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从1926年回国到“九一八”事变这短短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学术著述构成了台北联经版七卷本《傅斯年全集》的前四册，其中还不包括因“九一八”事变“触动”而编写的《东北史纲》。傅斯年一生志业，正如其遗孀俞大彩在其全集序言中所说，是“为学术、教育鞠躬尽瘁”，对此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够怀疑。傅斯年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从年轻时就笃定不移。对于学术与教育机构的领导岗位，他只要身体允许，总是当仁不让；而对于政府官职，他不仅自己避之唯恐不远，也劝自己亦师亦友的胡适不要涉足其中。从北大学生到台大校长，他始终以书生自任。虽然拒绝进入官场，但既怀报国之志，就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因此我们看到傅斯年每到“危机”时刻，就从学问家变成了政论家。无论为学还是问政，傅斯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识见。作为学界领袖，他既继承了胡适“开风气”的历史使命，又进一步将自己的学术计划付诸实践，为史语所、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长期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作为历史学家，他兼具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才、学、识三长，在其所研究的每一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因此虽然他真正用于治学的时间并不多，也谈不上著作等身，却能跻身大师之列，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载王志刚、马亮宽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