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同盟国开始商讨构建战后国际新秩序问题。1945年4月21日，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飞抵美国，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随行人员有秘书章汉夫、翻译陈家康。董必武一行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封锁，在中共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参会期间的超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同盟国开始商讨构建战后国际新秩序问题。1945年4月21日，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飞抵美国，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随行人员有秘书章汉夫、翻译陈家康。董必武一行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封锁，在中共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参会期间的超党派态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宝贵品质。他积极推动会议决议的形成，表明了中共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切实的表率作用。

一

开展外交活动是一个政党对外展现自我形象的重要途径，是一个政党走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共很早就注意到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抗战时期，中共的外交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制约。鉴于此，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内部指示，指出“外交正是我们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并断言“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473-474页）。

这一指示发布半年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会晤并发布公告，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筹备成立联合国。该消息公布后，中共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但是，国民党极力反对中共参加会议，试图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事宜。3月9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并转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调代表团应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代表，国民党政府如不采纳这一意见，中共将对其“一手包办之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8页）。罗斯福收到电文后，很快函电蒋介石，指出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包括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团体的代表“不会产生任何不利”，表示支持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之意。迫于罗斯福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最终组成了一个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国民党、民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10人代表团。

不可否认，罗斯福的函电对蒋介石改变排斥中共代表的态度起到了直接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董必武得以参加中国代表团，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在抗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抗战，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有19个，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基于此，中共完全拥有派遣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资格。当时，中共在海外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广泛影响力，包括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关心中国政局者和英国工党的许多领袖在内的人士，对中共都极为重视。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夕，美联社高度关注董必武入选中国代表团一事，认为在与会各国正式代表282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只有16人，其中就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这从侧面再次印证了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的正当性，而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则开启了中共参与多边国际外交事务的先河，书写了中共外交史的新篇章。

二

董必武是政治信念坚定、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又是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前一种身份决定了他与国民党代表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后一种身份则决定了他有责任与国民党代表共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面对这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时，董必武深知他对外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职责是要维护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要为实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服务。因此，他暂时搁置与国民党代表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确保中国代表团以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出席会议，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945年4月15日，董必武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转机时，接受了香港《大公报》特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任务在于促进国际团结与和平，中国作为大国应该带头做到内部团结一致，“我以中国代表之资格，而非以中国共产党代表之资格出席旧金山会议。盖会议中所讨论之课题，为国际安全制度，而非任何一国之内部问题也”（《大公报》1945年4月17日）。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正式开幕。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多数时候由顾维钧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事务。据顾维钧回忆，董必武“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就商于我”。每当中国代表团内部开会提及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473-474页）。

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对立日益尖锐。中共坚决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极力维护一党独裁，两党争执不下，虽经多次谈判，但没有实质性进展。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就指出，中共要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1945年全国人民的总任务。蒋介石则于1945年1月1日发表元旦广播演讲，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但其本质是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此，董必武能够同国民党代表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互相合作，诚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超党派的态度，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才使得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团结合作成为可能。

三

和平与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倍加珍视和孜孜追求的目标。4月6日，董必武行前在民盟为其举办的赴美欢送茶会上发表讲话，阐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目的是向国际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精神，并“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新华日报》1945年4月12日）。抵达旧金山后，董必武全程参与会议，并以和平和民主精神为指引，对相关提案的通过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分工，董必武参加了会议第三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商议关于未来联合国机构及议事程序安排。他与各国代表共同制定成立安全理事会的提案，为这一联合国核心部门的体制和机制作了最初规划。他参与讨论了美国代表团提出并引发各国代表激烈争论的托管制度问题，商议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当时尚属殖民地的地区进行管理，以取代旧式帝国主义殖民地制度。董必武主张托管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被托管地区的自由与独立，维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诚如他所言，“争论中心为委托，商量大事不糊涂”。另外，他还与中国代表团一道讨论了有关国际法院、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代表团形成一致意见。这些意见大都被大会接受，并被纳入《联合国宪章》。

6月25日晚，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参与讨论的提案成为此后各国解决彼此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准则。次日上午，董必武代表中共，正式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中共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历史见证，表明中共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切实的表率作用。同时，董必武通过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更加认定了和平与民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坚定了打倒国民党独裁专制，实现全国和平与民主的信心。6月18日，他在旧金山写下“逆流原属寻常事，前进终为历史车。大势已趋民主制，吾华欲外孰能除”的诗句，恰是这种信念的反映。

联合国的成立是二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合国的成立具有首举之功，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与国民党代表合作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方针的具体表现。

【作者：裴广强；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