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飞虎队”（20）：走入历史的“飞虎队”

摘要：为了酬谢多留在中国两个星期的志愿队飞行员，陈纳德为他们安排了优先返回美国的机票，并且由尼尔与庞德两人护送怀孕的佩塔奇夫人福斯特于8月7日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返回迈阿密。至于地勤人员则可以选择支付一千两百元美金的费用搭乘客机，或者选择缓慢但便宜的船只作为回国的

书接上回，本期将继续讲述飞虎队在抗战期间的战史，也是“飞虎队”战斗战史系列的最后一篇。

为了酬谢多留在中国两个星期的志愿队飞行员，陈纳德为他们安排了优先返回美国的机票，并且由尼尔与庞德两人护送怀孕的佩塔奇夫人福斯特于8月7日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返回迈阿密。至于地勤人员则可以选择支付一千两百元美金的费用搭乘客机，或者选择缓慢但便宜的船只作为回国的途径。至于在1942年7月4日便选择离开中国的志愿队成员则得不到这种优惠，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人连制服都没有，进而成为了美军输送司令部拒绝服务的对象。这些陈纳德的子弟兵选择将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责任归罪给毕塞尔与布里列顿,然而实际上输送司令部不载运没有通行证的志愿队成员的政策，还是来自于陈纳德在4月份遭遇“兵变”期间的请求，而绝对不是第10航空队刻意找他们的麻烦。

大多数的志愿队人员最后于孟买搭乘一艘由意大利客轮改装而成的运输舰“玛丽波沙”号回国，他们每个人只要付150美元就可以睡在船舱内，付800美元则有私人套房可以使用，非常划算。除了载运了将近一百多名志愿队的空地勤人员外，还有大约70多名的中国飞行员也搭乘“玛丽波沙”号准备前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罗伯特·T.史密斯指出若是这艘船在航行途中遭到击沉的话，至少会有将近一半的“飞虎队”成员命丧大海。

最后他们于9月6日回到了纽约，不只发现自己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中央飞机制造厂所颁发给他们的薪水与奖金也都通通汇入了指定账户内。虽然并没有如毕塞尔所言，会有所谓志愿队成员一登陆就被抓去当步兵的情况发生，但是许多人仍基于不愿意再上战场的原因，而与美国各飞机生产公司签约担任新飞机的试飞员，或者加入民航公司服务，其中有20人加入了中国航空公司执行“驼峰航线”的空运任务。

然而，仍有不少出身于志愿队的飞行员持续在陈纳德的指挥下，于中国战场上不断创下辉煌的战绩。身为陈纳德忠实支持者的大卫·李·希尔不仅在后来升任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上校大队长，而且还于1943年11月26日率领来自第14航空队的八架P-51A“野马”战斗机、八架P-38G战斗机与12架B-25H轰炸机对日军的新竹海军航空基地发动攻击，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首次针对台湾的空袭行动，而他过去的“死党”瑞克特也于1944年10月份出任了第23战斗机大队长的职务，连续创下了美国海军航空队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转任陆军航空队战斗机大队指挥官的奇迹。

包括威廉·瑞德、乔治·麦米伦还有查尔斯·庞德等飞行员，后来也都先后返回中国战场服务，然而他们也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身为第74中队长的史基尔，于1943年驾驶F4A侦察机对台湾实施侦察任务返航时因遭遇意外而殉职。担任第449中队长的乔治·麦米伦中校则于1944年6月24日驾驶P-38战斗机于空战中战死。后来与徐华江一同出任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长的威廉·瑞德则于12月19日在四川省的梁山基地上空遭到日机击落身亡”。

除了留在中国或者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战斗的前志愿队人员外，罗伯特·T.史密斯、查尔斯·拜斯敦、阿维德·奥尔森、理查德·罗西等人也到印度参加了第1空中突击大队，在大队长菲利浦·寇克伦与副队长约翰·艾利森的指挥下执行了反攻缅甸的“星期四作战”。另外,在欧洲战场加人第354大队的詹姆士·霍华德以及在南太平洋指挥陆战队航空队第214“黑羊”中队的波英顿两人也因为表现英勇，后来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的表扬。在结束了中国战场的任务后，约翰·布莱特又参加了北非的战斗，并成为少数几位来自美国志愿队，但却拥有击落日本、德国与意大利飞机记录的空战英雄，就连在训练时不断摔飞机的柯南，也于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打下了三架日本飞机。

大约有十名志愿队的地勤人员在回到美国后，接受了飞行训练而转变为战斗机飞行员，其中志愿队的机工长艾德加·麦克罗于1943年取得飞行胸章后，加入美国海军第9战斗轰炸机中队，并驾驶F6F“地狱猫”战斗机而成为空战英雄，接受同样来自于志愿队的长官法兰克·劳洛尔指挥。搭载奥嘉·格林洛由腊戌开车逃往垒允的机工长亨利·奥尔森则加入第9航空队的第368战斗机大队，成为P-47“雷霆”战斗机的飞行员。而唐诺·罗德渥尔德则加入第23战斗机大队，驾驶P-51“野马”战斗机继续在陈纳德率领下作战。

直到德国与日本先后于1945年投降为止，在220名曾参加过美国志愿队的空地勤人员中，约有187名再度回到了美国陆军、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各单位服役，当中甚至还有一人参加了英国陆军，即使是剩下的那些投入民间企业的人，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同盟国的胜利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根据志愿队无线电通讯员罗伯特·M.史密斯的回忆，总共有三名志愿队的成员在战后成为了美国空军的将领，五人则以美国空军上校的官阶退役，另外还有23人成为民航机飞行员，也有一些人进入了商界甚至政界服务，其中亨利·奥尔森当选了明尼苏达州州议会的议员，查尔斯·欧德尔则在时任加州州长里根的指派下，出任洛杉矶最高法院法官长达20年的时间。这些成长于经济大恐慌时代、读了两年大学就参加美军、当时平均薪水一个月21块的年轻小伙子,由于都接受过美国陆军与海军严苛的体能与智力训练，所以要在职场上有优秀的表现本非难事。

他们当中最成功的，可能还是创立了飞虎航空公司的布里史考特，这家公司在刚成立时一度面临倒闭危机，不过到了后来却发展成了一家拥有40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甚至还在纽约华尔街出售自己的股票;总共有12名二战飞行员参加了飞虎航空公司，其中十人出身于美国志愿队。飞虎航空公司一直经营到1988年被联邦快递公司(FederalExpress）买下后才停止营运。

由志愿队老兵所组成的飞虎协会成立于1947年，并且于1952年首次举办年会活动，而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达禁止令以前，布里史考特都会要求飞虎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美国的不同城市，将这些志愿队退伍军人载往年会的举办地点团聚。成立这个协会的最大原因是要向美国军方争取对志愿队老兵贡献的承认，由于整个“特种航空部队”的幕后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外加美国志愿队在形式上是隶属于当时的中国空军，而非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大队，因此他们在1941年8月1日到1942年7月4日这段时间的服役经历，并不能为他们取得二战老兵的待遇与荣誉。就连1942年7月10日以第75战斗机中队飞行员身份战死的约翰·佩塔奇，虽然有资格获颁卓越飞行荣誉勋章，不过这项表扬也等了整整40年后才被正式交到他的女儿手中。

1988年，美国陆军第229航空团第8攻击营得到了飞虎协会的批准,开始使用“飞虎队”的名称作为自己部队的外号，这支装备AH-64D“阿帕奇”直升机的单位先后参加了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作战行动而成为了战功彪炳的英雄部队，每一年他们都会派遣代表参加志愿队老兵的年会。

到了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7月，五角大厦才终于宣布了美国志愿队的退伍军人享有美国二战老兵的待遇，并且由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颁发了象征荣誉的“总统部队褒扬令”(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给他们，接着每一位飞行员又于1996年获得美国空军所颁发的铜星勋章与卓越飞行荣誉勋章。对于自己当年在缅甸与中国的战斗经验，几乎所有的志愿队老人都认为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灿烂与光辉的回忆，也因此他们格外珍惜“飞虎队”的称号。当被问到是否后悔参加美国志愿队的这个问题时，罗伯特·T.史密斯的回答是:“只有当我被攻击的时候。”

根据美国志愿队的宣传以及中国政府所承认的数字，从1941年12月20日到1942年7月19日的这段时间，总共有299架日军飞机遭到驾驶P-40B或者P-40E的美国志愿队飞行员所击落。不过根据日军方面的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后，美国航空史学者评估志愿队所击落的日本飞机数量应该是115架，最多120架，最少115架。之所以认定日本陆军航空队的作战记录有效的原因，是在于日本人虽然在战果的夸大方面是比志愿队还要夸张许多，但是在记载自己部队的损失记录方面一般是比较合乎实情的，毕竟当一个飞行员于战场上战死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假装这个人不存在，而忽略掉他死亡的事实。在人员伤亡的比例方面，第3飞行集团、第5飞行集团与第1飞行团合计大概有400人战死在志愿队的枪口之下，当中还包括了4位战队长。

而志愿队在与日军的交战中总共有22人阵亡、被俘或者失踪，另外志愿队所接收使用的120架P-4OB与P-40E等各型战斗机中，则有86架因为战斗、意外甚至是遭到抛弃而折损，所以若从人员的比例来看，每阵亡一位志愿队飞行员就要战死28名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人员。日军之所以会有如此高伤亡率的原因，在于每架“九七式”轻爆击机上就有两人，每架“九七式”重爆击机则有六人，而且又多数是在同盟国控制区的上空进行战斗，所以只要有一架轰炸机遭到击落就会给日本陆军航空队带来非常严重的代价。更重要的则是许多日本飞行员基于“武士道”精神而不愿意携带降落伞上机，因此在志愿队的凌厉打击下生还的机率更是偏低。

尽管夸大了自己的战果，从而促使国民政府可能多付许多奖金给这些“飞虎队”的空战英雄，不过实际上中国对这支部队所付出的投资并不昂贵。为飞机所提供的后勤服务费用仅花了580万美金，支付美国志愿队的空地勤人员薪水的费用为300万美金，至于颁发的奖金总和也只有75000美金。另外为了从国民政府手中接收那剩余的十架P-40B战斗机，美国政府还支付了350万美元给中国,事实上当年国民政府连飞机带设备也只花了930万美元购买这一百架的“战斧”战斗机,而且这930万美元还是来自于美国所提供给中国政府的贷款。至于P-40E则是在《租借法案》的制度下一毛不花就取得了，也难怪宋子文会告诉陈纳德，美国志愿队是国民政府所做过的“最好投资”。

志愿队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击落了多少数目的敌机或者采用了多么卓越的战术，毕竞当时陈纳德的警报网系统在志愿队主要作战的缅甸地区并没有建立，而他所提倡的“双机编队”战术也没有真正为志愿队的飞行员所大量采用，所以福特判断他们的真正价值，应该是在全世界最需要英雄的时候，填补了这个英雄的角色。

事实上早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军便已经评估自己是不可能在物质与科技上与身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美国相提并论的，而他们唯一能够战胜的方法就是仰赖勇气这个精神因素。然而当日本陆军航空队开始于缅甸实施作战时，他们却遭遇到了一批同样具备“勇士精神”的美国对手，并一度于空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士气上带给了这群没有遭遇过敌手的日本人空前的挫败，并让同盟国，尤其是中国军民再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或许这才是克队存在的真正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