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谱系中，“春秋大义”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第一部系统记载春秋历史的典籍，《春秋》以“微言大义”著称，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辨明是非、定夺取舍的重要准则。东汉名将关公熟读《左氏春秋传》，并以毕生实践将春秋义理
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谱系中，“春秋大义”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第一部系统记载春秋历史的典籍，《春秋》以“微言大义”著称，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辨明是非、定夺取舍的重要准则。东汉名将关公熟读《左氏春秋传》，并以毕生实践将春秋义理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人格范式，使“义”的精神超越时代与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崇的普世价值标杆。
一、春秋大义的践行者：从典籍到人格的精神转化
《春秋》的核心精神在于通过历史叙事确立道德评判标准，其“一字褒贬”的笔法，实质是对忠义、诚信、责任等价值的推崇。钱穆先生指出，汉唐时期《春秋》的地位高于《论语》，因其承载着“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的治世功能。关公对《春秋》的研习，并非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将书中的义理内化为行为准则。年遐龄在《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中评价：“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这种“知行合一”的特质，使关公成为春秋大义的活态载体。
关公的一生，是春秋义理的立体化呈现。他追随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践行《春秋》“尊王攘夷”的家国责任；面对曹操的厚禄高官，坚守“降汉不降曹”的道义底线，诠释“义不背恩”的诚信原则；“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等举动，更是将“恩怨分明”“以德报德”的春秋精神融入具体抉择。张鹏翮称其“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正是看到了关公人格与典籍精神的深度契合——他不仅是史书的读者，更是义理的执行者。
二、“义绝”形象的塑造：从历史人物到道德符号
关公的“义”，在《三国演义》中被提炼为“义绝”特质，成为超越军事才能的核心标识。毛宗岗评其“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将其行为概括为“儒雅”“英灵”“磊落”“严正”的集合体。这种形象的形成，源于关公对春秋义理的多元实践：对刘备的“忠”，是“臣事君以忠”的典范；对曹操的“义释”，是“恩怨相报”的道义坚守；对嫂夫人的“礼待”，是“义不忘亲”的伦理彰显。这些实践使“义”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具体行为转化为可效仿的道德模板。
关公信仰的普世性，正源于“义”的包容性。无论是儒家推崇的“君臣大义”，还是民间信奉的“兄弟情义”，亦或商帮坚守的“诚信交易”，皆可在关公事迹中找到对应。他既被官方奉为“武圣人”，又被民间尊为“关老爷”，这种跨阶层的认同，本质是不同群体对“义”的共同需求——统治者借其“忠”凝聚民心，百姓借其“义”规范言行，商人借其“信”保障交易。当“义”成为联结不同群体的精神纽带，关公便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承载集体价值的文化符号。
三、垂范后世的道德标杆：从个体实践到群体认同
关公精神对后世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忠臣良将的人格塑造。唐代虞世南以“利不动，色不悦。威不屈，害不折”的赞词，概括其超越功利的道义坚守；北宋狄青受范仲淹点拨研读《春秋》，以关公为榜样成为“懂兵法、知忠义”的名将，出征时祭拜关公以明志；南宋岳飞“以关公为楷模”，立志“与关公、张飞辈功烈相仿佛”，其“精忠报国”的信念，正是春秋大义与关公精神的延续。这些案例表明，关公已成为激励后世士人“上马能战、下马能守”的精神图腾。
清代名臣张鹏翮的实践，更展现了关公精神在官场伦理中的渗透。他在府邸供奉关公像，以“关圣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拒绝请托，将关公视为“慎独”的监督者。这种做法看似带有宗教色彩，实则是将春秋义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约束——当道德规范具象为可感知的人格形象，便具有了超越文字说教的感染力。正如张鹏翮在出使蒙古时所见，即便在偏远地区，关帝庙的存在也意味着“忠义”精神的传播，足见关公影响已突破地域限制，成为跨民族的道德共识。
四、普世价值的形成：从文化认同到精神共同体
关公精神的普世性，最终体现为其对“义”的阐释覆盖了人伦的各个层面。南怀瑾在《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序言中指出，关公的“忠义”不仅适用于君臣，更可延伸至朋友、社会乃至国际交往，成为“人伦纲常”的通用准则。这种延伸性，使关公信仰随华人迁徙遍布全球——从东南亚的华人会馆到欧美的唐人街，关帝庙的香火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于右任“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的楹联，精准概括了关公精神的凝聚作用：它以“义”为核心，将不同背景的华人纳入共同的价值体系。
从历史维度看，关公精神的普世性源于其对“义”的去语境化处理。无论是“忠”“信”“礼”“勇”，皆被剥离具体时代背景，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当“义”超越了特定历史情境，便成为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正如关公在曹营“封金挂印”的行为，既可解读为对旧主的忠诚，也可抽象为对承诺的坚守，这种多义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皆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关公的伟大，在于他将典籍中的抽象义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命实践，使“春秋大义”不再是高阁中的理论，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指南。关公用一生的践行，让“义”的精神具象为一个手持青龙偃月刀、夜读春秋的儒将形象，成为跨越千年的道德坐标。当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关公身上找到精神共鸣，便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普世价值的形成——它扎根于历史，却光照于未来，成为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精神礼物。
来源：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