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雨细密地落在田头，阮家老院子的檐水一刻不停地滴答。门口那盆四季桂被雨点打得东倒西歪，我弯腰扶了一下，手上沾了泥巴，顺手抹在了裤子上。这时候老胡家那条大黄狗冲我吠了两声，原来是大嫂提着菜篮子回来了。
春雨细密地落在田头，阮家老院子的檐水一刻不停地滴答。门口那盆四季桂被雨点打得东倒西歪，我弯腰扶了一下，手上沾了泥巴，顺手抹在了裤子上。这时候老胡家那条大黄狗冲我吠了两声，原来是大嫂提着菜篮子回来了。
“你侄子要来了，回来住一阵。”大嫂站在雨檐下，把菜篮放在地上，随手掸了掸外套上的雨珠。
“哪个侄子？”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家族大，侄子侄女一抓一把，更别说那些表亲了。
“就阿明啊，你二哥家的！”她瞥了我一眼，好像觉得我这个做叔叔的太不上心，“学校退学了，回来了。”
阮明是我二哥的独生子，十里八乡有名的读书种子，当年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物理系。全村人都等着看他出人头地，二哥二嫂脸上的褶子都笑深了几分。
“退学？”我愣住了，“咋回事啊？打架斗殴了？还是挂科了？”
“谁知道呢，二哥电话里没说清楚。”大嫂端起菜盆往厨房走，“反正不是什么光彩事。”
下午三点，阮明拖着个皱巴巴的行李包回来了。个子还是那么高，但比起三年前去上大学时，瘦了一大圈，脸色也黑了，像是经历过一场大病。二哥跟在后面，一言不发，眼神飘忽不定，这可不像他一贯的样子。
吃晚饭时，饭桌上安静得出奇。二哥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在阮明碗里，阮明只是摇摇头，没动筷子。
“怎么，学校里吃惯了好东西，看不上家里这些粗茶淡饭了？”二嫂开口了，声音里有刻意的轻松，但谁都听得出那股子酸味。
“妈，不是…”阮明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院子外一声摩托车的噪音盖过去了。
“行了，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吃饭。”我赶紧打圆场，夹了块豆腐放进他碗里，“吃完了再说。”
饭后，阮明主动去洗碗。水龙头拧得很紧，水柱打在搪瓷盆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侄子的背影，突然觉得陌生。
“咋回事啊？”我掏出烟，递给二哥一支。
二哥接过烟，摇摇头，没点。他把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看着院子里那株去年冬天冻坏了的石榴树。半晌，他才开口：“精神出问题了。”
原来阮明大二下学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社交恐惧和抑郁症状。一开始只是上课坐不住，后来发展到根本不敢出宿舍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找他谈过几次，但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一次发作，他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三天不出门，是舍友报警才把门撬开的。
“医生说是过度学习压力和社会适应障碍什么的…”二哥嘟囔着，像是在背一段他自己都不懂的文字，“反正是，大学那环境他待不了了。”
那天晚上，我和大哥、二哥三兄弟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坐到很晚。二哥终于点燃了那支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烟，但只抽了一口就掐灭了，好像连这点安慰都不该享受。屋里的灯不知什么时候灭了，阮明房间的窗户透出微弱的蓝光，大概是在玩手机。
“让他回归一下，在家调养调养也好。”我们大哥是镇上的兽医，算是见多识广，“年轻人嘛，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唉，我这辈子就盼他一个出息，现在…”二哥声音哽咽，没说完。
我清了清嗓子：“要不，先在家帮着干活吧。农活简单，还能晒晒太阳，对心情也好。”
第二天起，阮明就跟着我去了地里。我家有十几亩责任田，主要种水稻和蔬菜。刚开始阮明连锄头都拿不稳，割个韭菜都歪七扭八的。但他很认真，从不抱怨，只是话少得可怜。
有时候，田间休息，其他村民会好奇地打量他，小声议论：“那不是阮家的大学生吗？怎么回来种地了？”“听说是学傻了，脑子不好使了。”
我看到阮明的肩膀会微微一缩，但他从不辩解，只是把草帽往下拉了拉，挡住了大半张脸。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夏收季节，地里的活更重了。阮明的手上长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晒得黝黑，看上去比刚回来时结实多了。他还是不怎么说话，但眼睛里那种空洞的神色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的专注。
有天下午，我们忙完农活回家，路过村小学。操场上的小孩子正在上体育课，老师带着他们做广播体操，动作整齐又散漫，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还在队伍后面做鬼脸。
阮明停下了脚步，站在学校围墙外，看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一丝微笑。
隔天，他问我：“叔，听说村小学缺老师？”
“是啊，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年轻人都往外跑，谁来当老师啊？”我把农具扛在肩上，随口答道，“现在只剩下赵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呢。”
“我…”阮明欲言又止，但最终没说什么。
第二周，我下地时发现阮明不见了。回家一问，二嫂说他一大早就出门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到处找。结果在村小学后面的小树林里找到了他。他正蹲在地上，围着一群小学生，手里拿着一个自制的小风车，正在给孩子们讲解风力发电的原理。
孩子们围着他，眼睛闪闪发亮，时不时发出惊叹声。他的表情生动而自然，完全不像在家里那个沉默寡言的样子。
“这是从风能转化为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的过程…”他边说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简单的示意图。孩子们虽然听不太懂，但被他的热情感染，都专注地盯着地上的图案。
那天晚上，阮明主动跟二哥说起了这事。二哥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担忧：“你那大学不是还能回去复学吗？咱们再等等…”
“爸，我不想回去了。”阮明难得地说了一段完整的话，“我在那边…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那么优秀，每天都在拼命往前冲。我知道你们指望我出人头地，但我真的…”
二哥没让他说完，摆摆手走开了。
从那以后，阮明每天上午还是跟我下地，下午就去村小学，名义上是帮赵老师义务代课。他教孩子们简单的物理现象，用树叶、小石子和泥巴做教具，还带着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小型的太阳能风力发电模型。
村里人开始有了新话题：“阮家那个傻大学生，教起书来倒是有模有样的。”“那些科学玩意儿，孩子们可喜欢了。”
转眼秋天到了，我家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自打阮明有了这个”代课老师”的活儿，他整个人都变了。话多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甚至有时候会跟二哥讨论村里的农业技术改进。
有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剪柿子，忽然听到一阵汽车喇叭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村口，下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人。
“那是县长的车！”隔壁的李婶惊呼道，“来咱们村干啥？”
没想到，县长一行人直奔我们家来了。为首的中年人西装笔挺，一脸和善，身后跟着几个拿着文件夹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我认识——是镇上中学的杨校长。
“请问，阮明同学在家吗？”县长彬彬有礼地问道。
二哥二嫂愣在那里，一时反应不过来，连忙请客人进屋。村里人早就围过来了，窗户外挤满了好奇的脸。
阮明从学校回来，看到这阵仗，也吓了一跳。
县长笑着站起来，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阮同学，久仰大名啊！”
原来，村小学的赵老师把阮明这几个月的”代课”情况写成了一份教学经验报告，递交到了县教育局。报告中详细描述了阮明如何用最简单的材料，让农村孩子理解复杂的物理概念，以及他独特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这份报告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他们暗访了几次，发现村里孩子的科学兴趣确实被激发了，而且有几个孩子在最近的县里科技小发明比赛中还获了奖。
“阮同学，我们县里正在推广农村素质教育改革，急需像你这样既懂专业知识，又了解农村孩子学习特点的老师。”县长诚恳地说，“我们想邀请你回到教育系统，先在镇中学任教，怎么样？”
屋子里一片寂静。二哥的眼圈红了，二嫂手里的茶杯都拿不稳了，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我…”阮明低下头，声音有些发抖，“可我没有教师资格证，而且我大学也没毕业…”
“这个不是问题。”杨校长接过话头，“县里可以为你安排特岗教师考试，你的实际教学能力已经得到了认可。至于学历，可以通过自考或者函授继续完成学业。”
县长站起身，环顾我们家简陋的客厅，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已经褪色的全家福上——那是阮明高考前全家人一起照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
“有时候，人生的道路并不是直线。”县长意味深长地说，“阮同学，你在大学遇到的困难，反而让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天赋。我们不需要千篇一律的精英，而是需要能扎根基层、懂得孩子需要什么的好老师。”
那天晚上，村里人议论纷纷。“阮家那个’傻大学生’，原来是个教书的料啊！”“县长亲自来请，这脸面可真大！”
阮明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仰头看着满天繁星。我走过去，递给他一颗刚摘的柿子。
“想好了吗？”我问。
“嗯。”他点点头，轻声说，“我想试试。”
“怕吗？”
“怕。”他诚实地回答，手指轻轻摩挲着那颗橙红色的柿子，“但比在大学里好多了。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随时会被揭穿。但在村小学，面对那些孩子，我感觉…我是有用的。”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远处传来邻居家收音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播着一首老歌。大嫂在厨房洗碗的声音，二哥和大哥在前院下象棋的动静，还有夜风拂过稻田的沙沙声，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安心。
第二天一早，阮明跟我下地时，主动提起了昨天的事。
“叔，你说我这样做，算不算是…放弃了？”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停下锄头，直起腰来，望着远处起伏的田垄和村庄的轮廓。
“这片土地，年年种水稻，偶尔也要改种点别的。”我指着自家的田，“去年那块地连年歉收，我改种了玉米，今年反倒丰收了。”
阮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三个月后，阮明正式成为镇中学的见习物理老师。他的课堂总是充满笑声和探索精神，学生们亲切地叫他”阮老师”。他还在周末回村小学做义务科普活动，带着孩子们制作风力发电机模型、测量稻田水质、观察昆虫生长。
二哥的腰杆也挺直了，在村里人面前提起儿子时，眼睛里又有了那种骄傲的光芒：“我儿子啊，现在是老师了！县长亲自点的名！”
有时候下地干活，我会路过镇中学，远远地看见阮明在操场上带着学生做实验。他蹲在一群孩子中间，指着天上的云朵或地上的小草，神情专注而快乐。那一刻，我知道，这个侄子没有迷路，他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村庄还是那个村庄，但有些事情，确实不一样了。就像院子里那棵去年冻坏的石榴树，今年竟然抽出了新枝，开出了最红最艳的花。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