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陈，你说大哥给一千六，姑姐给三千六，咱回礼该怎么分？＂我把那本老式的红塑料皮账本摊在餐桌上，手指点着那两行工整的数字。

送礼何须数钱财 亲情岂能用钱量

＂老陈，你说大哥给一千六，姑姐给三千六，咱回礼该怎么分？＂我把那本老式的红塑料皮账本摊在餐桌上，手指点着那两行工整的数字。

老陈放下搪瓷碗里的咸菜，筷子撂在碗沿，眉头紧锁起来：＂那还用说？姑姐给的多，自然回礼要重些，这人情世故谁不懂？＂

初春的阳光穿过薄纱窗帘斜射进屋内，照在我们乔迁新居的水泥墙上，墙角还残留着未干的泥灰痕迹。

房间里堆满了尚未拆封的纸箱，空气中弥漫着新墙的石灰味和刚铺好的塑料地板散发出的化学气息。

九十年代末的县城，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座小城，房价虽不比大城市高，但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买下这套六十平的两室一厅也算是拼尽全力，掏空了积蓄，还向单位借了一部分。

老陈是县棉纺厂的机修工，每天满身机油地忙碌，一双手里的老茧磨得发亮。

我在百货公司做营业员，每天站柜台八小时，腿脚发肿是常事。

两份微薄的工资，省吃俭用，加上单位的住房补贴，这才勉强凑够了首付款。

若不是亲戚们乔迁之喜的添砖加瓦，恐怕我们还要在筒子楼里挤上几年。

搬家那天是周末，晴空万里，大哥天不亮就从乡下赶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提着几斤黄澄澄的苹果和几尺红布，来得最早。

他把那个折得方方正正的红包塞到我手里，说：＂妹子，哥没啥本事，这点钱不算多，买点米买点油的，你别嫌少。＂

我慌忙推辞，大哥却执意把红包塞进我的围裙口袋：＂哥说话算话，当年答应爹临终前照顾你，如今你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哥心里也踏实了。＂

等人走后，我才打开红包，里面整整齐齐摞着1688元钱，大多是皱巴巴的票子，看得出是一张张攒下来的。

晚上姑姐一家从城里开着单位的桑塔纳赶来，气派许多。

姑姐退休前是县医院的护士长，姑父在粮食局当科长，在我们县城算是体面人家了。

姑姐进门就嫌弃我们的新房：＂这墙怎么还没刷白？地砖也没铺？厨房灶台这么简陋，将就谁呢？＂

姑姐说归说，还是把一个厚厚的红包塞给了我，里面是3688元，一沓崭新的票子，用回形针整齐地别着。

当时忙着招待客人，我只顾着把这些礼金记在账本上，心里盘算着日后怎么回礼，如今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回礼的事便提上了日程。

＂算得这么清楚，跟菜市场买白菜似的。＂我合上账本，不满地嘟囚着嘴，＂凭啥姑姐给多就回多？大哥家境窘迫，守着几亩薄田，三个孩子上学，日子紧得跟弹簧似的，他能掏出这些钱就已经不容易了。＂

五月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从窗外钻进来，我翻着挂历，算着清明返乡的日子，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天底下哪有这样算账的？＂老陈一拍桌子，茶杯里的水都跳了起来，＂人家给了三千六，你回礼就得跟人家差不多，少了人家面子往哪放？大哥给少，咱就送少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老陈说着，掸了掸裤腿上不存在的灰尘，表情认真得像是在给机器校准零件，＂咱们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人来人往，谁不知道谁啊？要是传出去我们厚此薄彼，以后还怎么见人？＂

这话戳中了我的软肋。

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浓厚的小县城，送礼讲究个＂来得来去＂，谁给多少，回礼就得对等，甚至更多一些，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总觉得对大哥不公平。

清明时节雨纷纷，返乡那天果然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和老陈坐着长途客车回到老家，汽车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颠簸，车窗外的油菜花在雨中摇曳，金黄一片，与灰蒙蒙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

村口的老槐树抽出了新芽，枝条在春雨中显得更加婆娑。

我们带着精心准备的礼品，先去了大哥家。

大哥家的矮瓦房在村东头，院子外栽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树下放着几个木墩和一张粗糙的石桌，那是夏天乘凉的好去处。

院子里的银杏树抽出了嫩芽，青翠的叶子在雨中闪着光。

大嫂正蹲在水泥台子上洗衣服，一木盆的水，一块黄肥皂，搓板声有节奏地敲打着，像是一首乡村的劳动小调。

见我们进院，大嫂连忙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擦干手迎上来：＂哟，妹子来了，带着姐夫一起回来了啊，快进屋，地上泥泞，小心别滑着。＂

她手上的青筋明显，指甲剪得很短，皮肤粗糙得像树皮。

大哥听见动静从里屋出来，一见是我们，脸上立刻堆满笑容，眼角的皱纹却比去年又深了几分，像是地里的沟垄。

＂来就来呗，还带这么些东西，见外了不是？＂大哥接过我手里的礼品袋，嘴上嫌弃，却小心翼翼地放在八仙桌上。

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但陈设简单得让人心疼。

土炕上铺着打了补丁的花被面，墙角的木柜上摆着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机，天线上缠着锡纸，用来增强信号。

大侄子的复习资料堆满了靠墙的小桌，二侄子的课本摞在窗台上，一支钢笔插在墨水瓶里，墨迹晕染开来。

蓝色塑料布裹着的课本封面都已经卷边，可见使用年限之久。

灶房里，大嫂烧起了柴火，锅里煮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玉米粥，散发出淡淡的香甜气息。

大哥搓着粗糙的手掌，指缝里的黑泥怎么也洗不净，那是常年耕种留下的痕迹。

他笑容里透着疲惫：＂今年大侄子要高考了，整天泡在学校，连饭都顾不上回来吃；二侄子中考，也忙得很；小妹刚上初中，学习倒是挺认真。三个孩子都在用功，就是家里的开支大了些。＂

大哥说这话时目光闪烁，我知道他在强撑，硬是把苦难说成是家常便饭。

我假装整理礼品，偷瞄大嫂晾在屋里的衣服，一件件都洗得发白却干净，看得出是反复缝补过的。

褪色的袖口缝着细密的针脚，线头的颜色与衣服不同，显然是东拼西凑的。

桌上放着一摞纸，边角都已经磨毛了，我凑近一看，是一叠借条，上面的字迹深浅不一，有的甚至已经模糊，但数字却清晰可见。

大哥看我注意到，忙收进抽屉，却被我瞥见了上面的数字——一万多元的借款。

这在九十年代末的农村，几乎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哥，你这是......＂我欲言又止。

大哥摆摆手，眼神飘向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别提了，孩子上学要钱，家里盖房子要钱，去年老娘生病也花了不少，都是东挪西借的，慢慢还吧。＂

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无奈中带着一丝沧桑。

晚饭简单得可怜，一盘炒青菜，一碗玉米面馒头，一盘腌咸菜，还有一碗稀稀的玉米粥。

大哥给我们各夹了一块咸蛋黄，那是他们家待客的＂硬菜＂了。

＂多吃点，别嫌粗茶淡饭的。＂大哥盛饭的手腕在灯光下一晃，我看见他手腕内侧有几个小小的针眼，微微发青，隐约明白了什么，心里咯噔一下。

饭后，大嫂拿出一本发黄的相册，翻开给我看：＂看，这是你小时候，大哥背你去赶集的照片，那时候你才五岁，爹娘刚走，你整天哭鼻子，只有大哥背你才不哭。＂

相片上，年轻的大哥背着扎着羊角辫的我，笑得灿烂。

那时的大哥脸上还没有沟壑，眼中满是对未来的希望。

再看现在的大哥，白发爬上了两鬓，脊背也不再挺拔，岁月和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腰。

第二天去姑姐家，天气放晴，阳光明媚。

姑姐家在县城西边的教师新村，两层小楼，墙面刚刚粉刷过，泛着浅黄色的光泽。

红漆的大门上贴着喜气的春联，门前种着几株月季，枝条上已经冒出了新芽。

姑姐热情地招待我们，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

她穿着整洁的家居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姑父退休在家，坐在藤椅上逗弄着一只花猫，猫儿在他脚边撒娇地打着呼噜。

屋里暖意融融，电视机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生机盎然。

＂来，尝尝姑姐做的糖醋排骨，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姑姐端出一盘红亮亮的排骨，香气四溢。

餐桌上还有红烧鲤鱼、清蒸鸡、炖猪蹄、四季豆炒肉丝......一桌子的硬菜，比起大哥家的粗茶淡饭，简直是天壤之别。

吃饭时，姑姐的手机响了，号称＂大哥大＂的摩托罗拉手机在当时可是身份的象征。

她接完电话，眼睛微微发红，捏着手帕擦了擦。

姑父用眼神示意她没事，然后解释道：＂你姑姐又捐钱给山区的留守儿童了，这都第三次了。每次一听到那些孩子的故事，她就红眼睛。＂

我吃惊地看着姑姐，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这有什么，咱们日子过得去就行，那些孩子太苦了，冬天连棉衣都没有。我每月省点零花钱，积少成多也能帮上忙。＂

姑姐说着，给我和老陈各夹了一块鱼肉，动作熟练地剔除了鱼刺。

＂这孩子从小就心软，看见可怜人就掏钱，退休金没剩多少。＂姑父笑着摇头，眼里却满是疼爱。

饭后帮姑姐收拾厨房，我才发现桌上的饭菜虽然丰盛，但姑姐的衣服却穿了好几年，袖口都磨得发亮。

卫生间的洗手液被兑了水，瓶子压得瘪瘪的，挤出最后一滴；厨房的洗洁精也是半瓶加水，节省着用。

我注意到姑姐家的冰箱上贴着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月的支出，最下面一项标着＂留守儿童捐款——800元＂，金额占了退休金的三分之一还多。

姑姐家看似宽裕，却处处透着节俭，那些省下来的钱都流向了需要帮助的人。

临走时，老陈去卫生间，无意中听见姑父对姑姐说：＂你这么大岁数还去献血，医生都说你贫血，何必呢？身子骨要紧啊！＂

姑姐轻声回答：＂侄女新房子不容易，我那点退休金不够，献点血有补贴，能帮就帮一把。再说了，献血还能救人，一举两得的事情，有啥不好？＂

回家路上，老陈沉默不语，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油菜花田连成一片金黄。

黄昏的阳光斜照在老陈的脸上，勾勒出他紧锁的眉头和抿紧的嘴角。

到家已是深夜，我们坐在新房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稀疏的灯火，各怀心事。

＂我今天去县医院开药，＂老陈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哽咽，＂在走廊上遇见大哥的同学，现在是医院的护工。他跟我说......说大哥为了给我们乔迁礼金，去年冬天卖了两次血。＂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想起大哥手腕上的针眼，心如刀绞。

原来那一千六百八十八元，是大哥用血换来的，难怪那些纸币有些皱巴巴的，大概是在医院的角落里一张张数出来的吧。

再想姑姐的三千六百八十八元，也是她省吃俭用、甚至不顾身体献血攒下的血汗钱。

那晚，我和老陈坐在新房的阳台上，月光如水，洒在水泥地面上，照着那个红皮账本。

账本摊在我们面前，那些数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浸透了亲情的烙印。

＂咱们真糊涂，＂老陈叹气道，手里捏着那根已经捏瘪了的烟，却迟迟不点，＂差点在亲情面前算计起来。你看看咱这俩人，眼里只有钱，却忘了亲情本身的重量。＂

夜风吹过，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似乎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刺痛了心脏。

第二天一早，我翻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大哥年轻时背着我上学的照片，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却笑得灿烂；姑姐教我绣花的旧影，她耐心地握着我的小手，一针一线地教我穿引。

那些年，大哥省下煤油灯的油钱给我买课本；姑姐攒下鸡蛋钱给我做新衣服；大嫂半夜起来给我熬姜汤退烧；姑父背着我去十里外的集市买药。

那些日子，谁记得谁给了多少糖，谁送了几颗糖？亲情岂能用钱来衡量？

＂想通了？＂老陈看我发呆，轻声问道。

我点点头，合上相册：＂咱们给大哥和姑姐家准备一样的回礼吧，不分厚薄。＂

清明过后，我们认真准备了两份一模一样的回礼。

给大哥家的是一套保暖内衣和几袋优质大米，还有一双适合在地里干活的胶鞋；给姑姐家的也是同样的东西，外加两个保温杯。

礼物不贵重，但都是实用的，我知道他们会喜欢。

包装时，我在每个礼盒里都放了一张贺卡，上面细细密密地写着过去的回忆和感谢的话语，最后写道：＂亲情无价，你们的心意我们都懂。＂

老陈在一旁看着，眼角有些湿润，他拍拍我的肩膀：＂写得好，这才是亲情该有的样子。＂

周末，我和老陈亲自把礼物送到大哥和姑姐家。

大哥收到礼物，红着眼眶说不出话来；姑姐看到一模一样的礼物，悄悄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回程的车上，老陈难得地感慨：＂你说咱们这些人，活这么大岁数，怎么连亲情都要斤斤计较、算计来算计去的？那些数字能比得上一家人的情分吗？＂

初夏的风透过车窗吹进来，带着槐花的清香。

路过县广播站时，喇叭里正播放着《舍得》这首老歌：＂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我想起奶奶生前常说的话——＂亲情不是过日子的算盘，捏得越紧，反而越空。＂

老陈握住我的手：＂以后咱家有了孩子，可得教他明白这个道理。人这辈子，钱财都是身外物，只有亲情才是过日子的底气。＂

我点点头，轻轻合上那本红皮账本，心中释然。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们差点忘了最珍贵的东西，原来根本无法用数字衡量。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路边的槐花上，细碎的光影斑驳陆离，像极了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生活。

有苦有甜，有得有失，但只要心中装着亲情这盏灯，再长的路也不会迷失方向。

我靠在老陈肩上，望着天边的晚霞，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账本上的数字已经模糊，但亲情的温度却愈发清晰。

当生活的天平两端放上金钱与亲情，答案早已不言而喻。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