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书籍的世界里，设计不仅是美学的呈现，更是文化的载体与阅读体验的塑造者。南京，这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城市，孕育出一批在书籍设计领域熠熠生辉的创作者，屡屡在“最美的书”评选中摘得桂冠，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
在书籍的世界里，设计不仅是美学的呈现，更是文化的载体与阅读体验的塑造者。南京，这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城市，孕育出一批在书籍设计领域熠熠生辉的创作者，屡屡在“最美的书”评选中摘得桂冠，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
著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以30余年的深耕、2300余种图书的设计实践，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大众的桥梁。在访谈中，他从南京书籍设计的传承土壤出发，深入探讨书籍设计的核心素养。在他看来，书籍设计不应囿于风格的桎梏，更应回归阅读本质，在艺术表达与大众需求间寻找平衡点。
朱赢椿：做有温度的书
著名设计师、南京师范大学自然艺术研究院院长，从事设计行业30多年，设计图书近2300种，设计和策划的图书曾多次获得国内外设计大奖，并数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和“世界最美的书”称号。
Q
很多“最美的书”书籍设计者出自南京，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朱赢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的书籍设计领域便积淀深厚。许多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已在国内崭露头角。而且这里还有“传帮带”的传统一脉相承——老一辈设计师悉心指导中年骨干，中年设计师又将经验相授于青年才俊，这种代代延续的传承与探索，构筑起稳固的人才培养体系。
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艺术生态丰富多元，美术、书法、戏曲、文学等领域名家辈出。在文学创作方面，南京更是成绩斐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奖项屡有斩获，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些精品佳作需要优质设计加持。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行业基础与完善的传承体系，共同造就了南京书籍设计蓬勃发展的优质生态。
Q
南京的设计师之间如何联系交流？
朱赢椿：设计师之间也有交流，当然也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竞争，因为每年评选大家都变成竞争对手了，因为“最美的书”是有限的。但这很有意思，我们既是同行，也有竞争，当然这是一种促进大家去探索的良性竞争。
我觉得，这种竞争也是推动行业进步的良性力量。如果没有它，大家或许会渐渐松懈，不再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打磨技艺、探索创新。正因为有激励，设计师都很看重书籍设计的能力以及成果。参加评选，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需要日常花费大量时间。任何评选都是竞争，大家既能看到同行的新突破，也能重新审视自身的创作方向。说到底，这更像是一场友好的切磋，让我们在竞争中共同成长。
Q
您出了许多自己作为作者的书，现在还会承接其他作者的设计业务吗？
朱赢椿：我们现在自己选择。我自己本身是个创作型的设计师，所以很多精力放在自己的书上。至于外面的项目，我会综合考量书籍的定位与特质。有些书籍受限于成本与受众定位，很难采用“最美的书”设计的工艺与材料。
参加评选的书籍往往追求独特设计语言与精湛工艺，而大众书籍则需控制成本，满足普通读者的消费能力。我认为，设计不应仅为奖项而生，更应该为了读者。每年我们都会承接相当数量的大众类书籍设计，尽管这些作品不参与评奖，却承载着传播知识与文化的重要使命。我也一直在寻找平衡点，像《平如美棠》《不裁》等作品，定价不是很贵，但是它们兼具设计巧思与思想内涵，被市场与读者认可。
《平如美棠》
Q
一名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朱赢椿：首先，要具备深度把握和解读书稿的能力。有不少设计师在设计时望文生义，或是因时间精力有限，没有深入到书稿，导致设计与书稿内核脱节。因此，真正称职的设计师必须舍得花时间钻研书稿，吃透文字背后的思想与情感。
其次，要善于找到合适的设计语言。书籍设计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元，需要设计师自己具备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又要有权衡取舍的智慧，找到最契合书籍气质的表达。
还有对印刷工艺的熟练掌握。随着技术迭代与新材料的涌现，书籍制作工艺不断地在变化，设计师要紧跟行业发展，持续学习新工艺，才能在创作中灵活运用技术手段，将设计构想完美落地。
但更重要的是，需始终牢记书籍的最终归宿是读者，不轻易陷入“为奖项而设计”的误区，如果仅仅为了获奖而做书，可能会对内容本身的顺畅传达造成一定阻碍，复杂工艺的使用也容易导致书籍定价升高，在大众市场面前反而不具备传播优势。这就需要设计师具备克制的能力 —— 面对层出不穷的工艺材料，既要敢于创新，又要面向大众传播，如何在艺术表达与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对设计师的一个考验。
Q
有没有特定的作品或经历促使形成了您的设计风格？
朱赢椿：我始终觉得，一个设计师首先不应该拘泥于固定风格。每本书籍都承载着独特的文本气质，不能用千篇一律的设计风格去适配。但是完全摒弃个人风格又很难，设计师的个性与惯用手法总会不自觉地渗透在作品中。
我是做教辅出身的，后来通过《不裁》这本书，第一次参加评选，得到了“世界最美的书”奖，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会认可你，其中有跟风的，也有真正认可你的。
当时，《不裁》出版之后给我带来了很多关注。后来我陆续做了二十多本“最美的书”。但真正让我思考设计本质的，是创作《豆腐》时的顿悟 —— 我开始尝试简化工艺，褪去繁复装饰。
《豆腐》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人有实力却不追逐奖项，一心专注于书籍本身，很值得敬佩。后来我一度也想将设计“去设计化”。所谓“去设计化”，并非摒弃设计，而是以极为内敛的方式呈现——通过精妙调整字距行距、优化形式布局，让读者沉浸于阅读本身，几乎察觉不到设计的刻意存在。
我最近给钱小华（先锋书店创始人）做了一本书，叫《妈妈，我》。这本书的设计以极简风格呈现，可能不符合竞赛标准，但却收获了大众的认可。像《虫子书》《蚁呓》这类概念性作品，本就是艺术实验，受众注定小众；而面对大部分的书，我们必须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我最近收到了曹文轩的书，还要做一套荣格的文集，这类面向大众的书籍设计更需审慎考量。
《虫子书》
《蚁呓》
《蚁呓》
Q
您早期一直在教辅书籍设计领域，是什么样的信念驱使您在当时就开始探索更偏社科人文类的书籍？从事标准化的教辅设计工作，会感到累吗？朱赢椿：疲惫感自然是有的，但回顾那段经历，其实使我受益颇多。作为刚毕业的设计师，能获得一份稳定工作、拥有基本收入，已是幸运。那时，我下班后会在私人时间模拟真实项目：想象自己接到余光中诗集、《红与黑》《平凡的世界》的设计邀约，甚至自创诗集书名，全身心投入设计创作。这不仅是技法练习，更像是为自己保留了一片自由创作的“后花园”—— 在工作岗位上，需要遵循既定规则完成教辅设计；但是在这片自留地里，我能肆意挥洒创意，探索书籍设计的无限可能。
多年之后，当我将这些设计展示给出版社时，得到了认可。人不能迷失掉，虽然那一段时间有压力、烦躁、无趣，但一旦当你打开这个闸门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灵光乍现，很多灵感就迸发出来了。我1995年工作，直到2007年我才开始释放，从《不裁》才开始释放。2005年开始参加一些评选，2007年我得了“最美的书”奖。现在回想，如果没有那段按部就班却又暗流涌动的积累期，或许就不会激发出后来的创作爆发力。
《不裁》
Q
您初入行时，在书籍设计过程中是否曾因外部因素，导致设计想法难以完全落地？当时是如何处理的？朱赢椿：刚开始那些年，我一直在打磨设计功底，所以实际操刀项目时，作品质量还算经得起推敲。那时面对设计需求，我经常给出五六个甚至十个方案。书籍设计需要多方协作，做出多个方案，把选择的空间交给编辑、作者，大家一同探讨敲定。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慢慢就给两三个方案，甚至可以自信地向合作方推荐：“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的。”但遇到拿捏不准的情况，必须得提供不同方案。编辑作为出版专业人士，作者对作品内涵更是了然于心，通过多个方案的碰撞，既能融合各方智慧，也能避免设计方向走偏。这样开放协作的模式，过程是比较平和的。
Q
哪本书让您觉得它的设计效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原因是什么？
朱赢椿：这个太多了，主要是在印制上没有表达好，比如纸张的选择。因为在印刷工艺的选择上失策，有很多翻阅起来手感不好的书。设计的很多部分不是设计师能控制的，必须要借助于印制、材料，如果技术上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出于成本或时间周期的考量，无法和理想的印厂合作，那这本书就要打折扣了。
Q
有没有您对它有很高的期望，但在市场上表现遇冷的书？
朱赢椿：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对书稿的判断能力还是锻炼出来了。我经常会建议出版社修改书名，有的书名一看就不够吸引读者。比如有本书《一个一个人》，销量挺好的，这本书的书名和开本都在我的建议下修改了，最后成为一本定价友好的“中国最美的书”。
《一个一个人》
但是，改名绝非随心所欲，既要让作者、编辑心服口服，也要确保更利于设计表达。比如我们常接到大学老师的书稿，诸如《×× 理论与实践》《×× 创新语言》这类学术书名，缺乏记忆点，也难以通过设计赋予吸引力，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对书名进行修改。
Q
在您看来，当前中国书籍设计在世界版图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朱赢椿：相较于国外，中国书籍设计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不少出版社愿意在书籍设计上投入成本，这种魄力常让国外同行惊叹。从工艺材料层面来看，我们完全不逊色于国际水平。但是在设计理念上，还有一点差距。
比如德国“最美的书”，它几乎看不到什么设计，就是“去设计化”。中国有一些书籍设计陷入过度设计的误区，追求繁复华丽的形式，忽略了书籍作为阅读载体的核心功能。我在担任“中国最美的书”评委时，我们会主动淘汰过度堆砌的作品，将目光投向真正回归阅读本质的设计。这几年这种现象正在改变，设计思维开始向简约回归。
Q
对于人工智能，您怎么看待新兴技术和传统设计融合？
朱赢椿：大势所趋。我有时会适当地运用数字技术，比如《虫子旁》这本书，当读者读到相关篇章，想要聆听虫子的鸣叫时，扫描二维码便能实现。
《虫子旁》
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纸质书籍设计师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倘若纸质书依旧粗制滥造，读者完全可以选择上网，放弃对纸质书的阅读。因此，应有限度地使用数字技术，同时更加注重回归纸张本身的魅力。只有当纸质书与电子书形成明显的差异化时，它才更具价值。
至于未来的年轻人会如何选择，难以预料。但是，纸质书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少了许多，人们的注意力大多被网络、视频吸引。现在，无论是在高铁上、飞机上，还是公交车上，很难看到有人拿着纸质书阅读。对书的需求减少，相应地对纸质书的要求则会越来越高，印量越来越少，书会越来越贵。
Q
您会有危机感吗？
朱赢椿：我没有。我是更注重过程的人，我做书，包括画画，享受的不一定是那个结果，而是这个过程。改动、酝酿、废稿，都是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把过程省略掉，直奔主题。最有魅力的恰恰是中间这个过程，创作也是这样。
采访场景
采访人：李丹丹、马星宇、缪卓渊、谢宜豪、张广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专硕研究生）
校 对：马 葵
编 辑：陈 麟
复 审：张维特
终 审：宋 强
©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