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国，我死后，别跟他们计较了！＂母亲躺在床上，用枯瘦的手拉着我的袖子，眼里含着泪。

愧疚的独担

＂爱国，我死后，别跟他们计较了！＂母亲躺在床上，用枯瘦的手拉着我的袖子，眼里含着泪。

我转过脸去，不想让她看见我眼中的怒火。

这已经是第三个月，我没和兄弟姐妹说话了。

我叫周爱国，今年五十有二，是七零后，在县城一家造纸厂干了三十年会计，如今已是副科级。

厂里人都喊我＂周会计＂，说我这人老实巴交，一辈子跟着算盘过日子。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但也经历了九十年代末的下岗潮。

那时不少老同事都下了岗，我能留在厂里，全靠自己当年技校毕业学的这门手艺。

十年前，母亲因脑梗瘫痪在床，我作为长子，毅然接下了照顾母亲的重担。

彼时父亲早已过世，他是老造纸厂的工人，年轻时就累出了一身病，五十出头就走了。

我的两个弟弟周爱民和周爱华，还有一个妹妹周爱芳，都借口各自家务繁忙，只答应每月给些赡养费，探望的事便少了。

我和妻子刘淑芬商量后，把母亲接来同住。

我们家住在厂里分的老楼房里，七十年代盖的，红砖外墙，走道里还能闻到那股年代特有的煤油混合霉味。

房子不大，六十多平，两室一厅，儿子上大学后，我们腾出一间给母亲住。

起初，兄弟姐妹们还会按时打来赡养费，隔三岔五地来看望。

每次他们来，淑芬都会做一桌好菜，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探望渐渐稀少，赡养费也时常拖欠。

＂娘家人都这样，靠不住。＂淑芬有时会在厨房里小声嘀咕，她以为我听不见。

我从不接茬，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照顾一个瘫痪老人不容易，尤其是母亲这种情况，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照顾。

淑芬为了能照看母亲，辞了百货公司的工作，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那段日子，家里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活，实在紧巴。

每天清晨，淑芬都要起早给母亲擦身子、换尿布，然后熬一锅细粥。

母亲牙口不好，只能吃些软烂的食物。

我常看见淑芬的手因为长期浸泡在水里，变得粗糙龟裂，指缝里还有清洗不掉的污渍。

有时候我心疼地想给她买瓶护手霜，她总是摆摆手说：＂算了，买那玩意儿不如攒着给你妈买点好吃的。＂

记得那是去年春节，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院子里贴着大红的＂福＂字，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是那种老式的大屁股电视，还是我当年用了一个月工资买的。

我特意让淑芬准备了母亲爱吃的红烧肉和清蒸鲈鱼。

爱民带着媳妇儿来了，爱华和爱芳也都到齐了，连平时不常回来的孙子孙女也来给老人拜年。

小院子久违地热闹起来，连隔壁张大爷家的猫都好奇地跑来探头探脑。

饭桌上，母亲显得格外高兴，颤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四个红包，分给四个子女。

那红包是去年过年剩下的，已经有些褪色，但包得整整齐齐。

＂这是什么呀，妈？＂爱芳接过红包，惊讶地问。

＂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给你们添件新衣裳。＂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

我一怔，心头涌上酸楚。

这分明是我每月给母亲的零用钱，都是硬扒拉出来的，她舍不得用，竟是存起来分给我们。

打开红包，每个信封里都是整整齐齐的两百块钱，是新钞，想必是她托淑芬去银行换的。

那一刻，我看见二弟爱民低下了头，他上个月才买了辆十几万的新桑塔纳，可母亲赡养费已经拖欠三个月。

＂老二家里不容易，新车是贷款买的，每月还款压力大。＂母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忙替爱民解释。

她说这话时，眼神闪烁，像是怕我不高兴。

我咬着牙没说话，夹了块肉放进母亲碗里，心里的火却攒着，像个即将爆炸的炸药包。

大妹爱芳去年搬进了县城新开发的＂阳光小区＂，一套九十平的电梯房，可从未邀请母亲去坐坐。

小弟爱华两年前从乡镇广播站调进县电视台，每天西装革履，腰里别个大哥大，一副大忙人的样子，却连过年也只是匆匆来一趟就走。

那顿饭，我喝了很多酒，心里的憋闷无处发泄。

＂慢点喝，伤胃。＂淑芬低声提醒我，我没理她，又灌了一杯。

＂爸这是咋了？＂儿子小声问他妈。

＂别管他，大人的事。＂淑芬瞪了儿子一眼。

饭后，孩子们都跑出去放鞭炮了，院子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兄弟姐妹们各自找借口先后离开，留下我和淑芬收拾残局。

第二天，当我独自收拾母亲的房间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旧日记本和一个塑料袋。

那塑料袋是老式的，透明的，边缘已经有些泛黄发脆，是那种计划经济年代常见的袋子。

袋子里装着一张全家福，那是父亲在世时照的，1986年春节，全家去县城照相馆拍的，已经泛黄褪色。

照片上，父亲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母亲梳着当时流行的短发，四个孩子排成一排，都穿着新衣服，笑得那么灿烂。

而日记本更让我震惊，那是一本蓝皮的工作笔记本，应该是爱华从广播站带回来的，封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里面记录着每个子女对她的点滴关心：

＂1月15日，爱民买了两斤猪肉来，说是年猪，真香。＂

＂3月8日，爱华来看我，带了一袋橘子，说是台里发的福利。＂

＂5月1日，爱芳给我织了一双毛线袜，虽然天热了，但我很喜欢。＂

＂11月20日，淑芬煮了一碗猪肝面，说是补血的，真香，我吃了两碗。＂

甚至连我妻子淑芬煮的一碗面条都被详细记录，母亲在后面还画了一个笑脸。

翻到最后一页，是母亲颤抖的字迹：＂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们都好好的。爱国最孝顺，但我怕他太累，淑芬也不容易...＂

那一刻，我的心如刀绞，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穷，母亲总是把肉夹给我们兄妹四个，自己只啃骨头。

那时她常说：＂娘不饿，你们吃。＂

等我们都吃饱了，她才会把剩下的菜扫进碗里，就着稀粥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当了会计，日子好过些了，总想着要让母亲也享享福。

可她呢，还是把最好的留给儿女，哪怕是我们给她的那点零花钱。

三月前的一个周六，爱民又一次推脱赡养费。

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地说：＂哥，这个月公司效益不好，工资都没发全，下个月一定补上。＂

我听出这是借口，因为前一天我在县城商场看见他媳妇提着几个名牌购物袋。

我终于忍不住，将兄弟姐妹叫来，在我家那间狭小的客厅里，劈头盖脸一顿数落。

＂十年了！十年了！妈的屎尿都是我和淑芬收拾的！你们除了嘴上说说，做过什么？＂我扯着嗓子喊道。

客厅里的老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像是在计算这漫长的十年。

爱华涨红了脸，手里的茶杯都快捏碎了；爱芳坐在沙发角落抹眼泪；爱民垂着头一言不发，手指不停地搓着裤缝。

淑芬站在厨房门口，欲言又止。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嘶哑：＂你们知道妈晚上要翻身几次吗？知道她便秘时有多难受吗？知道她...＂

话没说完，我看见门口倚着轮椅的母亲，眼泪无声地滑落。

那一刻，我的怒火瞬间化作愧疚。

原来，她听见了一切。

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抓着轮椅扶手，指节发白，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爱国，别说了...＂母亲的声音微弱却坚定，＂我不缺钱，我只想看你们好好的。＂

房间陷入沉默，连窗外的麻雀叫声都显得刺耳。

我看着母亲枯瘦的身影，突然明白她早已看穿一切，却始终把对子女的爱放在第一位，哪怕那爱不均衡，哪怕她深知有些孩子的冷漠。

那天之后，我与兄弟姐妹冷战了整整三个月。

期间，爱民媳妇打电话来说要带孩子看望奶奶，被我冷言拒绝；爱华派同事送来水果，我让保安直接退回；爱芳登门道歉，我只是默默关上了门。

我知道自己有些偏执，但心里那股气就是消不下去。

直到昨天，母亲突然病情加重，我才不得不联系他们。

那天早上，我正准备上班，听见母亲房间传来一声闷响。

冲进去时，看见母亲倒在地上，嘴唇发紫，呼吸急促。

＂妈！＂我大喊一声，赶紧抱起她放回床上。

淑芬听见动静跑来，见状立刻打了120。

等救护车来，我已经慌了神，只记得母亲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没事，摔一下而已...＂

医院的走廊冷冰冰的，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难受。

医生说是心脏问题，需要住院观察。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母亲插满管子的样子，心如刀绞。

是夜，我打电话通知了兄弟姐妹。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连爱民都请了假，开车从市里赶回来。

看着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心里的怨气少了几分。

＂爱国，人这辈子，不是所有重担都能均匀分配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轻声说，＂你是长子，妈不求你们对我如何，只求你们兄妹和睦。＂

那一刻，她的眼神清亮如水，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想起小时候，每逢过年，母亲总会把我们四个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姐妹要互相帮衬，这世上亲兄妹，就是你们最后的依靠。＂

那天晚上，兄弟姐妹们都守在医院，我们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哥，这些年真是亏待你了。＂爱民红着眼睛说，＂我以后每月多给些赡养费，你和嫂子辛苦了。＂

爱华也表态：＂我可以每周抽一天时间，去陪妈说说话，看看电视。我在台里认识的医生也能帮忙看看妈的情况。＂

爱芳擦着眼泪说：＂我家有电梯，空间也大，要不把妈接我那住几天？让她也热闹热闹。＂

听着他们的承诺，我内心的怨气渐渐消散。

或许，正如母亲所说，不是所有重担都能均匀分配，有些责任，需要有人主动承担。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周才出院。

这期间，兄弟姐妹轮流请假陪护，我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爱民在市里的私企上班，工作压力大；爱华虽然在电视台，但常有加班；爱芳刚生完二胎，家里一堆事。

出院那天，爱民开车送我们回家，路上他支支吾吾地问我：＂哥，你还记得咱爸临走前说的话吗？＂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爱国，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就靠你了，照顾好你妈和弟弟妹妹。＂

这话我记了大半辈子，也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

＂其实爸也对我们几个说过类似的话。＂爱民叹了口气，＂他让我们做事业要拼，但不能忘了家。我愧对了爸的嘱托。＂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兄弟姐妹的处境，也明白了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期望其实各不相同。

回到家，发现爱华和爱芳已经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还添置了一台新的血压计和制氧机。

今天上午，当我推着母亲在小区里晒太阳时，她笑着看着天空说：＂爱国，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你们兄妹好好的。＂

阳光照在母亲的脸上，我看着她的白发和皱纹，突然发现她老了很多。

记忆中那个能扛麻袋、下地干活的壮实农村妇女，如今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忽然明白，这十年的重担，不仅仅是责任的重量，更是爱的选择。

而在这选择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懂得了母亲的心。

小区里的樟树长得很高，树荫下有几位老人在下象棋，不远处孩子们追逐打闹。

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厂区大院，每到夏天，大人们都搬着小板凳在树下乘凉，孩子们追着冰棍车跑。

那时，大院里的人都是一个厂的，有什么困难都会互相帮忙。

记得有一年，邻居张大爷摔断了腿，是我父亲和几个工友轮流背他上下班，直到他康复。

日子虽然清苦，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却那么真挚。

如今，这些都成了回忆。

＂妈，你冷不冷？要不我们回去吧。＂我问道，怕她吹了风。

＂不冷，这太阳多好啊。＂母亲眯着眼睛，享受着难得的阳光，＂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听你们叫我的声音。＂

回家路上，母亲握着我的手，轻轻说道：＂好孩子，辛苦你了。＂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我心中的愧疚与委屈全都化作了温暖。

到家后，淑芬煮了一锅面条，放了母亲爱吃的西红柿鸡蛋。

我们围坐在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方桌前，母亲慢慢地吃着，眼里满是满足。

门铃响了，是爱民送来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说是回市里前特意买的。

周末，爱华果然来了，带着他台里同事送的几盘老电影光碟，说是知道母亲喜欢看王晓棠的《红色娘子军》。

爱芳也打来电话，说已经把客房收拾好，下周就接母亲去住几天。

听到这些，母亲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晚上，当我给母亲掖被角时，看见她枕头下又藏着那个旧日记本。

翻开最新的一页，上面写着：＂今天爱国和他们和好了，我真高兴。这些孩子都是好孩子，只是各有各的难处。＂

我不禁红了眼眶。

或许，每个家庭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爱，从来就不是用公平来衡量的。

这个道理，是母亲用一生教会我的。

如今，轮到我用余生去践行。

夜深了，听着母亲均匀的呼吸声，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厂区的灯火。

那里有我们家的过去，也承载着无数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的酸甜苦辣。

我想起前几天在单位食堂，听几个年轻人讨论＂养老压力＂，他们说现在的独生子女太难了，一个人要养两个老人。

我没插嘴，只是默默吃完了饭。

其实我想告诉他们，照顾老人不只是压力，更是一种传承，一种生命的轮回。

或许有一天，当我老了，儿子也会像我照顾母亲一样照顾我。

这就是生活，平凡却真实。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责任，然后默默承担，无怨无悔。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