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老师，看您快乐得像中了彩票似的！三个儿子，两个光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李大妈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丢进我六十岁生日宴的平静水面，笑声戛然而止。

我的三个儿子

＂杜老师，看您快乐得像中了彩票似的！三个儿子，两个光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李大妈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丢进我六十岁生日宴的平静水面，笑声戛然而止。

院子里摆了三桌，菜香四溢，县城里的老邻居、老同事都来了，连远在乡下的表亲也赶来捧场。

我是六十年代县城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如今退休在家。

小院里的老梧桐树下，搭着凉棚。红纸剪成的＂寿＂字贴在墙上，旧式木椅子搬了出来，围着几张拼凑的方桌。

这顿饭是我小儿子杜明办的，说是要隆重庆祝我的花甲之年，特意从省城开着他那辆桑塔纳赶回来，带着媳妇和刚会走路的外孙。

大儿子杜强和二儿子杜刚坐在我两侧，三个儿子都高我半头，在众人面前，我总是忍不住挺直腰板，像年轻时站在讲台上那样。

我咽下那口噎在喉咙里的苦涩，笑着端起茶杯，＂各人有各人的缘分，各人有各人的路。＂

可我看得出，大家的眼神都变了，有怜悯，也有嘲讽。

桌上的炖肉还冒着热气，那是二儿子杜刚从机械厂食堂特意请师傅做的，花了他三包＂红梅＂烟的情分。

老伴在一旁笑着给大家添茶，她穿着唯一的一件蓝底碎花褂子，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时，大儿子从北京寄回来的。

李大妈的话像一阵风，吹散了满院子的喜气。

很快，客人三三两两告辞，只剩下我们一家人沉默着收拾残局。

小儿子媳妇抱着孩子先回了屋，二儿子默默地搬椅子，大儿子站在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愣。

老伴轻声问我：＂你是不是在想孩子们的事？＂

我点点头，叹了口气。

墙上挂着的老式钟表滴答作响，是我和老伴结婚时单位发的福利，走了三十多年，依然准时。

他们兄弟三人的成长历程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回，一帧一帧，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

七十年代末，我和老伴都在县纺织厂工作，我教工人子弟识字，老伴在车间当挡车工。

家里的老房子是单位分的，两间正屋，一个小厨房。

大儿子杜强从小就聪明得出奇，四岁就能背唐诗，六岁会算两位数乘法，小学老师说他是＂天才＂。

他却总是独来独往，眼神中透着别的孩子没有的沉静。

县城的胡同里，其他孩子放学后捉迷藏、玩泥巴，他却捧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安静得像个小老头。

那时候，全县城有两台黑白电视机，一台在文化馆，一台在纺织厂俱乐部。

每到放电影的日子，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跑去看。

只有大儿子总是抱着书本不为所动，他说：＂那些故事我都知道结局了。＂

二儿子杜刚比大哥小两岁，生下来就壮实，比同龄孩子都高一个头。

他话不多，但特别勤快，家里的煤炉从来不用我和老伴生，冬天的水缸总是满的。

他十二岁那年，纺织厂食堂的王师傅家漏水，他二话不说跟着我去帮忙，一天下来把手磨得起了泡也不叫一声苦。

王师傅摸着他的头说：＂这娃子将来有出息，是块做实事的料。＂

小儿子杜明是计划外的，比他哥哥们小七八岁，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

他赶上了好时候，小时候已经有了彩色电视，商店里有了各种零食，腰里别着小人书招摇过市。

他活泼开朗，嘴甜得很，厂区里的阿姨们都爱捏他的小脸蛋，偷偷塞给他糖果和饼干。

三个儿子性格迥异，却是我和老伴的骄傲。

每到发工资那天，我都会从四十多块钱的工资里抽出五块，放进床头的老式铁皮饼干盒，那是孩子们的学费和将来的大学基金。

八十年代，大儿子上初中，二儿子上小学，日子虽然紧，但过得踏实。

晚上，煤油灯下，我和老伴守着三个孩子做作业，院子里传来邻居家的收音机声，播送着《新闻联播》。

那段日子，虽然物质匮乏，却有说不出的安宁和期待。

九十年代中，县纺织厂效益下滑，车间里的老式纺织机被闲置，厂门口的大喇叭不再播放激昂的工业进行曲。

我和老伴陆续下岗，拿着微薄的生活补助，日子一下子变得紧巴。

老伴去菜市场摆摊卖豆腐，我在县城补习班教数学，晚上还接了初中的家教。

县城的夜晚，我骑着二八自行车穿梭在街巷间，那车子是七十年代结婚时的陪嫁，车铃声清脆，伴我走过了大半生。

无论多么困难，三个儿子的学费从没耽误过。

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天，为了给大儿子交大学第一学期的学费，我卖掉了父亲留下的老怀表。

那是一块英纳格，黄铜表面上有一对雕刻精美的飞鸟，在当时的县城算得上宝贝。

当铺老板递给我那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时，我的手有些发抖，那块表是我和父亲之间唯一的联系，他老人家走得早，留下的东西不多。

老伴知道后，红了眼眶却没说什么，只是那晚多蒸了两个白面馒头，说是给我补补。

＂爸，我考上北京大学了。＂大儿子拿着录取通知书，眼睛里有光。

那一刻，卖掉怀表的心疼烟消云散。

送他去北京的火车站，我和老伴省下半年的烟钱，给他买了一件灰色的风衣。

县城的月台上，我忍着鼻酸，拍拍他的肩：＂去吧，到了北京好好学，别想家。＂

他点点头，眼圈也红了。

二儿子中考成绩一般，没考上重点高中，读了县职业技校的机械专业。

邻居们私下议论，说是我偏心，把教育资源都给了大儿子。

只有老伴知道，二儿子从小就对机械有兴趣，拆收音机、修自行车，两只手总是沾满机油，黑乎乎的。

技校毕业后，他进了县机械厂，从学徒做起，踏踏实实。

小儿子杜明，赶上了教育改革，高考不再是独木桥，他顺利考上了省城大学，学的是当时最热门的国际贸易。

大学四年，我和老伴没去过省城，舍不得车票钱。

他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没几年就当了小主管，还娶了一个省城姑娘，温柔贤惠，给我们添了个外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看似平淡，却也充实。

县城的老房子翻修了一次，院子里种了几棵月季，老伴喜欢花，说是添点生气。

我退休后，有时会去公园教些退休老人下象棋，老伴则跟邻居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

晚饭后，我们常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听着蝉鸣，看夕阳西下，红霞满天。

前年，用积蓄给大儿子在县城买了套房，是新建的小区，电梯房，希望他能回来成家立业。

他说北京机会多，房子就空着。

我们也不强求，只是盼着他早日找个伴。

每次通电话，他总说忙，说公司项目紧，没时间相亲。

老伴心里着急，但也只能叹口气，拿出他小时候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

二儿子相亲十几次，都无疾而终。

县城就这么大，姑娘家嫌他木讷，嫌他在国企没出息，嫌他不会讲甜言蜜语。

镇上的王媒婆说他＂木讷寡言，太老实了＂，连介绍的热情都减了三分。

我却知道他心细如发，只是不善表达。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他口袋里的工资条，发现他每个月都给厂里退休的张师傅送钱买药。

张师傅膝下无子，是二儿子进厂时的师父，教他修机床。

老人家退休后住在厂宿舍，腿脚不便，是二儿子每周都去看望，带饭带菜，有时还帮老人家洗衣服。

这些，他从没在家里提起过。

去年春节，大儿子突然辞职回家，把我和老伴吓了一跳。

他关在房间里整天对着电脑，很少出门，吃饭也是老伴端到房间里。

眼圈发黑，整个人瘦了一圈，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我以为他只是暂时休息，没想到一住就是大半年。

＂强子啊，隔壁李主任家的闺女，在县医院上班，条件不错...＂一天，我试探着提起。

＂爸！别管我的事！＂他少有地提高了声音，一拳砸在桌子上，转身回了房间。

我愣在那里，老伴赶紧过来拉我：＂算了，别急，孩子有孩子的想法。＂

当晚，小儿子杜明从省城赶回来，带着一大包营养品。

他把我和老伴叫到一边，轻声说大哥患有社交恐惧症，在大公司压力太大，已经看了心理医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爸，大哥在网上做程序员，收入不比在公司差。＂小儿子语气平静地解释，＂他不是不争气，只是需要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儿子总是推辞不回家，为什么他后来连春节也不回来，只是打个电话。

原来，人多的场合对他来说是种煎熬。

老伴听后，默默擦了擦眼泪，转身去厨房炖了大儿子最爱吃的猪蹄。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思绪万千。

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蛙鸣，县城的夜晚依然如此宁静。

我躺在床上，想着大儿子小时候，多么活泼，多么自信，什么时候他变成了现在这个封闭的样子？

是不是我们当年一味鼓励他读书，忽略了他的情感世界？

还是北京那座城市太冷漠，把他伤得太深？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晨练，看见二儿子已经在院子里劈柴。

他有力的双手挥舞着斧头，一下一下，干脆利落。

＂爸，别担心大哥，他需要时间。＂他头也不抬地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点点头，忽然觉得这个不善言辞的儿子，其实懂得很多。

那天下午，二儿子下班回来，坐在我身边的藤椅上。

许久，他开口道：＂爸，我不想结婚。＂

我愣住了，手里的茶杯一时忘了放下。

＂我照顾张师傅挺好的，他把一手技术都教给我了。＂他望着远处，声音低沉，＂厂里退休的老人不少，子女都在外地，他们需要有人陪。＂

＂我不是不孝顺，我只是...觉得这样也挺好。有些事，不一定非要和别人一样。＂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厂区的广播喇叭响起，播放着傍晚的曲子，那是我们这代人熟悉的旋律。

县城的巷子里，人们的议论声不断。

＂杜老师家两个大小伙子，一个宅在家里，一个认了个干爹，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听说大儿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回来躲清静。＂

＂二儿子倒是老实，就是太死脑筋，这年头谁还照顾单位老人呢？＂

这些话，或明或暗地传到我耳朵里，像一根根刺，扎在心上。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是否出了问题。

然而，隔壁李大妈家那个＂人人羡慕＂的儿媳妇在儿子出差时卷走了积蓄，至今未归。

她整日以泪洗面，却还在背后议论我的儿子们。

县城的夏天闷热异常，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的人不少。

有时，我会听到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杜老师一辈子教书，两个儿子却这样，真是白教了。＂

老伴听了，眼眶发红，我却只是笑笑：＂三个儿子，各有各的活法，何必强求一样呢？＂

去年冬至，我从阁楼上翻出了一个旧皮箱，那是七十年代买的，皮已经有些开裂。

里面是三个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和作业本，还有他们的奖状和小时候的玩具。

大儿子小学写的作文《我的理想》，字迹工整：＂长大后我要发明很多东西，让爸爸妈妈不用那么辛苦。＂

二儿子初中时的奖状，＂热心助人积极分子＂，下面有他班主任的评语：＂为班级修理桌椅，义务帮助同学补课。＂

小儿子幼儿园画的全家福，我和老伴站在中间，大哥二哥一左一右，小小的人物形象，充满童趣。

还有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是我们一家五口的合影。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去县照相馆拍的，大儿子穿着我改小的中山装，二儿子的裤子短了一截，露出纤细的脚踝，小儿子还在老伴怀里，只有一个小脑袋探出来。

我们站在painted backdrop前，背景是天安门广场，我们笑得那么灿烂，仿佛明天会更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要尝。

作为父母，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们决定人生，而是在他们需要时，给一个温暖的依靠。

就像我父亲当年给我的那块怀表，虽然最后卖掉了，但它承载的父爱，我一直记得。

七十岁生日那天，院子里又摆起了酒席。

这次是大儿子坚持要办的，他说：＂爸，要风风光光地过。＂

我有些诧异，他这两年在家，通过网络工作，慢慢走出了心理阴影，但还是不喜欢人多的场合。

没想到这次他主动置办，还请了我当年的学生帮忙，摆了五桌酒席，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

李大妈好奇地问：＂杜老师，您那两个大儿子，现在咋样啦？＂

我看了一眼坐在主桌上的三个儿子，笑着举起酒杯：＂我有三个儿子，三种人生。大儿子写程序养活自己，找到了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二儿子照顾厂里的老人，活出了他的价值；小儿子给我们带来了外孙，延续了家族。每一种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路，每一种都值得尊重。＂

席间，大儿子难得地活跃，给我敬酒，和老同事们寒暄，虽然话不多，但眼神中的自信渐渐回来了。

二儿子带来了张师傅，老人家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举起酒杯的手有些颤抖，但眼神中满是欣慰。

＂杜老师，您儿子是个好娃子，比我亲儿子还亲。＂张师傅声音洪亮，＂我那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连个电话都少。真是养儿防老不如养闺女，还不如您家二小子对我好啊！＂

席间，小儿子抱着他的儿子来给我敬酒。

外孙咿咿呀呀地喊＂爷爷＂，小手抓着我的胡子，逗得满桌人开怀大笑。

小儿子媳妇是个有心人，特意从省城带来了一本相册，里面是我和老伴去省城时的照片，还有外孙从出生到现在的成长记录。

酒过三巡，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着满院子的亲朋好友，心中一片温暖。

＂谢谢大家来给我贺寿，我杜某人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教了一辈子书，养了三个儿子。＂

＂有人说我的儿子不成器，两个至今没成家。但我想说的是，人生的路有千万条，每个人选的不一样，哪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举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只要他们活得开心，活得有价值，做父母的，就心满意足了。＂

席散后，我和老伴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看着月光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影子。

＂老头子，你还记得咱们刚结婚时，你说过什么吗？＂老伴突然问道。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

＂你说，希望将来有个大房子，院子里种满花，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出息。＂她笑着说，＂这不是都实现了吗？＂

我握住她的手，这只手曾经纺过线，织过布，洗过无数次衣服，如今布满皱纹，却依然温暖。

＂是啊，都实现了。＂我轻声说。

三个儿子，三种人生。大儿子用他的方式与世界相处，二儿子用他的善良温暖他人，小儿子用他的努力开创未来。

人生如酒，或浓或淡，都是一种滋味。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分享了他们的选择。

这，或许就是最平凡，也最珍贵的幸福吧。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