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立本，生于1923年，父亲是省立中学的语文教师，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我从小就在书香门第长大。

记者问我：＂老人家，您这一生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我放下茶杯，目光穿过窗外的梧桐树，看向远方。

＂人生后半段的路，其实在五十岁左右就已经铺好了。＂

那是1999年深秋，我刚过七十六岁生日。

院子里的柿子树挂满了橙红色的果实，像一盏盏小灯笼，照亮了我的记忆。

我叫周立本，生于1923年，父亲是省立中学的语文教师，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我从小就在书香门第长大。

五十岁那年，是1973年，我在东方轴承厂已经干了二十多年的机修工。

那时候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脸上总是沾着机油，散发着金属和油脂混合的气味。

一纸调令，厂里精简人员，我被通知下岗了。

下班铃声响起，工友们收拾着工具箱，三三两两往厂门口走去。

吴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周，你就安心内退吧，反正也到年纪了。＂

车间的日光灯发出嗞嗞的声响，黄色的光线在钢铁机器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内退？我周立本还没到靠政策过日子的时候！＂我拍着胸脯对家里人说。

妻子张桂兰叹了口气，摇着头说：＂你都五十了，能折腾什么？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她一边说，一边在那台上海产的老式缝纫机上做着活计，脚下踩着踏板，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小屋里回荡。

儿子周明在一旁嘟囔：＂爸，您就歇着吧，我马上技校毕业了，能挣钱了。＂

女儿周丽也附和道：＂是啊爸，您就在家享清福吧。＂

我捧着搪瓷茶缸，茶叶在热水中上下翻腾，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还年轻着呢，咱不能服老！＂我的倔脾气上来了。

那时候的北方城市，冬天的空气里总是飘着煤炭的味道。

大街小巷都是灰扑扑的颜色，人们裹着厚重的棉袄，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小团云雾。

收音机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旋律，大喇叭里播报着各种通知，自行车铃声叮叮当当，交织成那个年代特有的城市交响曲。

我顶着刺骨寒风，骑着二八自行车跑遍了半个城市，终于在南门外的一个街角，支起了一个小小的煎饼摊。

＂老周家煎饼果子＂的招牌用红漆写在一块木板上，风吹日晒，颜色很快就褪了，但我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描一遍，那块招牌成了我新生活的象征。

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才卖出去十几个煎饼果子。

我记得有一次，天黑了收摊，看着盆子里剩下的面糊，心里又酸又涩。

＂这下可怎么和桂兰交代啊？＂我自言自语道。

回家的路上，推着装满工具的三轮车，车轮压过坑洼不平的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家里的煤油灯亮着微弱的光，桂兰坐在炕沿上，正在为儿子缝补裤子。

＂今天咋样？＂她抬头问道，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愈发明显。

我没说话，只是摇摇头，把钱罐子放在桌上，里面只有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和一把硬币。

桂兰看了看，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要不，你还是去找吴班长说说，看能不能回厂里上班？＂

＂不去！＂我倔强地说，＂我周立本这辈子，从来没服过输！＂

那晚，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火车汽笛声，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又推着三轮车出门了。

＂周师傅，别灰心。＂住在我家对门的老赵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地址，＂这几个工厂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换班，人多，你可以去试试。＂

老赵是个瘦高个，脸色蜡黄，总是穿着一件发旧的灰色中山装，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是街道办的普通干部。

我当时有些诧异。

这个老赵，平时不怎么说话，我们只是点头之交。

半年前，他来找我借钱看病，我手头也紧，只能婉拒。

没想到他不记恨，反而来帮我。

＂赵同志，谢谢你啊，改天我请你喝二两！＂我感激地说。

老赵摆摆手：＂哪里的话，咱们街坊邻居，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按照老赵的提示，我开始在厂门口摆摊，生意果然好了起来。

煎饼果子里加了我特制的酱料，很快在工人中有了口碑。

黎明时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准备好的面糊和配料，顶着星星赶到工厂门口。

远远地，就能听见工人们粗重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周师傅的煎饼果子香啊！＂有人朝我喊。

＂刚出锅的，趁热吃！＂我一边摊煎饼，一边回应。

摊位前排起了长队，人们手里拿着工作票和饭盒，脸上带着疲惫和期待。

我的动作娴熟而快速，面糊倒在铁板上，用木棍摊开，撒上葱花，刷上酱料，放上薄脆，一气呵成。

＂师傅，多加点辣子！＂

＂好嘞！＂我的脸在铁板的热气中泛着红光。

天亮起来了，工厂的汽笛响起，我的生意也到了尾声。

收摊时，我满足地数着今天的收入，足足有五块多钱，比在厂里一天的工资还多！

＂这日子，有盼头了！＂我心里暗喜。

回家路上，我特意绕到副食品商店，排队买了半斤猪肉和一块豆腐，还有两个大白面馒头。

＂今天咱们改善生活！＂我提着网兜，推开了家门。

桂兰看到我脸上的笑容，也松了一口气。

＂明子，丽子，快来看爸爸买什么回来了！＂她喊道。

儿女们围过来，欢呼雀跃。

那顿饭，是我下岗后全家吃得最香的一顿。

煤油炉上的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猪肉炖豆腐的香味弥漫在我们狭小的屋子里。

＂爸，你这煎饼果子卖得真不赖啊！＂周明夹了一块肉，眼睛亮晶晶的。

＂那是！你爸这手艺，整个厂区都找不出第二个！＂我得意地说。

渐渐地，我的小摊有了名气，连厂里的干部都时常来光顾。

我把收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那是我的成就感，也是我对抗命运的武器。

但好景不长，1979年城市开始整治街头摊贩，我的煎饼摊面临被取缔的危机。

城管开始清理街头摊点，我几次被驱赶，甚至有一次工具都被没收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望着满天繁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周围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延安颂》的乐曲，远处的大喇叭播报着明天的天气预报。

夏夜的蝉鸣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香气和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

正在这时，老赵过来了，身后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周师傅，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赵明，刚调到街道办工作。＂老赵笑着说。

赵明很客气地叫我＂周叔＂，然后说：＂周叔，我听我爸说起您的事，您的煎饼果子在咱们这片可是有名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小伙子穿得人模人样的，来找我干啥？

＂街道办正在筹划建一个小吃一条街，想邀请您入驻。＂赵明继续说道。

我惊讶地看着老赵，他只是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这些年你没少帮助街坊邻里，现在该轮到别人帮你了。＂

＂我哪有帮什么人啊？＂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老赵捋了捋花白的胡子：＂你可能不记得了，前年冬天，我家老母亲病了，你二话不说就借给我五十块钱，虽然后来我没用上，但这份情我记在心里呢。＂

我恍然大悟：＂哎呀，那点小事，你还记着啊！＂

赵明说：＂周叔，您考虑考虑，有固定店面，就不用担心风吹日晒了，也不怕被城管撵了。＂

我心动了，但又有些犹豫：＂可是，店面租金肯定不便宜吧？＂

＂这您放心，街道办为了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给的条件很优惠。＂赵明解释道。

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店面。

从街头摊贩到店主，这一步看似简单，却像是跨越了一道天堑。

店面不大，只有二十多平米，但墙面刷得雪白，地板擦得锃亮，四张方桌整齐地排列着，每张桌子上还放着一小瓶野菊花。

＂工友小厨＂的招牌是我亲手写的，大红的底色，金黄的字体，挂在门口特别显眼。

开业那天，我特意穿上了那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门口迎接顾客。

桂兰也穿上了存了多年的蓝色的确良上衣，手里拿着一叠印有＂开业酬宾＂字样的传单，在附近发放。

周明和周丽负责招呼客人和收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爸，您看，这阵势，比在厂里当师傅威风多了！＂周明悄悄对我说。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以后这就是咱家的产业。＂

＂工友小厨＂的招牌正式亮相那天，老赵一家都来捧场。

我特意准备了几道拿手好菜：红烧肉、蒸茄子、地三鲜还有我独创的醋溜白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

席间，赵明告诉我，他之所以有机会进街道办，是因为当年他考大学时差了几分，是我给他写了推荐信，才得以进入师范学院。

＂我爸一直记得这份恩情，只是您不知道罢了。＂赵明说。

我一时语塞，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

老赵笑着补充：＂不光如此，你老周可能不记得了，当年我上中学时，是你父亲周先生资助了我的学费。＂

他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旧皮夹，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穿着中山装的学生，站在一栋教学楼前，后排站着几位教师，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正是我父亲。

＂他总说，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有志青年。我这辈子都记得他这句话。＂老赵的声音有些哽咽。

听到这里，我眼眶湿润了。

原来我们之间的缘分早已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种子，如今开花结果。

＂这么说，我还是你的贵人了？＂我打趣道，想缓解一下情绪。

老赵举起酒杯：＂老周啊，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咱们这一辈子，都在还着上辈子的债，又欠下下辈子的情。＂

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工友小厨＂开业后，每天一早就有顾客上门。

除了煎饼果子，我又开发了几样特色小吃：杂粮饭团、老豆腐脑、糊塌子、炸油饼……样样都受欢迎。

最受欢迎的还是我的招牌煎饼果子，我把配方记在一个红色的小本子上，锁在抽屉里，视若珍宝。

那本子上写满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和烹饪技巧，是我摸索出来的＂秘笈＂。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把挣的钱都攒着，准备扩大店面。

1985年的夏天，我们全家搬进了一套新分的楼房，告别了住了大半辈子的平房大院。

周明考上了大学，周丽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桂兰每天乐呵呵的，在单元楼下和邻居们跳广场舞，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工友小厨＂生意红火，我又陆续开了几家分店，专门招聘下岗工人。

每到年末，我都会拿出一部分利润，分给员工们作为年终奖。

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周师傅＂，这个称呼比我在厂里当机修工时更让我自豪。

但好景再度遇到挑战，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餐饮品牌涌入，＂工友小厨＂的生意受到了冲击。

有一段时间，几家分店的生意都不太好，员工们开始担忧。

＂周师傅，要不咱们也改改菜单？加点洋玩意儿？＂店长李师傅建议道。

我犹豫了，在自家小店的后厨坐了一整天，翻看着那本红色的配方笔记。

最后，我做了个决定：不改本色，坚守传统，但推陈出新。

我们开始研发新品种，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创新元素。

比如，在煎饼果子里加入特制的五香豆腐干，在杂粮饭团里包入腌制的萝卜干，给炸油饼增加芝麻和葱花的点缀……

这些小创新，让＂工友小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更让我欣慰的是，原来那些跟着我的老员工，都成了各个分店的骨干。

他们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是回城知青，还有的是待业青年，在＂工友小厨＂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常对他们说：＂手艺人，得把心思放在手艺上，不能见异思迁。＂

去年，也就是1998年，我七十五岁生日那天，做了一个决定：将＂工友小厨＂交给员工集体经营，采取股份制，我只保留一小部分股份，其余全部分给跟着我十几年的老员工们。

＂周师傅，您这是要撒手不管了？＂大家都很惊讶。

我笑着解释：＂我这把老骨头也该休息了。再说，这十几年下来，你们哪个不是行家里手？我放心。＂

随后，我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发黄的笔记本，那是我记录煎饼果子配方和各种小吃制作方法的＂秘笈＂。

＂这个，也该传给你们了。＂我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大家。

张桂兰在一旁抹着眼泪，她知道这本笔记本对我的意义。

那是我人生转折时最重要的支撑，里面不仅有食谱，还记录了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泪水。

交接仪式上，我收到了员工们送的礼物：一套精装的《诗经》，他们知道我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古诗词。

＂周师傅，您这一路走来，教会了我们的不只是做煎饼果子，还有做人的道理。＂李师傅代表大家发言。

我眼眶湿润了，想起当年在厂里下岗时的彷徨，又看看如今这个大家庭，心中满是感慨。

如今，＂工友小厨＂已经有七家分店，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充满了满足感。

有时候，我会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分店转转，看看生意如何，和老员工们聊聊天。

路过当年的那个街角，那里早已变了模样，高楼林立，但我仍能在记忆中找到当年支起小摊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吴班长，他已经退休多年，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很好。

＂老周啊，你这些年可是出息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笑笑：＂哪里哪里，不过是靠着一双手和一股劲儿罢了。＂

吴班长感叹道：＂当初要是听我的，安心内退，哪有今天的＇工友小厨＇啊！＂

我点点头：＂人生啊，就是这么奇妙，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后半生的路。＂

桂兰的身体近几年大不如前，膝盖疼得厉害，走路都有些困难。

我每天推着她去附近的公园散步，看着她慢慢恢复，心里十分欣慰。

＂老周啊，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一天黄昏，她突然问我。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美好。

＂值啊，怎么不值？＂我握着她的手说，＂咱们一路走来，有苦有甜，儿女成才，事业有成，老有所依，这辈子知足了。＂

桂兰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啊，特别是看到你这几年，越活越明白，越活越舒坦，我也就放心了。＂

＂所以，您认为人生的因果在五十岁就定下了？＂记者追问道。

我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是啊，五十岁时的选择，决定了我后半生的路。但其实，这因果更早就埋下了种子，只是我们当时没有察觉。＂

＂您能具体说说吗？＂记者好奇地问。

我笑了笑，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和桂兰年轻时的合影，背后是我们的第一家店面。

＂你看，人生就像一本厚厚的账簿，付出与回报，从来都不会被时间遗忘。五十岁时，我选择了不服输，选择了再创业，这决定了我后来的路。但这份不服输的劲头，其实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是我们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

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那些看似偶然的帮助，比如老赵家父子的相助，背后其实也有更早的因缘。这就是我常说的，人生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也没有毫无理由的别离。我们现在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会在将来某个时刻发芽结果。＂

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但我还是喝了一口。

＂所以啊，年轻人，趁着还有力气，多做一些好事，多种一些善因，老了才能过得安心，过得舒坦。这辈子能帮就帮一把，来世再见面，可能就是一家人了。＂

窗外的梧桐叶子随风飘落，又一个秋天将要过去。

而我的故事，也将随着这落叶，融入这城市的记忆中。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