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学会上，当我说出自己的退休金是一万二时，坐在我对面的刘秀英笑容突然僵住了，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同学会上，当我说出自己的退休金是一万二时，坐在我对面的刘秀英笑容突然僵住了，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她端起茶杯，手微微发抖，浅尝一口后匆匆放下，眼神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天，阔别三十年的初中同学会。

七八十年代的知青一代，如今都已是花甲之年，鬓角的白发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会场设在城里新开的饭店，红木椅子，水晶吊灯，金色的墙纸映照着我们这些老人斑驳的脸。

据说这地方是李大军安排的，他现在做建材生意，在城里颇有地位，一口气拿下了三条街的门面房。

我早早到了，揣着准备了三天的发言稿，心里既期待又紧张。

记得上中学时，我就是那种不爱说话的学生，总躲在后排的角落，能躲则躲。

如今年过花甲，这毛病却还改不掉，想想就有些好笑。

推开厚重的玻璃门，迎面而来的冷气让我打了个寒战，不知是空调开得太足，还是我这身老旧的夹克衫太单薄。

大厅里已经坐了几位同学，有的富态，有的憔悴，岁月没有对任何人留情。

＂老王来啦！＂张明第一个认出了我，一身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一看就是生活滋润的样子。

我们握手寒暄，他说起自己在外企做到退休，儿子如今在国外读博，言语间满是骄傲。

一旁的马铁生摸着啤酒肚笑呵呵地说：＂咱们班上就属你小子有出息，当年就知道你能飞出去。＂

我笑着应和，心里却想起了刘秀英，那个当年和我一样憧憬远方的姑娘。

刘秀英是最后到的，一身朴素的蓝色套装，发梢微白，鱼尾纹爬上了眼角，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风采。

她先是在门口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目光与我相遇时，眼神亮了起来。

＂老王！＂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不住地感叹，＂还是你，一点没变！就这么踏实！＂

我笑着抬手指了指自己的白发：＂人老珠黄了，能有什么不变的？倒是你，还是那么漂亮。＂

她轻轻拍了我一下，笑容里带着几分羞涩：＂瞎说什么呢，都一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饭桌上的话题自然转向了各自的近况。

李大军大谈特谈他的建材厂如何从小作坊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手里的劳力士闪着金光；张明讲起他在外企的升迁史，言语间尽是对市场经济的把握；马铁生笑呵呵地说自己开了个小超市，虽然赚不了大钱，但也能养家糊口。

轮到刘秀英时，她迟疑了一下：＂我嘛，就是普通人，普通日子，没什么可说的。＂

我注意到她说话时目光游移，手指不停地卷着餐巾纸。

而到我这儿，似乎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我啊，就在那个国棉三厂一直干到退休，安安稳稳的。＂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有些不好意思。

＂退休金多少啊？＂刘秀英突然问，语气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急切。

屋子里暖气很足，我却感到一丝寒意。

＂一万二。＂

就是这一句，让她的表情变了。

她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笑容凝固在脸上，眼睛里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光芒。

饭局结束后，我发现微信上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头像变成了灰色，消息石沉大海。

被拉黑了。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刘秀英凝固的笑容和闪烁的眼神。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带我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是1978年，刚恢复高考不久，我和刘秀英都落榜了，一起进了街道办事处工作。

破旧的办公室，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呼作响，墙上贴着＂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语。

刘秀英是镇上有名的才女，会弹琴，能写诗，落榜后的失落比谁都大。

＂我不甘心啊，老王。＂一次加班后，她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递给她一杯热茶：＂慢慢来吧，咱们还年轻。＂

那时的我们都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每周都要开会，学习文件，讨论理想。

刘秀英眼里有光，整天说着要干一番大事业。

而我，只想着安稳过日子，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娶个贤惠的媳妇，生儿育女，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1982年，我通过关系进了国棉三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厂区很大，烟囱终日冒着白烟，＂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在厂门口格外醒目。

每天早上六点半，厂区的广播里准时响起《东方红》，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戴着工作帽，浩浩荡荡地进厂。

刘秀英不理解我的选择：＂才二十多岁，就这么安定下来了？＂

我笑笑：＂有什么不好的？厂里福利好，有宿舍，将来还能分房子。你也可以考虑进厂里啊。＂

她摇摇头：＂我想考大学，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小地方。＂

果然，第二年她考上了夜大，学英语，说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

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的热潮兴起，刘秀英也跟着辞了工作。

临走那天，五月的阳光很好，照在街道办公室斑驳的墙上。

她穿着一身时髦的套装，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

＂老王，你这人太实在了，太实在就是太傻。＂她双手插兜，靠在门框上，＂这世道，安稳不如闯一闯。＂

我摇摇头：＂我这人胆小，安稳比富贵重要。＂

＂等着瞧吧，十年后我请你吃饭，看谁走的路更对。＂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些许怜悯与不屑。

然后她把一张照片塞进我的衣兜：＂留个纪念吧，也许咱们十年都见不着了。＂

那是我和她在街道文艺汇演上的合照，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笑靥如花。

照片背面，有她的字迹：＂愿咱们的友谊像松柏一样长青。＂

三十年过去，岁月如水，冲刷了多少人的梦想与野心。

我在厂里一步步从普通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八十年代分了一套六十平的单元房，九十年代结了婚，生了个儿子。

日子过得简单却踏实，有老婆孩子热炕头，虽不富裕，倒也温饱无忧。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许多同事下岗了，我因为技术骨干的身份，留了下来。

一直到前年退休，每个月领着退休金，照顾老伴，偶尔接送接送孙子上学，平淡却也充实。

被刘秀英拉黑后，我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发呆，秋风卷着落叶，天气渐渐凉了。

我摸出皮夹，从夹层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张泛黄的照片。

时光仿佛倒流，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街道办公室门前的槐树下，年轻的刘秀英笑着对我说：＂老王，你说咱们这辈子能出人头地吗？＂

想起当年她眼中的光芒，再想想今天她凝固的笑容，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酸楚。

几天后，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张明，他和刘秀英一直有联系。

＂秀英？＂张明的声音有些犹豫，＂她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到底怎么回事？她为什么突然拉黑我？＂我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她下海后确实赚了些钱，九十年代开了个服装店，日子过得不错。＂张明停顿了一下，＂可后来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前几年又生了场大病，现在靠着打零工过日子，连退休金都没有...＂

原来如此。

我突然明白了她的反应。

不是嫉妒，而是后悔与自责。

当年那个自信满满要闯世界的姑娘，如今竟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

＂她住在哪儿？＂我问。

张明犹豫了一下：＂你真想知道？＂

＂嗯，想去看看她。＂

＂城东的老棚户区，具体门牌我也不清楚，她不让人去。＂张明叹了口气，＂那地方条件很差的，听说马上要拆迁了，她正为住的事发愁呢。＂

厂区的老梧桐落叶了，金黄的叶子铺满了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看着晚霞渐渐染红了天边。

回想着那个年代的选择，有人下海赚得盆满钵满，有人却血本无归；有人坚守岗位平淡度日，却在晚年收获安稳。

人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和各自的代价。

犹豫再三，我决定去找刘秀英。

城东的棚户区是个老旧的地方，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平房，晾晒的衣服在风中摇曳。

空气中弥漫着煤炉的味道，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气息。

按照张明提供的模糊地址，我问了好几个人，终于在一个小院子里找到了刘秀英的住处。

那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平房，门前堆着杂物，墙面斑驳剥落。

我站在门口，心跳加速，不知该如何开口。

正犹豫间，门开了，刘秀英站在那里，穿着一件褪色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看到我，她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尴尬，再到一种复杂的无奈。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有些干涩。

＂来看看你。＂我从塑料袋里拿出带来的点心，＂知道你爱吃甜食，我家附近新开了家糕点店，味道不错。＂

她迟疑了一下，侧身让我进了屋。

屋子里很简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子，墙角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

桌上摆着几瓶药，还有一堆账单和催款单。

＂别看了，＂她苦笑道，＂就这条件，可别嫌弃。＂

＂挺好的，＂我故作轻松地说，＂比我们当年在街道办的宿舍强多了，记得那时候咱们几个挤一间，连热水壶都是轮流用。＂

她笑了笑，泡了壶茶，是最普通的茶叶，却格外香醇。

我们聊起了过去，聊起了当年一起参加的文艺汇演，聊起了办公室窗台上养的那盆吊兰。

就是不提同学会的事，不提拉黑的事，不提她现在的处境。

＂你家里人呢？＂我终于小心翼翼地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离了，十年前的事了。他嫌我赚不到钱，又生不了孩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你呢？＂她问，＂家里都好吧？＂

＂还行，老婆身体不大好，有点高血压，儿子在市里一家公司上班，去年结婚了，今年可能要当爸爸了。＂

＂那挺好的。＂她垂下眼睛，语气里带着一丝我听不出的情绪。

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

＂对不起，＂几分钟后，她突然说，＂那天...我不该那样。＂

＂没事的，＂我轻声说，＂我能理解。＂

＂你不能理解，＂她苦笑道，＂那天看到你们都过得那么好，我突然觉得很失败，很难堪。特别是当我听到你的退休金...我连个养老金都没有，六十多岁了还在超市做收银员，一站就是一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说，＂当年是你教会我要勇敢追求梦想，虽然我没那个勇气，但我一直很敬佩你的勇气。＂

＂勇气？＂她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看来，不过是年轻时的无知罢了。＂

＂不，＂我认真地说，＂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敢闯敢拼的人，才有了现在的繁荣。我们这些老实人，不过是躲在安稳的壳里过日子罢了。＂

她看着我，眼睛湿润了：＂老王，你还是这么好，这么实在。＂

＂咱们厂区下周有个退休职工联谊会，地方不大，但气氛挺好的。你...要不要一起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来意。

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邀请。

＂我去干什么？我又不是你们厂的人。＂

＂可你是我的老朋友啊，＂我笑着说，＂再说了，那儿的饭菜挺好吃的，还能认识些新朋友。＂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我几乎以为她要拒绝了。

＂好，我去。＂她终于说，声音里有一丝我听不出的颤抖。

联谊会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十月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

刘秀英穿着那件蓝色套装，站在厂区大门口，阳光下，她的眼角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沧桑，却依然掩不住当年的神采。

＂这么多年了，厂区还是这个样子。＂她微微笑着说，目光扫过那座熟悉的烟囱和红砖厂房。

＂变的是人，不变的是记忆。＂我递给她一张工作证，＂给，这是临时证，凭这个可以进去。＂

她接过证件，手微微颤抖：＂还是红底的啊，像咱们当年的团员证。＂

厂区里，老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唱歌。

桌上摆着简单的茶点和水果，墙上挂着＂热烈庆祝国棉三厂建厂四十周年＂的横幅。

刘秀英起初有些拘谨，但很快就融入了其中。

她的性格本就开朗，又会说会道，不一会儿就和几位老阿姨聊得火热，还被拉去合唱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她的歌声清亮，就像当年在街道文艺汇演上一样，让人忍不住侧耳倾听。

＂你这朋友挺有才啊，＂老郑拍着我的肩膀说，＂哪儿认识的？＂

＂老战友了，＂我笑着说，＂在街道办一起共过事的。＂

＂怎么不早带来让我们认识认识？＂老郑笑呵呵地说。

我看着远处和阿姨们说笑的刘秀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那天回去的路上，夕阳西下，我们并肩走在厂区的林荫道上，落叶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

＂谢谢你，老王。＂她突然说，＂今天我很开心。＂

＂我也是，＂我笑着说，＂看到你还是那么有活力，特别高兴。＂

＂其实，＂她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的夕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冲动，没有一时头脑发热就辞职下海，现在会不会过得更好一些。＂

＂谁能知道呢？＂我轻声说，＂也许你会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也许你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也许你会过得和现在一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既然。＂

＂既然已经选择了，就要勇敢面对是吗？＂她笑了，眼睛里闪着光。

＂对啊，人生苦短，何必庸人自扰。＂我半开玩笑地说，＂再说了，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她笑着点点头：＂你说得对，都这把年纪了，该看开点。＂

走到厂门口，她突然问：＂下周还有活动吗？＂

＂有啊，每周都有。＂我说，＂怎么，想再来？＂

＂如果不麻烦的话...＂她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不麻烦，＂我笑着说，＂随时欢迎。＂

之后的日子，刘秀英常常来厂区参加活动，渐渐地，大家都认识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她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偶尔还会给大家讲她下海经商的故事，引得众人啧啧称奇。

一个月后，她找到了一份在社区服务中心当志愿者的工作，虽然没什么工资，但能解决她的住房问题。

＂等拆迁款下来，我就能买个小房子了，＂她高兴地告诉我，＂虽然可能要等好几年，但总算有了盼头。＂

我为她感到高兴，同时也感慨万千。

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有人选择激流勇进，有人选择静水流深。

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各自的河道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方向。

今年春天，厂区的梧桐树又抽出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刘秀英搬进了社区的宿舍，虽然只有一间小屋，但比起棚户区的房子已经好太多。

每周三，她都会准时来厂区，和我们一起打太极拳，唱歌跳舞，好不快活。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老王，你后悔过吗？如果当初你也下海，也许现在已经是个大老板了。＂

我摇摇头：＂从来没后悔过。我这人胆小，安稳才是福。再说了，我这一生虽然平凡，但也有自己的小幸福。＂

＂什么幸福？＂她好奇地问。

＂比如退休后能和老伴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能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能和老朋友一起喝茶聊天。＂我笑着说，＂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其实你说得对，幸福就在身边，只是我们常常视而不见。＂

晚霞染红了天边，也映照在刘秀英的脸上。

她朝我微微一笑，眼中不再有那种难堪和怨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释然。

＂老王，谢谢你。＂她轻声说。

＂谢我什么？＂我有些诧异。

＂谢谢你让我明白，人生没有对错，只有不同选择和各自的代价。＂她看着远处的晚霞，＂重要的是，无论选择如何，我们始终保持着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阵暖流。

是啊，人生的道路千万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不同的路和不同的风景。

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曾经拥有过真挚的情感，温暖的友谊，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是岁月无法带走的珍贵记忆。

看着夕阳西下，我突然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上的文字：＂愿咱们的友谊像松柏一样长青。＂

此刻，这句话似乎有了新的意义。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