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公所的人，大概已接到县政府的有关通告，象是早有准备，看到我们到来，不敢怠慢，急忙迎出房子，堆着笑脸把我们让进屋里。
部队在下渠驻下后，我们带了一个侦察班，来到柴溪区公所接洽。
为了预防万一，我和谢忠厚把驳壳枪上了顶膛火，插在腰间，带去的人也分散在镇子周围监视着。
区公所的人，大概已接到县政府的有关通告，象是早有准备，看到我们到来，不敢怠慢，急忙迎出房子，堆着笑脸把我们让进屋里。
“请！请！请！知道贵军要来，”接着，直起脖子对里面喊:“快，打座沏茶！”
谢忠厚当过铅山县团委书记，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我又是本地人，区公所很多人都认识。
三年来，他们伙同国民党军队害得我家破人亡。
今天同这些坏蛋坐在一起，我恨得牙齿“格格”响，握驳壳枪的手都攥出了汗，要不是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真想把他们一个个都崩在这儿！
我压着怒火，把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公函狠劲扔在桌子上。
这一切区公所的人全都看在眼里，他们是哑吧吃饺子，嘴上不说，心里有数，一个个吓得脸上直冒冷汗。
看到他们这副狼狈相，谢忠厚同志便严肃地说:“你们不用害怕，今天我们不是来找你们算账的。过去欠了我们的账，你们知道便好，今后若是再欠账，就老账新账一起算！"
区公所的人见我们不打算追究，象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急忙忙接上话茬应和着说:“那是，那是。兄弟们过去也是一时糊涂，办了些傻事，现在国共一家，承蒙海涵，承蒙海涵。”
谈判正式开始，我们提出:
一，立即指定闽、赣红军集结的地点，中心点最好选在紫溪镇；
二，红军集结以后，要保证红军部队的供给；
三，为了避免磨擦，在红军部队集结地域，不得有任何国民党部队；
四，支持青年参军抗战，优待抗敌家属；
五，抚恤烈士遗属遗孤。
区长见我们提了这么多条件，哼哼哈哈地不作明确答复，不是这一条他作不了主，就是说那一条还要请示，最后在集结地这一条上一再推托说:
“紫溪太小，容不下大部队，能否请贵军到石塘去集中，其他我们照办。”
其实，他是怕我们找他们的麻烦。
我们想石塘离紫溪不太远，条件跟紫溪差不多，交通也方便，也就同意了。
石塘在铅山河的上游，约二千多户人家，除了河口和永平之外，它算是铅山县的第三大镇。
石塘镇依山面河，处在一个小小的三角平原上。
这里山不高，郁郁葱葱，水不深，清亮碧透，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尤其是造纸业和制伞业。
镇上纸庄槽坊鳞次栉比，大凡富商大贾都以经营纸业为主。
这里客籍人比较多，他们来石塘作买卖，赚了钱就在石塘置办产业，专门经营纸庄。
这里出产的纸驰名国内，其中关山纸爽滑柔软，是文房佳品。
油纸伞玲珑光洁，经久耐用，更为人们所称道，一把印着红花绿叶的油纸伞，也成了这一带婚配嫁娶的必备之物。
外地人到石塘来，也总爱买一把油纸伞带上。
有一首赞美铅山的民歌中唱道：
陈坊的连史(纸名)，石塘的伞，河口的姑娘不用拣……
紫溪谈判结束以后，我们回到下渠，把谈判的情况迅速报告了省委，同时，将队伍集合起来进行了动员，以抗日支队的名义开赴石塘，为大部队集中作些准备工作。
没过多久，活跃在闽赣边大山里的红军游击队，一队队，一组组，陆续集中到石塘镇来。
饶守坤同志带着闽东北分区的同志来了，马长炎同志带着原二纵队的一部分同志来了，黄瑛、吴德初、王荣森等带领崇安独立营、游击队也来了，从延安派来的桂逢州、余光茂、杨元三、阙中一等同志也到了。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失散的同志也纷纷归队，这样，陆续集中起了六、七百名红军骨干。
大家象离散多年的同胞兄弟一样，一双双枯疲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激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淌。
是啊，同志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顽强地坚持下来，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谁能不激动？
部队在石塘集中不久，黄道他们便从长涧源一带搬过来。
这时，部队陆续下乡，宣传抗日，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
部队所到之处，在墙壁上、大树上留下了一幅幅醒目的抗敌标语，“全中国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谁压制抗日运动，谁就是汉奸卖国贼，打倒汉奸卖国贼！”
“抗日救国光荣，妥协投降可耻！”
“好青年快参加红军，打日本拯救中国！”
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也配合红军的宣传，积极联络各界，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支援红军，抗日救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闽赣边的村镇闾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们在上饶、铅山、横峰、广丰、崇安一带农村动员了不少青年报名参军，铅山、上饶南乡的许多青年还直接跑到石塘报名参加抗日队伍。
这期间，石塘街人来人往，欢声笑语不断，到处是一片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
有一天，石塘街突然来了一批上海青年学生，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旗袍长衫，讲起话来叽厘呱啦地象鸽子叫，走在街上，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会比比划划咕哩哇啦地争论一番，一会又哈哈大笑。
当地同志听不懂他们的话，也看不惯他们的样子，心想，他们这样嘻嘻哈哈的，难道也是来抗日？
后来，他们脱掉西装革履，换上军服，一个个完全变了样。
这些青年有文化，大部分同志能写会说爱唱，做文化宣传工作很合适，有了他们，部队走到哪里都歌声不断，增加了不少生气。
黄道同志当时还批评过那些看不惯上海青年学生的工农同志，指出上海的青年同志千里迢迢投身革命，是很不容易的，要求工农同志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
队伍发展很快，年底已经扩大到近二千人。
武器不够，就组织人员把当年在老苏区打游击时埋藏的枪枝挖回来修理，但仍有许多同志拿红缨枪。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叶挺同志任新四军军长，项英同志任东南局书记。
闽赣省委随即接到东南分局的指示，命令闽浙赣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下设五、六两个团。
五团由闽赣边的红军组成，六团由闽东的红军组成。
支队司令员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
同时解散闽赣省委，黄道同志调任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对外身份是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
闽北留下曾镜冰、王助、汪林兴、左丰美等同志组成闽北特委坚持原地斗争。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央东南分局决定把闽东、闽中和闽北的党组合并，成立福建省委，曾镜冰同志任省委书记，组织部长范式人，宣传部长王助，民运部长汪林兴，青年部长王文波，军事部长兼参谋长左丰美，妇女干事徐莲娇。
这些同志后来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
当时，曾镜冰同志的公开职务是新四军军部参谋，三支队留守处主任；汪林兴是军部副官，三支队留守处副主任，王助是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黄道同志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在石塘镇一个学校里召集五团营以上干部，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布新四军的命令，调整干部，传达中央指示，并进行整编的政治动员。
这次整编，集中在石塘镇的近二千名抗日支队战士，有二百多人编入新四军三支队支队部直属队，其余的一千六百多人，编为五团，饶守坤为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政委)。
全团有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一营以饶守坤同志率领的闽东北分区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二营以我率领的原四纵队一支队和马长炎同志率领的部分部队为基础编成，三营由省委机关直属队和崇安游击队的同志为主编成。
全团有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二门，轻机枪十多挺，花机关枪三支，驳壳枪九十多支，步枪七百多条，此外还有部队自己锻制的大刀和梭镖。
宣布命令之后，接着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作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成果的决议》，在决议中，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多少年没有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同志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这热情的鼓励、高度的评价，如同那潇潇春雨，滋润着大家的心田，大家觉得心里暖烘烘、甜滋滋的。
听着党中央的决议，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昔日的斗争场面。
这三年，死亡、伤痛、饥俄、寒冷、孤独和战斗始终伴随着大家，吃过从来没吃过的苦，受过从来没受过的罪，但是大家却始终坚持战斗，直至迎来今天的胜利。
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使我们闽赣边区的红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这样顽强勇敢地战斗？
我想，这三年里，要不是在闽赣边区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她不间断地实施了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始终按照党的基本要求，积极主动地组织开展敌后斗争，成为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不是积极地发动和依靠群众，红军为群众的利益而战斗，群众舍生忘死地保护红军，要不是有红军同志们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一心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要不是正确地采取了适合闽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执行灵活多变的对敌斗争策略，分化敌人，巩固自己，我们怎能坚持下来，争得极可宝贵的胜利？
当然，这三年也不是没有失误，这里既有我们与党中央中断联系这一客观原因，也有我们本身思想认识水平不高这一主观原因。
三年间，除了战斗指挥上的失误以外，最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就是在肃反中错杀了许多优秀的同志。
早在一九三五年间，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就沉痛地指出:“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到不少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
但是由于闽北长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肃反中的“左”倾错误一直存在，致使党组织和军队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队伍内部以及党群之间的团结也受到很大破坏。
临近下山的时候，项英同志曾经严厉地批评过这种错误，所以，黄道同志在石塘营以上干部会上回顾了这一段痛心的经历之后，流着眼泪说:“我们应该相信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这个正确的领导，就谈不上有今天这个胜利局面。但是个别党的领导于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闽苏区在肃反上过‘左' 了，错杀了很多好的同志，这是党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还有许多同志受了处分，从今天起，处分一律撤销，我们要解除这个政治包袱，使大家能愉快地走向新的抗日战场。”
春风送暖，大地复苏。
一九三八年二月，春节过后第三天，石塘街前的河滩上人山人海，欢送新四军五团北上抗日大会马上就要召开。
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雄纠纠地走进会场。
大会开始后，饶守坤同志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父老兄弟姐妹们，几个月来，我们在各界朋友和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下，胜利地完成了改编任务，今天根据军部的指示，我们将离开石塘，同八省的游击健儿一道，开赴抗日前线，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要及早地把战斗的捷报传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接着是曾昭铭政委讲话，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红军队伍，希望在奔向抗日前线的征途中，服从命令听指挥， 自觉遵守我军的纪律，团结友爱，胜利地到达抗日前线。
最后，当杨元三参谋长宣布部队出发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锣鼓声，各乡赶来欢送的群众，站满了街道两旁，他们有的端着茶水、有的拿着食品往战士手里送，许多老人、妇女含着泪， 呼唤着战士的名字，依依不舍地送别自己的亲人。
我回头看着石塘的青山、碧水、人群，心里感慨万千:
别了，我的家乡，从今以后，我将离开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儿也许也有山，但不一定有你这样挺拔苍翠，那儿肯定也有水，但不一定有你这样清澈碧透；我很可能再回不来了，但是请您放心，不管我的尸骨埋在哪里，我将永远做您的忠实儿子。
大路在伸展，石塘街越来越远，在它身后连绵起伏的武夷山也缓慢地退向天际，队伍里忽然唱起了雄壮的《上前线歌》:
...…
我们是英勇铁的新四军。
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
枪炮，
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人决战，
开展胜利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