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也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关键路径。农民职称评定作为推动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抓手，正在重塑农业从业者的社会认同与职业价值，其背后折射出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深层逻辑。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也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关键路径。农民职称评定作为推动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抓手，正在重塑农业从业者的社会认同与职业价值，其背后折射出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深层逻辑。

一、政策创新

——从“身份标签”到“职业认证”的跨越

农民职称评定打破了传统农业的“身份壁垒”，将农民从“世袭职业”转变为“可认证的专业岗位”。例如，山东省建立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明确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纳入评审范围，评审标准聚焦生产规模、技术创新和带动能力，而非学历或论文。这种“重能力、轻门槛”的评价体系，使像河北沧州胡兵这样的“土专家”得以获评农艺师，其流转1150亩土地、带动225人就业的实践成为职称评定的核心依据。

政策设计的“含金量”直接影响职业吸引力。甘肃省对取得职称的农民给予1000-3000元奖励，张掖市为153名农民发放12.95万元奖补资金，这种“真金白银”的激励显著提升了参与积极性。而湖北省的职称评审办法更明确规定，取得高级职称的农民可优先承担农业项目、享受金融贷款贴息，形成“职称-资源-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实践成效

——从“技术革新”到“产业升级”的裂变

职称评定正在催生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重庆潼南的滕文强通过“农民高级技师”职称认证后，建成586亩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带动周边12157亩稻虾养殖，亩均增收超2000元。

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显现：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培育82.6万人次高素质农民，其中4.4万名专业农机手推动全程机械化覆盖率提升至73%，无人机植保作业效率较传统方式提高20倍。 职称评定还加速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山东济南的类承兵获评职称后，其育苗企业年销售5000万株种苗，带动60余名村民就业，产品覆盖10余个省份。这种“企业+农户”模式通过技术输出和标准化生产，将分散经营转化为产业集群，2023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等经营主体培训达24.4万人次，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覆盖超50%农户。

三、国际镜鉴

——从“职业教育”到“制度保障”的启示

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考。德国的“双元制”农业教育要求从业者必须完成3年职业培训并通过严格考核，这种“先认证后上岗”的制度确保了农民的专业素养。日本则通过《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构建乡村振兴人才体系，2023年投入6281亿日元专项资金，支持青年农民创业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 中国正在探索本土化路径。内蒙古将职称评定与草原生态保护结合，对采用节水灌溉、草畜平衡技术的牧民给予职称倾斜；甘肃建立“田间答辩”机制，评委深入大棚、牧场实地考核，确保评价体系贴近生产实际。这种“问题导向”的创新，使职称评定成为解决农业痛点的“指挥棒”。

四、深层挑战

——从“制度突破”到“生态重构”的博弈

当前实践仍面临三重矛盾：

破局之道在于构建“制度-产业-文化”协同生态。建议推行“职称+金融”模式，如德州为取得职称的农民提供最高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农民数据库，实现职称互认与资源共享；同时通过“新农人”典型宣传，重塑社会对农业职业的价值认知。

农民职称评定的历史坐标农民职称评定绝非简单的身份认证，而是一场涉及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系统性变革。当“农民教授”靳志强在甘肃培育出3万余名技术骨干，当“90后”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将农产品销往全国，这些微观实践正在书写中国农业的新范式。未来的关键，在于将职称评定嵌入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使其成为连接政策红利、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枢纽，最终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历史性跨越。

来源：农学谷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