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偶然看到康震解读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视频，感觉他评价苏轼的这首词及苏轼的人生过于片面和理想化。把文学的浪漫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无视苏轼创作这首词作的困顿处境和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失意和落寞。
偶然看到康震解读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视频，感觉他评价苏轼的这首词及苏轼的人生过于片面和理想化。把文学的浪漫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无视苏轼创作这首词作的困顿处境和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失意和落寞。
康震用事后诸葛亮的推测说苏轼写这首词作的时候“已经完全了解它会流传千古”，并且说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在逆境中都会消极沉沦，而苏轼“没有理由去沉沦”，反而“在低谷中唱出高音”。从康震的这番言论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懂苏轼，是否懂苏轼写这首词的艰难处境？就像他解读《石壕吏》一样，把被迫从军美化为主动报国的言论一样，陷入了于丹将《论语》中的“唯小女子难养”中的“女子”说成“蛮横”一样荒谬和令人可笑。
苏轼写这首词作的时候正是被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的至暗时候，这个时候的苏轼经过“乌台诗案”后无论政治地位还是个人生活都处于低谷，虽然到黄州做了一个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文，是有职无权，受监视的政治囚犯。因为写诗讽刺变法，遭到举报，然后被大理寺拘捕关押和毒打，要不是王安石求情他差一点就生命难保。生活待遇上由于是罪臣，俸禄也被削减，靠自己开垦荒地来维持生计。
他曾坦言“自为平生为口忙”，只能在“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困顿中艰难度日，可以说苏轼这个时候无法预知自己的前途命运，只能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苦难，他难道没有理由沉沦？沉沦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这个时候他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想自己的诗词流传千古？康震这种浪漫理想化的解读是不是与历史中极度困难的苏轼自相矛盾？
如果苏轼完全了解他的这首词作会流传千古，就不会在《初到黄州》中自嘲“多难畏人，不敢作文字”。不会为生计苦恼而难堪，如果他真有预见自己的词作能流传千古，也是在他仕途顺畅的时候的一种自我期许，但历史上并没有苏轼这样自信满满的言论。只是康震用今人的眼光来推测古人的思想，也是违背历史的真实，这种借苏轼之口立不朽诗篇的夸张表达也不符合苏轼自我的评价。
康震认为苏轼的这首词作是未沉沦的时候，处在低谷中唱出的“高音”。从苏轼的这首词的文学艺术手法来看确实可以看作是高歌，因为它突破了当时垄断词坛的婉约派的多情缠绵的风格，把离愁别绪化作“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浑和壮丽，扭转了宋词的萎靡之音，打破了“词为艳科“的刻板印象，他以诗入词的手法拓展了词的境界，使之能以诗并驾齐驱，说他的词作旷达也有充分理由。
但是不是苏轼的这首词作豪放中就没有消沉，旷达中就没有悲凉？我们从他的这首词作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所谓的“高歌”，从思想高度来看，家国情怀的表达远远没有范仲淹失意时登岳阳楼那种触景生情时抒发的感情。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君分忧，为民请命的高度责任感在苏轼的这首词里并没有出现，从这个意义说看，苏轼的这首词谈不上“高歌”。
比如词作上阕“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雄浑气势却对应下阕“早生华发”“多情应笑我”的颓唐和无奈之感；“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赞歌，反衬“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缥缈虚无 。康震仅截取“江山如画”等片段，将苏轼的悲凉曲解为“低谷高歌”，显然有这种断章取义之嫌。同时苏轼借江月的“永恒”反衬个人生命的短暂 ，与康震强调的“低谷高歌”形成尖锐对立。
正如苏轼在《赤壁赋 》中借客之口道出“哀吾生之须臾”，其豪放词风始终笼罩在自我焦虑之中。“一尊还酹江月”常被解读为豁达，实则是苏轼对现实的消极抵抗。古代祭江需以酒浇地，而苏轼却将酒洒向虚空中的明月，这种仪式既是对功业执念的放弃，也不符合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 。康震将此等同于“高歌”，恰如其在《爱莲说 》中将“出淤泥不染”曲解为“入淤泥更高尚”的错位逻辑，根本难以自圆其说。
康震作为央视百家讲坛的学者和诗词大会的座上宾，侃侃而谈，他声情并茂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对于传承诗词文化，掀起学习诗词文化的热潮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他充满感情解读毛主席诗词赢得了很多的掌声和赞许，我本人也认同他的这一贡献。但康震毕竟是一个诗词文化的传播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知识储备，但离大家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他犯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又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懂不懂诗词，具不具备文化传播者的专业素养？
比如他以前在诗词大会上写的一首《春晖》的七言诗，不但不懂平仄，诗的意境也有老干体的味道，关键是他用“大江东去”的典故不是旧瓶装新酒用出了新意。反而那种磅礴雄浑的气势被他消解，而一种口号式的俗气却让人不适应而心生反感。另外他把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中的“坐”说成“坐下”就更加贻笑大方，犯了初中生都不该犯的错误，这就让人怀疑他解读苏轼词作的严谨性和权威性。
近年来，苏轼成为一张极其响亮的文化名片，从故宫书画展到央视纪录片《苏东坡》的播放；从各种舞台剧目的演出到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争相解读诗词；还有文旅部门推出的有关苏轼故事的旅游景点，都在把他的热度推向前所未有的境况。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及其作品，我觉得要用辩证的思维去评价而不是用极端化的言论去误导。在讨论一首诗词或者它的作者，既要反对无底线的贬低又要反对过度美化，说得完美无缺。
比如深圳大学副教授徐晋如就把杨慎的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作贬得一钱不值，说人家的词作是二流以下的劣作，从而引起公愤。同样康震把苏轼的词作看得过分完美也有失公允。个人想象和推测不能代替历史真实，不能脱离苏轼写这首词作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苦难遭遇，应该实事求是去看待这首词作的整体水平，区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差别，不要过度神话也不要刻意矮化。
不能把苏轼修堤坝治水说成工程师，把他困难时做成的“东坡肉”说成是美食专家，“一蓑烟雨任平生”不过是失意消极时的自我安慰和“多情应笑我”的自我解嘲。我们既要承认他词作有豪放的气派，旷达的意境，也要看出他并未跳脱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始终因为个人的得失而难于释怀。苏轼的“高歌”只能是通过周瑜的雄姿英发的功成名来反衬他自己早生华发屡遭贬谪，不得志的落寞，而没有表达那种更为高远的国家情怀在里面，实际上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牢骚，而这种思潮不是个例，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通病。
康震言论的争议，本质在于对“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关系的割裂，通过综艺节目片面，理想化来消费名人。我觉得苏轼的伟大，正在于他展现了豪放与沉郁的复杂情绪。“大江东去”的壮阔下，始终涌动着“人生如梦”的虚无。康震的误读提醒我们，诗词解读绝非简单的“古今对话”的揣测和“非黑即白”的判断。当我们重读“遥想公瑾当年”，不仅要看到儒将风流，更需听见“多情应笑我”中的自嘲与悲鸣，只有这样，才是对诗人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历史最深的共情。
来源：一杯醽醁醉花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