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申健，原名申振民，1915年5月2日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王文村。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直至1947年间，他一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申健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申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外交战士。
申健（申振民）与熊向晖（熊汇荃）﹑陈忠经，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
申健是我国首任驻印度共和国临时代办﹑首任驻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还是继袁仲贤﹑潘自力﹑陈肇源之后，驻印度共和国第四任特命全权大使。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收录了与申健相关的条目6条。
中央文献出版社已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3册），收录了周恩来致申健的电报1件。
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江泽民题签的﹑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手迹选》（六卷本），收录了周恩来给申健的复示手迹1件。
申健，原名申振民，1915年5月2日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王文村。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直至1947年间，他一直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经党组织安排，申健以隐蔽身份进入胡宗南势力范围，利用学生身份参与国民党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团，逐步接近胡宗南部。在西安期间，申健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通过进步活动扩大影响力，同时与胡宗南接触时表现出“左倾但有才能”的形象，成功引起胡宗南的注意。胡宗南认为这类青年“有见识”，有意加以笼络。申健被任命为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并以此身份加入“特联组”（陕西省国民党特务联合机构），实际掌握了胡宗南反共特务活动的情报渠道。申健通过胡宗南的信任，兼任党、政、特、军、商五类职务，领取五份工资，成为国民党内罕见的“通吃型”人物。
1943年6至7月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申健由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免受了重大损失。我党电台广播及时将敌人的作战计划予以揭露，舆论反映强烈。迫于压力，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动，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未能得逞。
周恩来后来说：“申振民（申健）﹑熊汇荃（熊向晖）﹑陈忠经三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为掩护，获取了大量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情报，及时准确地报告组织，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研究战局﹑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中央对西北广大战场的敌情了如指掌。”
1945年，申健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长官部）党政处上校参议，是胡宗南“亲信”之一，直接接触核心军事文件，并参与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党政训练班，两次获得蒋介石接见。
1946年初，申健被派到南京“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主管全国难民和侨民的遣送工作。同年，申健与熊汇苓（熊友榛）赴杭州旅行结婚。他俩婚姻的“月下老人”是周恩来和胡宗南，熊汇苓是熊汇荃（熊向晖）的姐姐。
1947年7月，胡宗南为培养亲信，派申健、熊向晖、陈忠经赴美留学。周恩来认为“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他们，得益的是我们。”申健表面为国民党学习，实则研究美国社会，为新中国外交储备经验。
周恩来将申健等人定位为“闲棋冷子”，强调长期潜伏、避免急躁。申健严格遵循“宁亢勿卑”原则，模仿国民党官员的傲慢作风，减少被怀疑的风险。申健的渗透过程是中共隐蔽战线“长线布局”的典范。他通过多重职务叠加、危机应对中的反客为主，以及利用胡宗南的用人偏好，逐步成为国民党核心圈层的关键人物。其成功既源于个人胆识与应变能力，也离不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战略设计与长期支持。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在中国大使未到任之前，我国政府任命申健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筹备建立大使馆的各项事宜。行前，在1950年5月的一个晚间，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西花厅召见了申健和熊友榛夫妇，亲切地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周总理与他们交谈直到深夜近十二点钟。周总理提出了对印度外交工作的方针和原则，他说：“印度是亚洲的重要大国，是我们新中国和制度不同的国家建交的第一个国家，工作很重要，要做好对印度的友好工作，这对于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和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周总理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将访问印度共和国。申健接到我国政府的指令，令他由印度飞往日内瓦去迎接。申健喜出望外，立即飞往日内瓦。他在日内瓦也参加了重要的会议工作。待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完成第一阶段议程后，申健陪同周总理由瑞士经停开罗飞往新德里访问印度。下图为6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驻越南大使袁仲贤﹑临时代办申健等陪同下，拜谒甘地火葬处并敬献花圈。
前排右二为袁仲贤大使，周恩来与浦寿昌之间为申健。
周总理在访问印度异常忙碌的三天中（6月25日-28日），还特地到我驻印度大使馆亲切地看望使馆的全体人员。在大厅接见时，周总理同在场的全体人员一一握手后，他忽然高声地问：“申健同志，你的夫人呢？”申健赶忙走到总理跟前，小声地汇报：“她生产住在医院里。”这反映了总理的记性好，更看出总理是多么熟悉和关怀自己的干部。
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由香港启程飞越北婆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坠海。乘坐该机的8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申健得到我国政府的指示，叫他到新加坡处理此事的善后事宜。申健由居坤道翻译陪同从印度飞抵新加坡……“我（申健）乘飞机从新加坡飞往万隆，亲手把烈士们的骨灰盒交给总理，总理深切悲伤的表情令我潸然泪下。”
1955年5月31日，申健和熊友榛奉命从印度调回北京。回国以后，申健到高级党校学习一年，然后任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司长。
1958年9月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正式开始，外交部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申健参加了小组的工作。他政治敏感，勤于思考，能掌握党的政策，主持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圆满地完成了作为中央智囊团一员的任务。
1960年8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接见墨西哥著名社会活动家﹑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埃里维尔托·哈拉将军和随他同来的墨西哥《永恒》杂志编辑何塞·罗萨莱斯。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明远，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申健。
右一为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申健
1960年9月28日，新华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0月，国庆节一过，周总理立即召集外交部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慎重周密地研究派遣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的人选问题。长期担任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外交业务的章汉夫同志，十分赞赏申健在驻印度使馆任职5年和担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4年中在工作﹑作风各方面的表现，他极力推荐申健。周总理赞同章副部长的推荐，并补充说：“解放以前，申健同志在隐蔽斗争战线上表现机智勇敢，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曾留学美国，又在美澳司工作几年，对美国有研究了解，派他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是合适的人选。”
我国政府任命申健为首任驻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这是对他的极大信任。在他赴任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他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古巴革命胜利，对拉丁美洲以至世界的影响深远，一定要体谅古巴的处境，要充分考虑到必须有利于古巴革命的长期立足。我们要继续支持古巴的革命。美帝国主义是不能容忍隔海相望的古巴成为革命的国家的，它一定会用各种手段对付古巴。我们要不断向古巴领导人进言，希望他们提高警惕，要善于运用策略积极巩固自己，随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的挑衅。”
1961年9月22日上午，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下午，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和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陪同刘少奇，与多尔蒂科斯总统会见与会谈；23日下午，申健大使与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陪同刘少奇主席回访多尔蒂科斯总统并举行会谈。晚上，申健大使与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刘少奇为多尔蒂科斯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24日上午，申健大使与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陪同多尔蒂科斯总统参观故宫博物馆；25日下午，申健大使与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等出席十万群众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英雄的古巴人民的使者多尔蒂科斯总统；26日，申健大使与董必武副主席等陪同多尔蒂科斯总统前往天津参观访问。
28日晚，申健大使与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和罗瑞卿副总理等，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多尔蒂科斯总统。整个会谈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毛主席还特别亲切地对多尔蒂科斯总统说：“我们的申健大使在工作中的缺点希望你们批评帮助。”多尔蒂科斯总统十分激动地说：“申健大使是同我们共患难的战友和同志，我们对他的工作和帮助极为赞赏，非常感激！”会谈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古巴总统合影留念，毛主席还特意微笑着同申健单独握手拍照。随后，周总理也单独同申健合影，使申健深深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在古巴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中坐右者为申健大使
就在古巴总统访华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总理约请陈毅夫妇和申健夫妇共进晚餐。在饭桌上总理笑着对熊友榛说：“很多年以前，你要求做外交工作，现在如愿了！”熊友榛顿时记起那是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她向总理要求入党去解放区，曾说了希望将来做外交工作。时隔多年，总理竟然把她一句话记住了并在这时提了出来。当时熊友榛还强词夺理地说：“我要做外交工作，可不是要当夫人啊。”总理果断地说：“夫人工作也是重要的外交工作嘛！”
1964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成都召集回国休假的部分使节开座谈会。当时任驻古巴大使的申健和夫人正在国内休假，他们接到通知，欣然乘机飞往成都。在会上，申健同其他大使各自汇报了工作情况。周总理认为大家都严格贯彻执行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广交了朋友，赢得了信誉，取得很大的成绩。
1964年12月，申健和熊友榛从古巴调回北京。不久，中央任命申健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后升任副部长，并兼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1965年2月4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会见并宴请由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组成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贺龙，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姚溱﹑王力﹑申健﹑李锡三等。
后排左一为申健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联部刘宁一部长被“造反派”定为“叛徒”投入监狱，伍修权副部长被“造反派”勒令停职。因为中央明确下达命令，在中联部“造反派”不得夺取业务权，并指定由申健同志主持中联部的工作。
在“文革”期间，申健除了对外活动外，白天按时上下班，批阅文件，处理公务，十分繁忙；夜间还经常被电话叫醒。周总理的习惯是夜间办公，随时通过电话机查询问题。有一天夜晚十点多钟，申健到机场送走了一个兄弟党代表团，回到机场大厅遇见了也刚送走客人的周总理。当时许多部长﹑副部长已经不能进行工作，深有感触的周总理低声而亲切地对申健说：“你还能够出来，坚持工作，很好！”然后总理说：“我还没有吃饭，你陪我一同去餐厅吧。”在饭桌上总理问到中联部的情况，申健如实地进行了汇报。
197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同他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中共中央委员李震﹑于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申健﹑杨玉衡。
前排左一为申健
1970年6月22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会见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作者﹑日本反修青年访华团成员新谷明生﹑佐久间邦夫﹑足立成男﹑原田幸夫。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申健﹑吴晓达﹑庄涛在座。
右四为申健
1970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会见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成哲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念龙﹑申健。
第三排右三为申健
1971年4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凯山·丰威汉，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老挝战友。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和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念龙﹑申健﹑王安居﹑韩宗正﹑苑化冰﹑肖簧，以及郑国才。
二排右四为申健
1971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参加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以及对外联络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申健﹑唐明照﹑邢竹芳和工作人员劳远回﹑戴声浦﹑吕辉祥。
前排右一为申健
1975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会见时在座的有纪登奎副总理﹑韩念龙副外长﹑申健副部长﹑孙浩大使﹑朱传贤司长。这是申健同志最后一次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15日下午，申健以中共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身份，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1978年2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申健等二百二十五名为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一千九百八十八名，申健等七十六名为中国共产党界别的委员；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申健等二百四十三名当选为常务委员。
1980年3月，申健出任驻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84年夏，奉命从印度调回北京。
申健同志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83年4月28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二千零三十六名。申健等36名为对外友好团体界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申健同志撰写的文章：纪念万隆会议，缅怀牺牲烈士！
1986年8月26日，申健同志访问石河子总场，瞻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并参观农业展览馆。
1988年3月6日，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二千零八十一人。申健等90名中国共产党界别的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6月9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全国政协14个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申健等30名为外事委员会委员。
1992年3月23日，申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4月11日上午，举行申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姬鹏飞由许寒冰代表﹑国务委员吴学谦﹑外交部长钱其琛﹑安全部长贾春旺﹑中联部长朱良等共3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申健同志的生平和事迹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故事之四-地下工作英杰》（洪泽 吴唯 编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姚远 著）﹑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潜伏1949》（周天江 朱同芳 著）等收录。
申健与周恩来的关系既是隐蔽战线上的上下级，也是战略布局中相互成就的战友。周恩来对申健的信任与栽培，体现了其情报工作的深远眼光；而申健的忠诚与能力，则为周恩来在国共博弈中提供了重要支持。这种关系不仅贯穿于战争年代，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事业。
以一首七律为结语，并赞曰：
龙潭虎穴藏申健，
潜伏生涯冷子闲。
闪击延安终泡影，
递传情报免攻歼。
外交领域开新局，
主掌中联举步艰。
政治协商参议踊，
七旬又七惜登仙。
来源：红色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