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信息传播不像现代这般便捷，官府告示便成为了传达政令、告知民众重要事项的关键手段。而这些告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丰富多样的称谓，每一种称谓背后，都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称谓大观园：榜上乾坤，谕中春秋

在古代，信息传播不像现代这般便捷，官府告示便成为了传达政令、告知民众重要事项的关键手段。而这些告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丰富多样的称谓，每一种称谓背后，都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最常见的当属 “榜文”，也叫 “榜谕”。它通常书写在木板或者黄纸上，为了彰显其权威性，还会加盖官印，而后张贴在城门、市集、衙署外等人群密集、显眼的地方。榜文的用途极为广泛，大到发布国家政令、通缉重要罪犯，小到征税通知、公布科举结果，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水浒传》中，我们就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景阳冈上有大虫伤人，官司如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得”，这便是典型的榜文，通过它，官府将景阳冈的危险以及对猎户的要求传达给民众 ，让人们对潜在的危险有所警惕，同时也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职责。

“露布” 起源于汉代，最初是军中用来公示捷报的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公开的政令文书。与榜文不同，露布具有不封缄的特点，常常以帛书书写，或者用大字书写后悬挂起来，就是为了方便百姓围观，能在最短时间内将信息传播开来。《后汉书》中记载：“露布者，谓露版宣布，欲四方速知。” 这就很好地诠释了露布快速传播信息的作用，它承载的可能是一场战争的胜利喜讯，也可能是重要政策的颁布，让百姓迅速知晓国家的动态 。

“告谕”（也作 “晓谕”）则更具亲民色彩。在新任官员到任，想要让百姓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施政理念，或者在重大政策调整，需要百姓积极配合时，就会用到告谕。为了确保即使是不识字的文盲民众也能知晓内容，往往会先由衙役鸣锣开道，吸引众人注意后进行宣读，之后再张贴保存。这种方式，拉近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使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 。

特殊告示展：缉凶、赋税与科举的别样舞台

（一）海捕文书：追凶的利刃

海捕文书，堪称古代官府缉拿要犯的一把利刃，它就如同现代的通缉令 。一旦有要犯逃脱，官府衙门便迅速开具海捕文书。上面除了写有逃犯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外，还会配有逃犯的画像，也就是 “画影图形” ，尽管古代绘画技艺与现代写实风格不同，画像可能相对抽象，但配合详细的特征描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官民辨识。

明代的《捕虎榜》便是典型代表，当时张献忠部将在逃，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威胁。官府迅速发布《捕虎榜》，这份海捕文书被张贴在城门、驿站、渡口等交通要道和人员往来密集之处。各地的捕快们依据文书上的线索，在日常巡逻和侦查中格外留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文书所到之处，百姓们也提高了警惕，一旦发现形迹可疑之人，便会向官府举报。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让逃犯犹如过街老鼠，无处遁形，极大地增加了缉拿成功的几率，维护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

（二）赋役黄册：税赋与户籍的记录者

赋役黄册，是古代国家掌控税赋和户籍的关键所在。它详细记录了每户人家的丁口数量、田亩情况以及应缴纳的赋税等信息，是一本关于民生和财政的 “大数据” 册籍。

以清代的 “地丁银” 改革告示为例，这一改革与赋役黄册密切相关。“地丁银” 制度也就是 “摊丁入亩”，废除了以前的人丁税，将田赋和丁银合在一起收缴，丁随地起，把丁口之赋摊入地亩中征收 。在改革过程中，官府依据赋役黄册重新核算每户的赋税标准，并发布告示告知百姓。这一改革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削弱，按田亩纳税，让没有土地的农民在法律上不再纳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赋役不均的现象 。同时，人口统计也变得相对客观、真实，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赋役黄册就像一根纽带，串联起国家财政、百姓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三）科榜：科举荣耀的见证

科榜，承载着无数读书人的梦想与荣耀，它是科举中试者名单的展示台。在古代，科举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一旦中举，便意味着踏上了仕途，光宗耀祖。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节，将科榜的影响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范进多年苦读，屡试不中，生活穷困潦倒，备受周围人的嘲讽和欺凌。然而，当他得知自己中举的那一刻，多年的压抑瞬间爆发，竟高兴得发了疯。这一情节不仅反映了范进个人命运的巨大转变，也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的深远影响。科榜公布时，往往会吸引众多人围观，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中举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在贡院、孔庙、州府衙门等地，接受众人的羡慕与祝贺，他们的故事也会被人们传颂，激励着更多的学子为了科举而努力奋斗 ，科榜成为了社会阶层流动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 。

规则与符号：告示背后的秩序与文化

（一）时效与等级：信息传递的速度密码

在古代信息传递体系里，官府告示依据内容的紧急程度，有着严格的时效与等级划分，这如同为信息传递设置了一把精准的 “速度密码” 。

加急文书堪称古代信息传递中的 “特快专递”。军情战报往往刻不容缓，一旦边关有战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急需了解战况以做出战略部署 。这时，加急文书便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醒目，它们会插上羽毛，被称为 “羽檄”，或是盖上醒目的 “八百里加急” 印。在传递过程中，驿站的驿卒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快马加鞭，换人不换马，日夜兼程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消息通过加急文书，以最快速度传到长安。虽然叛乱的爆发令人震惊，但多亏了这高效的加急传递机制，朝廷得以迅速知晓，从而及时调兵遣将，组织防御和反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叛军的攻势，为后续的平叛争取了宝贵时间 。

普通政令则是日常治理的 “稳定齿轮”。它们虽不像加急文书那般十万火急，但同样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普通政令涵盖了诸多方面，如地方治安的维护、民生政策的推行等 。当官府发布这类告示时，通常会朱批 “晓谕军民人等知悉”，以表明其权威性和告知性。而且，为了让民众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内容，普通政令的告示会在张贴处保留七日以上。像清代某知县推行鼓励农耕的政策，发布普通政令告示，详细说明了对开垦荒地的农民给予种子、农具补贴等措施。告示张贴在县衙门口、市集等地，持续多日，让往来百姓都能看到，使得政策得以有效传达，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

（二）格式规范：严谨的文书美学

古代官府告示在格式上有着一套严谨的规范，宛如一种独特的文书美学，彰显着官府的威严与庄重 。

首行的书写极为讲究，需顶格写 “钦命 ×× 巡抚 / 知府示”，这一开头明确了告示的发布主体，是来自朝廷钦命的官员，让人一眼便能知晓其权威性来源 。比如 “钦命山东巡抚示”，表明这是由朝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所发布的告示，代表着省级行政长官的意志和权力 。

文末也有固定要求，要注明发布时间，且采用干支纪年法 。干支纪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纪年方式，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每六十年循环一次 。这种纪年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已久，使用它标注告示发布时间，既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也便于在历史记录中准确追溯。像 “光绪二十年甲午”，就精确地表明了告示发布于光绪皇帝在位的第二十年，对应甲午年，方便后人查阅和研究当时的历史事件 。

对于重大文书，还有 “抄白” 存档的规定 。《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 “凡诏敕榜谕，皆录副备查”，这意味着重要的告示都要抄录副本保存起来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当出现对告示内容的疑问或需要查证时，有原始副本可供参考；另一方面，这些抄白存档的告示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世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一手素材 。明代推行 “一条鞭法” 的告示，就被抄白存档。通过这些存档资料，我们能够详细了解 “一条鞭法” 在各地的推行细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官府的应对措施，对于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和社会变革有着重要意义 。

（三）民间互动：告示下的百态人生

古代官府告示不仅仅是信息的单向传递，还与民间产生了丰富的互动，演绎出了一幕幕生动的百态人生 。

科举放榜时，观榜文化便热闹登场 。那是一场全民瞩目的盛会，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向贡院、州府衙门等地，只为第一时间知晓科举结果 。《南部新书》记载 “进士榜出，看者填咽”，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看榜人群拥挤的场景 。在那个以科举为荣耀进阶之路的时代，中举者的名字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期望 。当榜单公布，有人喜极而泣，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换来功成名就；有人黯然神伤，名落孙山的失落让他们陷入迷茫 。《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情节，将观榜时的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范进得知自己中举后，激动得发了疯，周围人的态度也瞬间转变，从之前的嘲讽奚落变为阿谀奉承 。这一情节不仅反映了科举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 。

揭榜悬赏则充满了冒险与机遇 。当官府发布悬赏缉拿要犯、寻找重要线索的告示时，民间的热血之士便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在《包公案》中，就有 “撕皇榜” 的情节 。皇榜高悬，上面写着对能解决疑难案件之人的丰厚奖赏 。有人勇敢地撕下皇榜，毛遂自荐 。这些揭榜者，有的是为了赏金，有的是出于正义感，想要为社会除害 。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深入调查案件，为官府提供关键线索，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民间力量 。虽然揭榜之路充满未知与危险，但那份冒险精神和对正义的追求，让这段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

史料中的告示：历史的无声诉说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官府告示不仅是当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更是后人窥探往昔岁月的珍贵窗口。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中保存的告示，为我们研究古代边疆治理、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

敦煌文书中的《唐咸通九年安民告示》，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晚唐边疆治理的神秘大门 。晚唐时期，边疆局势复杂多变，民族关系交错，如何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是朝廷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份告示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官府在敦煌地区的安民措施，包括对当地百姓的安抚政策、对边境贸易的管理规定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安抚策略等 。通过它，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到晚唐时期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族融合情况 。例如，告示中提及对边境贸易的鼓励政策，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当地商业的繁荣 。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安抚策略，如尊重其风俗习惯、给予一定的自治权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这份告示让我们看到了晚唐时期朝廷在边疆治理上的努力与智慧，以及边疆地区独特的社会风貌 。

徽州文书里的明清赋役告示，则是研究古代经济政策的宝藏 。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诸多变革，赋役制度的改革更是关乎国计民生 。这些赋役告示详细记录了当时 “一条鞭法” 等赋役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 。“一条鞭法” 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从告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差异、百姓对新政策的接受程度等 。还能看到改革带来的影响，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百姓需要将农产品等换成银两来缴纳赋税，从而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役征收程序，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管理效率 。这些告示为我们还原了明清时期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让我们对古代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

巴县档案（清代）中保存的禁赌、赈灾等告示原件，现藏于四川档案馆，成为了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素材 。禁赌告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赌博之风以及官府对其的严厉打击态度 。赌博不仅影响个人家庭的和谐，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盗窃、斗殴等 。官府通过发布禁赌告示，明确规定赌博的处罚措施，组织人员巡查打击赌博活动，维护了社会的治安和良好风气 。赈灾告示则展现了清代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机制 。当洪水、旱灾等灾害发生，百姓生活陷入困境 。告示中记录了官府的赈灾措施，如开仓放粮、减免赋税、组织救灾队伍等 。这些措施体现了清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救助体系和民间的抗灾自救情况 。通过这些告示，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清代社会百姓的生活百态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情况 。

官民之辨：告示世界的两个维度

在古代社会，告示如同信息传播的纽带，连接着官府与民间。然而，官府告示与民间告示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宛如两个不同的维度，共同构建起古代社会的信息生态 。

从发布主体来看，官府告示的权威性不言而喻，它出自州县以上的官府 。无论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传达，还是地方事务的管理决策，都通过官府告示昭告天下 。当朝廷推行新的税收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会层层发布告示，将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时间和要求传达给每一位百姓 。而民间告示的发布主体则更为多元和分散 。行会为了规范行业秩序，会发布相关的行规告示，约束同行的经营行为 。宗族为了管理族内事务，也会张贴告示，处理诸如祭祀安排、族产分配等事宜 。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镇，商人行会会发布关于商品价格、质量标准的告示，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乡村，宗族祠堂前常常张贴着关于祭祖仪式、族田管理的告示，凝聚着家族的向心力 。

印章，作为告示的重要标识，也体现出官民的不同 。官府告示上加盖的官印，是权力的象征 。像 “顺天府印”，印文清晰，红印醒目，盖在告示之上，代表着顺天府的官方意志，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 。百姓看到盖有官印的告示，便知道这是官府的正式指令，必须遵守 。与之相对，民间告示大多使用私章，或者根本没有印章 。私人发布的寻物启事、招租信息等，往往只是简单书写，没有印章加持 。即使是行会、宗族发布的告示，虽可能有私章，但与官印的效力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宗族的私章，只是在族内事务中有一定的认可度，出了宗族范围，其作用便大打折扣 。

效力方面，官府告示具有法律强制性 。它所传达的政令、法规，百姓必须遵守，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官府发布的禁赌告示，明确规定了对赌博行为的处罚措施，一旦有人违反，就会被官府缉拿问罪 。而民间告示仅具有道德约束力 。行会的行规告示，虽然要求同行遵守，但如果有人违反，更多的是受到同行的谴责和行业内部的惩戒，而非法律的惩处 。宗族的告示也是如此，主要依靠族人的自觉和家族的道德规范来维持，对于违反者，可能会采取在祠堂罚跪、扣除族产分配份额等方式进行惩戒 。

材质上，官府告示也有着独特之处 。官方黄纸质地优良，书写的告示醒目庄重，凸显其权威性 。在一些重要场合，还会采用石刻的方式，将告示内容刻在石碑上，以求长久保存 。许多县衙前的照壁上，就刻有关于当地税收、治安等方面的告示，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清晰可辨 。民间告示则相对简单，多使用普通纸张，或者在布帛上书写 。私人张贴的告示，可能只是随意找一张纸，书写后张贴在显眼处 。行会、宗族的告示，虽然有时会使用质量较好的纸张，但与官府告示的材质相比，仍显得较为普通 。

结语：告示的回响，历史的余音

古代官府告示，从商周时期的 “诰命” 发端，历经岁月变迁，到明清时期的 “榜文”，一直是中国古代信息传播与权力展演的关键载体 。其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从最初刻在甲骨上的古老记录，到竹简上的简洁书写，再到纸张的广泛应用，以及石刻的长久留存，每一次变化都反映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社会需求 。内容更是丰富多样，涵盖了政令的颁布、律法的推行、民生的关怀、文化的传承等诸多方面，宛如一部生动的古代社会治理百科全书 。

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官府与百姓，让国家的意志得以传达，民众的生活受到规范和引导 。在信息传播方面，尽管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但告示凭借其张贴在显眼之处的特点，让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百姓能够获取重要信息，打破了信息的壁垒 。在社会治理中，告示是官府实施管理的有力工具，无论是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还是推行教化，都离不开告示的作用 。它以文字的形式，将官府的决策和要求明确告知民众，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 。

对现代社会而言，古代官府告示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其严谨的格式规范，提醒我们在信息发布时要注重准确性和规范性，确保信息能够被正确理解和执行 。时效等级制度让我们认识到，根据信息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进行分类处理的必要性，提高信息传递和处理的效率 。民间互动的形式则告诉我们，政策的推行需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参与和反馈，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政策才能更好地落地生根 。古代官府告示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回响，为我们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治理提供着宝贵的借鉴 。

来源：东东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