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技术革新与产业变迁，传统广播电视学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和学科重构的需求。本文回顾了视听传播的历史源流，分析了以电视为核心的视听媒介在西方和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发展脉络。研究指出，面对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带来的底层逻辑变革，自电视时代以来形成的经典研究正日益面临“

文 | 王晓红 魏韬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5年第1期“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

者

王晓红：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魏韬：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随着技术革新与产业变迁，传统广播电视学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和学科重构的需求。本文回顾了视听传播的历史源流，分析了以电视为核心的视听媒介在西方和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发展脉络。研究指出，面对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带来的底层逻辑变革，自电视时代以来形成的经典研究正日益面临“解释危机”。通过引入“隐性知识”的概念，本文强调一种从本土实践中形成原创性理论的研究取向，并以此推动中国视听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广播电视学”向“视听传播学”转型的必要性，以及超越媒介工具的技术迭代逻辑，重建视听传播研究价值的四重面向，即：面向人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面向社会发展创新的现实需求、面向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和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命题。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视听传播学科何以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实现从“被解释”到“能解释”的角色转变，进而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原创理论。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视听传播；学科建设；范式转型；自主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广播电视向视听传播的转型是视听媒介数字化的必然，也孕育着理论创新的必需。广播、电视同属于电子媒介，其技术研发可追溯至19世纪末。随着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1936年第一家电视台的诞生，广播、电视先后成为继报纸之后的强势媒体进入千家万户，形塑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直至网络社会的崛起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以2005年分享视频的出现为分水岭，短短二十年间，短视频、网络直播、互动视频、智能视听、沉浸式体验等视听新形态纷至沓来，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看经验。借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说法，这是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互动式的网络系统中（卡斯特，1996/2001）。一方面，这种由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更多样化乃至“人机共生”（陈昌凤，2022）的内容创作方式所共同构筑的新型视听文化， 已溢出了依托于传统广电生产与传播而构建起来的经验范畴和知识体系，传统视听研究遭遇“解释危机”，难以应付“‘看的方式的扩散’之景象”（黄旦，2018）。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作为视听新媒体最活跃的场域，所展开的视听活动及其与社会互动的丰富性、广泛性、深入性远超于西方社会，西方理论对此同样解释乏力。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基本理论创新和西方理论在地化的双重困境（周勇，2022），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正在逼近结构性重塑的节点时刻”（张涛甫、翁之颢，2024），学科设置有待革新，学科体系亟待优化（周庆安、许涌斌，2024）。广播电视学作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也不例外。鉴于上述背景，本文认为，在这个“节点时刻”，有必要立足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视听传播实践，通过问题域研究，重新审视、挖掘、提炼新命题、新概念、新框架，推动以视听传播活动及其学理化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创新，发展视听传播学，以丰富和深化我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视听传播能否以及如何建构为“学”，这是要讨论的问题。“学”通常有两层含义，以广播电视学为例，一是指研究者将广播电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学问；二是指作为一门学科建制的系统学问，强调成“学”须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后者是在前者的实践基础上逐步积累完善起来的（谢鼎新、王文利，2015）。由于视听传播作为正在发展的研究领域，基础性、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展开，学科分野、专业建制还需探索，知识体系尚在构建，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视听传播“学”取前者之义，重在从视听传播研究的学术源流、现实问题、发展面向，探讨中国视听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可能性问题。

二、何以可能：视听传播研究的源流

学科知识系统的建构是由浅入深的探索、发现和积累的过程，须以建构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元，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反映了事物的独特属性。要回答视听传播独立成“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需要从学术史的立场，在历史坐标中，审视“视听传播”这一核心概念的兴与替、理论发展的源与流和知识生产的旧与新。

（一）视听传播的概念源起

从现有文献看，视听传播（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作为明确概念的提出时间，晚于广播电视（broadcasting）。此前，研究者们围绕活动影像（motionpictures）、广播电视（broadcasting）等不同术语，展开对视听媒介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电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出于普及教育与支持二战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社会的目的，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政府和联邦通信委员会对教育电视投入了大量支持，包括分配频率建立用于教学用途的公共广播（Levin & Hines，2003），这使得教育领域开始关注视听材料（audiovisual materials）辅助教学的研究（Hoban，1969），并从中洞悉“视听”作为传播手段的巨大价值。1953年，由教育学者发起的学术期刊《视听传播研究》（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 Review）在美国创立，标志着“视听传播”作为学术概念的确立。诸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施拉姆（Wilbur Schramm）、格伯纳（George Gerbner）、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 Smythe）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份刊物上探讨何为传播研究（Lasswell，1958）、传播媒介究竟如何对人产生影响（Peterson & Schramm，1954），以及应该以何种方法和视角研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Smythe，1954；Gerbner，1958）。

《视听传播研究》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费恩（James D. Finn）撰文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视听媒介将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过载的景象”“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公共沟通的必然”（Finn，1955），因而他呼吁建立视听传播研究的系统理论，以理解一个“由人与机器环环相扣组成的复杂系统”（Finn，1956）。即使在今天的语境下，费恩的这段论述依然极具张力。他洞见了视听沟通系统的全新功能及其技术本质，还有伴随而生的全新知识景象。遗憾的是，以费恩为代表的学者虽然看到了“视听”作为工具之于公共沟通、社会组织的崭新意义，却未能体系化地持续研究“视听”作为表达要素的复杂传播形态的独特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以至于他本人及同行者所努力建构的“视听传播研究”始终处于松散状态，《视听传播研究》这份期刊也在1978年更名，放弃了“视听传播”这一概念。

（二）视听传播的概念隐没

与上述历史相似的是，我国视听研究也是从视听教育开始的。据戴公亮考证，在1936年，我国就有了以“电化教育”命名的课程。当时，中国学者通过英文资料获悉视听教育（audio visual education）和电化教育（electrifying education）这两个概念。之所以选择以“电化教育”而非“视听教育”作为课程名称，是因为命名者认为视听教育的主要手段诸如幻灯片、电影、广播等，皆与“电”密切相关（戴公亮，1983）。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上海大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高校还开办了电化教育专修班（科），培养了中国最一批视听传播人才（孙明经，1983）。

随着广播业、电视业的蓬勃发展，“广播”和“电视”先后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而“视听传播”这一概念几近隐没，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所说，为什么要研究电视？因为电视是一个无法否定、不可回避的存在物（Allen，1992）。从20世纪50年代到互联网崛起之前，广播电视始终作为“强势媒介”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由此也影响着学界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围绕广播电视的技术手段、媒介特征、表意系统、组织制度、传播方式、社会功能、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西方的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中国的广播电视学（broadcasting journalism，又称“广播电视新闻学”）均发展为深受关注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这一进程中，“视听传播”一词鲜被使用，“视听工具”“视听交流”“视听艺术”等相关概念虽有出现，却根本不能反映“视听”之于“传播”的深刻内涵。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组织编写了一套“广播电视研究”丛书，其中一本名为《视听交流》，其英文名即是“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视听传播）（中国视听研究中心，1987）。“交流”与“传播”之别，有翻译原因，但也反映出当时学界仅将“视听”作为一种交流方式。1991年，传播学者郭镇之在与宋小卫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将“视听传播”视为内涵丰富的研究领域（宋小卫、郭镇之，1991），不过，这一观点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视听传播的概念重建

作为一个与技术深度交融的领域，如何使视听传播的理论研究经得起技术迭代的考验，始终困扰着研究学者。这一困扰也反映在“视听媒介”“视听传播”及其相关概念的变迁上。

20世纪80年代，“视听新媒介”一度被用作形容电视的概念（周宪，1994），直至数字化技术以“元技术”之姿带来信息传播的结构性变化（姜华、张涛甫，2021），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相继涌现，全球视听行业迎来巨变，不同于电视时代的视听叙事与审美模式、视听生产与传播机制形塑了全新的视听文化形态，“视听”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及其对人与世界的影响被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提出了“后电视”（post-broadcast或post-network）的概念，以描述受数字化、网络化冲击的电视业从内容、生产到消费的根本性变革（Turner & Tay，2009）。也有学者提出，应该用“视频文化”（video cultures）来替代“电视社会学”（television sociology），因为海量的音视频文本、视听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电视研究的研究范畴（Grindstaff & Turow，2006）。无论是“后电视”还是“视频文化”的提出，都反映了经典电视研究对于数字时代视听传播实践的“解释危机”。

近年来，为了阐述正在发生的深刻的视听变革，中国学者或引入“后电视”概念（朱婧雯，2021；顾博涵，2022），或提出“视频文本化”“视频化生存”等新解释（王晓红，2013；彭兰，2020），或试图重新建构“视听传播”这个消失已久的概念（何天平，2021）。显然，当全感官传播重新进入人类社会交往场景（廖祥忠，2022），推动视听传播研究从单一媒介视角转向更广泛的人类传播实践，进而形成兼具独特性和实践规范的学科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全球行业的剧烈变化或延续学科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更在于深刻变革中的视听传播实践能够为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贡献带来丰富的可能。

随着广播业、电视业及其专业教育的成长，广播电视学在知识体系探索上经历了从学术化、学科化到体系化的发展之路（涂凌波、边歌，2023），为视听传播学奠定了学科基础和学术积累。尽管如此，广播电视研究一直被认为重“术”轻“学”，即“重应用、轻理论”。一方面，这与广播电视学术化、学科化发展的实践面向有关。广播电视研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与广电实践紧密关联，偏重将经验事实理论化，以解决广电生产与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因而学科建设有着鲜明的应用性特点，广播电视学研究也由此形成了根植于实践的优良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广播电视研究也的确存在着诠释研究多、学科知识可转移性弱等问题。无论是研究的诉求，还是从业的需求，繁花般的广播电视内容都是最显在的观察对象，加上视听媒介与新技术之间的强互动关系，这使得国内外广电研究“都是‘快照式’研究（snapshot studies），也就是只考察媒介某个方面的情况，而且是某段时间的某个点……那种在几年的时间内重复研究同一现象的有系统的研究是很少的”（沃克、弗格森，1998/2005）。反映在广电研究的整体知识生产面貌上，即表现为碎片化倾向明显，学理化不够强。

（一）广电知识生产的三种路径

总体来看，既往中国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与知识生产经历了三种主要路径。

其一，广泛借鉴与吸收欧美以及苏联等海外学界学术理论，用中国实践和经验案例验证这些理论，比如视听语言理论、大众传播学等。这样的研究道路并没有错，因为同一学科的知识具有其专门性和逻辑体系，但问题在于这一路径抑制了自主发展理论的潜能，导致基础研究的原创力弱，致使“主体性、自主性不强的问题日渐突出”（周庆安、许涌斌，2024）。

其二，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研究素材，填补和拓展西方理论的遗漏与不足，重在检验现有西方主要理论的有效性，扩展其理论的使用边界。这一研究路径依然是以西方视角看中国实践，因而时常无法准确解释或揭示在中国情境下真正重要的问题，甚至会得出有失公允的结论。正如历史学者陈利所述，西方知识体系形成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在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中，西方世界所建构的“普世价值”和宏大话语（grand narratives），正是通过将中国等国家视为“半文明化”国家而正当化的（Chen，2015）。

其三，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案例，尝试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具有原创价值的理论，却忽略了从经验性研究中提炼理论研究的“通约性”意义，因而也无力实现学术思想的世界贡献。区域性的实践经验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时空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超越本土实践和地方性知识，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知识体系（黄典林、安柯宣，2023）应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目标。

视听传播是一个与技术和实践紧密关联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如何“超越对技术与现象的描述”，改变“与现实问题表面性的弱连接”（张涛甫、翁之颢，2024），实现基于实践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对于视听传播何以成“学”，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隐性知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深化

现代科学哲学领域关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讨论或许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方法启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这组概念最是由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eal Polanyi）提出的。他认为，“我们的所知远多于我们所能言明”（Polanyi，1959），他将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显性知识是那些可以明确表达、用文字或符号记录下来的知识，比如用书面文字、数学公式、图标等；而隐性知识则是“难以被表达的知识”，包括人们知道但难以清晰表达的体验、经验、直觉、意会等，这些知识需要通过实践、观察、长期积累、真实情境、面对面互动等方式来获得（Polanyi，1959，1962）。因此，易表达、易传播、可量化的显性知识更容易被关注，而隐性知识由于依赖实践情景或者个人经验且难以量化，使得研究者常常将注意力放到显性知识与显性推理上，而忽视了复杂活动条件下的隐性知识的价值（余菁，2023）。

可以说，隐性知识涉及人类认知的深层结构，包含了大量在实践中尚未被理论化的“知道如何”（know-how）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显性理论的基础，这为解决“如何认知”“如何创新”等根本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有研究者发现，作为隐性知识的文化因素在技术和实践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瑟，2009/2018）。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换关系问题上，波兰尼认为，显性知识的发展离不开隐性知识（Polanyi，1962），隐性经验通过提炼转化为新的显性理论。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o Nonaka）基于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对日本企业管理互动实践经验的考察中发现，组织知识创新即新知识、新概念的产生可以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持续对话来创造，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就是“显性—隐性知识转化模型（SECI）”（Nonaka，2009），强调显性知识为隐性知识提供认知框架，隐性知识推动了显性知识的深化，从而实现组织知识创新。

受上述观点和研究启发，本文认为，中国广播电视和视听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植于实践，需要重视“对学科实体性基础的探索和追寻”（田毅鹏，2023），从中考察并发掘具有理论转化意义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具有经验性、情境性，其形成与特定文化、历史和实践场域密不可分，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正是源于对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的长期观察，将隐性社会规则显化为社会理论。因此，基于中国本土语境的隐性知识理论化，有可能突破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理论带来的“思想固化”，也是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理性对话与思想交锋”的基础和前提（李友梅，2017）。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网络视听实践，沉淀着大量基于中国国情的，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隐性知识。研究者需要打破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深入到知识生产的实践本源中；需要突破对显性知识的片面把握，尤其是脱离具体实践情境或者“快照式”解读，以免陷入简单化、碎片化的认知误区。以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差异大是现实国情，这决定了中国广播电视建设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从1983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所提出的“20世纪末在全国实现家家户户人人听上广播看上电视”的目标、“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传输覆盖”的总体规划，20世纪90年代为重点解决农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难问题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及“户户通”工程、为解决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薄弱、覆盖薄弱”问题的西新工程、为解决农村地区“经费困难、无线转播困难”的无线覆盖工程，到广播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如果我们深入其中，考察中国广电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情境、矛盾调适等隐性互动逻辑，可以发现一以贯之的整体治理观，以及“以人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理念（许倬云，2018）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有机统一。这些隐性经验显然难以通过西方理论得到直接解释，但它们却为自主性理论的生长提供了条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政策实践也是一种生发真实的知识的建构路径（田毅鹏，2024）。与一般学术形态不同，政策实践必须纳入具体场域，其间充满了隐性的社会互动经验。当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浅层次的政策解读、数据论证等显性知识维度，而是要努力深入政策实践的具体情境中去提炼隐性的决策智慧，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法论。

基于本土实践语境下的隐性观念、经验和方法，要显化为有价值的理论，还需要从中学与西学的复杂互动中加以理解和展开，从而实现与国际学界的理论对话和观点交融。比如，基于多年对中国西南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电视观看、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的田野研究，郭建斌提出了“国家在场”的概念，形成了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麦奎尔（Denis McQuail）等学者的理论对话（郭建斌，2019）。中国大地上展开的独特的、波澜壮阔的视听传播实践，诸如“视频+”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社会治理，为自主知识生产与创新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探索空间。类似的研究和探索还包括“视频作为社会活动形态”（王晓红，2013）、“无名者的出场”（潘祥辉，2020）、“我拍故我在”（孙玮，2020）等，这些有对话价值的概念的提出无不源于长期的经验观察和省思。

总之，深化实践自觉，不是对隐性知识的简单经验总结，而是强调要充分重视实践中的隐性经验并持续研究，形成更多以问题式、过程化、复杂性为导向的案例研究（王晓红等，2020），从而建立起视听传播学科自主知识生产的坚实基础，将视听传播学理论创新推向新的高度。

四、视听传播学的价值定位再认识

从“广播电视学”向“视听传播学”转向，不仅是学科名称的更新，更是观念发展和实践深化的必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学科的产生和变化，蕴含着现实变迁及其对于现实的认识，因此学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更是一种以知识生产为方式的社会实践（黄旦，2014）。唯有重新认识和定位视听传播在社会实践中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实现研究的范式突破，才能真正建构起有影响力的视听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一）面向人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

在所有的人类感官中，视觉与听觉是最直观的感觉，这也决定了视听传播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人类传播方式。从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互动视频、沉浸式视听到正在迅猛发展的智能视听，视听媒介的演进折射了人类传播在两个层面上的追求：一是不断追求身体感觉丰富性的还原，不断还原“面对面”的交往情境；二是不断追求交往互动的深化。今天，当视频与每个终端和界面互联互通，人的感官和情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视听场景所调动，人类传播进入到全方位的全感官传播环境中。

可以说，可看可用、虚实相生的视频不仅是新的传播形态，更是人类全新的活动形态。借助移动互联网，视频以其立体化、直观形象的特质，打通了人的现实活动空间和虚拟活动空间，使人类的所有活动得以在视频内外展开，并且在广度上汇聚所有人的活动，在深度上展现所有活动的细节。随着5G技术、AR/VR/MA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进入视听领域，视频活动已然呈现出全时空、全领域、全息化的发展态势，甚至人的想象也成为“可见”的活动，视听传播的边界被进一步拓展。

在数字时代，以某个特定时期兴起的媒介工具为核心概念架构起来的学科终将面临因媒介工具的影响力式微而被追问自身合理性的窘境，因此当下最紧要的事情，是从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上跳出媒介工具的线性发展逻辑，回到基于媒介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新的社会现实需求，以传播活动所指向的内在需求，进行整体全局的省思，重塑视听传播的研究范式。

（二）面向社会创新的现实需求

站在学术传承与实践创新的视角，与“广播电视学”不同，“视听传播学”不仅要培养职业化、机构化、专业化的广电系统所需人才，更应考虑数字化视听对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影响。从机构化的广播电视到人人得以参与的网络视听，视频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语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视听传播将从此彻底地去中心化，事实上，新兴平台及其用于降低内容分发成本的人工智能算法正在带来新的“中心化”问题，但是历史地来看，数字时代的视听传播是对“影像代议制”的极大突破，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时代以来人类社会交往传播关系的全新构型。作为新社会语言的视频，其直观性、情感性、场景性、非逻辑性、多义性、共享性、智能化等，正在深刻影响社会交往系统，与此同时，通过内容、技术与场景的多元整合，“视频+”向文旅、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商业等领域全面拓展，形成了跨行业、跨平台的“大视听”格局，为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创新动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视听传播研究所要考虑的不再只是承载了某种社会分工的机构媒体的具体实践，而是要敏锐地捕捉社会各行各业对于传播活动的整体需求，思考与探索视听传播如何作为一种要素深度参与其中，这也意味着，视听传播的知识生产需要进一步整合跨学科的资源力量。

（三）面向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

在学术研究层面，“视听传播”超越了“广播电视”的传统视角，为前沿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回望历史，从电影的诞生到广播电视的兴起，再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充斥着视听影像的“意义网络”，视听媒介全面且深入地嵌入到社会实践之中，视听传播的研究对象从单一的广电机构扩展到由平台、机构、用户、技术、智能体等多主体共构的生态体系，由此与各个领域碰撞出的新问题、新现象亟待研究，理论工具也需要持续更新。

仅以短视频为例，近年研究数量猛增、研究者的学术背景越来越多样化，从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律、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到人类学、文化研究、电影等艺术与人文学科，以及医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呈现出远胜以往的交叉性（Wei & Wang，2022）。视听传播超越了“观看”，视听研究也超越了经典电视研究、广播电视学、大众传播学的传统范式，与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科学、空间理论等交叉融合，呈现出鲜明且复杂的跨学科研究特色，促进了跨学科的知识流动。然而，围绕视听多模态语言的多义性、视听舆论的复杂性、智能叙事的审美性、生成式视频对人类心智的影响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还远远没有展开。

（四）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命题

在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上，中国高速发展的行业实践和社会治理实践正在不断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命题（周庆安、许涌斌，2024）。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繁荣的视听传播实践积淀着前所未有的丰富的隐性经验与智慧，为原创性知识生产和自主性理论生成奠定了深厚的实践根基。在全球视听传播领域，中国视听行业实践和前沿发展正在吸引全球研究者的关注，围绕TikTok、抖音、快手等视听平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国际学界正在形成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而来自中国学者和以中国实践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形塑力量（Wei & Wang，2022）。因此，我们认为，与实践和技术紧密关联的视听传播研究应深化实践自觉，重视对实践中的经验智慧的理论化阐释，以此推进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和解释力的视听传播学原创理论，进而与全球社会共享新知，以视听力量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周勇，2022）。

总之，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发展视听传播学，其意义不仅在于阐释正在发生的一切，更在于以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为统摄，把握从经验到理论的深层逻辑，为建设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促进人类沟通贡献独特价值。

注释

②已经立项，目前全国有三个团队在写，尚未出版。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王晓红、魏韬：《中国视听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全球传媒学刊，2025年第1期，3-17页。

排版：佳美

来源：看电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