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宗元曾撰写过一篇名为《牛赋》的文章。整篇文章可用八个字概括：生而为牛，我感到遗憾。文中描绘了牛这种生物的特征：体格庞大，头部硕大，弯曲的牛角，稀疏的毛发和厚实的皮肤。牛的叫声如同黄钟大吕，烈日下，它们日复一日地耕作着百亩田地，翻出的垄沟笔直又深邃。完成农活后
柳宗元曾撰写过一篇名为《牛赋》的文章。整篇文章可用八个字概括：生而为牛，我感到遗憾。文中描绘了牛这种生物的特征：体格庞大，头部硕大，弯曲的牛角，稀疏的毛发和厚实的皮肤。牛的叫声如同黄钟大吕，烈日下，它们日复一日地耕作着百亩田地，翻出的垄沟笔直又深邃。完成农活后，牛还要拉着沉重的车子，将粮食送到官仓，却连一口粮食都无法品尝。因它而富的穷人，因它而饱的饥者，却没有任何回报。牛时常陷入泥沼，或是在荒野中跌倒，劳碌一生。死后，皮被剥下，角被取走，尸体没有一处能留下。
最后，柳宗元感慨道：牛虽有功，对自己却无益。命运有好有坏，并非能力所能改变。千万不要怨天尤人，静待天命的降临。
与此相呼应，刘禹锡也写过一篇《叹牛》。在他的笔下，牛被主人驱使，拉着沉重的货物，走泥泞，爬高坡，翻山越岭，最终腿部受伤。腿瘸后，牛失去了价值，主人便将其送往屠宰场，榨取最后的价值。
刘柳二人并非在为牛鸣不平，而是在自怜自伤，感叹自己的前途渺茫。
若说这个世界上谁最能理解牛的苦楚，那无疑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在田间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佝偻的身躯支撑起整个国家的脊梁。他们的勤劳与压抑，像被无情剥削的牛一样。
《诗经》中有句：“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当人们仰望星空时，闪耀的“牵牛星”却无法为自己驾驭车辆。压迫无处不在，隐忍的痛苦在其中显露无疑。
从历史的深处传来的牛鸣声中，我们能听到什么呢？
《诗经·无羊》中记载：谁说你没有羊？三百只群聚。谁说你没有牛？九十只在旁。羊来时思念，其角微微颤动；牛来时思念，其耳微微湿润。或在山坡，或在池边，或打盹，或奔跑。
这是一幅古代放牧的图景：牛羊或奔跑至坡下，或在池边饮水，或打盹，或乱跳。“犉”指的是一种黄牛，稀有的品种，数量仅有九十只。如此庞大的财富，显然不是平民所能拥有，养殖者多为国家或贵族。
最初，人们养牛是为了获取肉、皮和骨。牛肉被视为珍贵的祭祀用肉。《汉书》中提到：“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古代祭祀时，太牢中必有一头牛。这种权力只属于上层社会。百姓的祭祀若用牛，则被称为“淫祀”，一旦被发现，便要受到惩罚。
除了牛肉，牛皮、牛角、牛尾也有其用途。《周礼》记载，制弓时需要六种材料，其中就包括牛筋、牛胶和牛角。牛胶用于连接弓角，牛角用于加速箭矢，牛筋则使箭矢深入。牛皮可用于制作铠甲、盾牌和军鼓。此外，战车的绳索、战马的缰绳和剑鞘也都离不开牛皮。牛尾则用来装饰贵族的车旗，被称为“旄”。
尽管牛身上各部分都有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牛常常被视为贫穷的象征。自先秦以来，人们出行以马车为贵。西汉初年，经济萧条，连皇帝出门都只能乘坐牛车。汉武帝时期，削权诸侯王，使得“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东汉初年，严防宗亲诸王，他们“或乘牛车，齐于编人”。然而，一旦经济复苏，达官贵人自然要恢复乘马车，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几乎全是车马出行的图案。
东汉末年，天下再度战乱，乘坐牛车成了一种时尚。赤壁之战前夕，鲁肃劝孙权不要投降曹操时说道：“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可见牛车已然进入上流社会。
牛车的贵重，确实是战乱时代王公贵族们维持体面的权宜之计。东晋时期，王导因怕妻子知道自己的秘密而派人追赶，途中因牛车速度太慢，便用手中的拂尘柄赶牛。大臣蔡谟听闻此事后调侃王导：“朝廷欲加公九锡。”起初王导未能理解，蔡谟接着说：“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这时，官员、贵族乃至皇帝出行皆用牛车。门阀子弟更爱牛车，乘马车反倒成了“放诞”的举动。梁武帝时期，建康城中无人骑马，骑小矮马出行者被全朝弹劾。
至唐朝，随着帝国的繁荣，牛车逐渐不再符合贵族的气质，回归到乡野，成为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动力的优劣决定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广度与深度。畜力取代人力，是人类的一次重大飞跃。
根据《管子》的说法，战国时期的农民所需的耕作工具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人力。虽然春秋时期牛耕已初见端倪，但直到西汉时期仍未普遍推广。
农民的脑海中并没有畜力先进的概念，最重要的只是算一笔账。我家有多少亩地，有几口人，我在一亩地上需要多少人力。学者李根蟠指出，西汉时期的小农家庭规模非常小，通常只有三四口人。人少，即便耕牛开垦了足够多的田地，也无法全部照顾到。如果经营的农田有限，养一头牛显得非常不划算。因此，最经济的选择就是在有限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进行“精耕细作”。耕牛适合那些财力雄厚的粗放经营者。
当时，帝国的统治者早已意识到牛耕的重要性。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曾倡导牛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四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然而，由于缺乏牛或养牛不划算，农民仍以人力挽犁，开垦了不少农田。赵过推行的代田法，使得百姓“用力少而得谷多”，但影响似乎有限，东汉末的崔寔也只是提到“至今三辅犹赖其利”。
我们在历史中往往关注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技术的扩散同样重要。一个代表创新，一个代表分配。技术的传播受到制度及其下百姓生存状况的影响。
东汉以后，牛耕逐渐普及。《后汉书•王景传》中记载：“（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百姓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土地被豪族兼并，一些人沦为依附民；天下大乱后，百姓举族而居，坞堡林立。因此，家庭规模扩大，养牛的成本得以分摊，实在不行，国家或富豪也会借牛。《魏书》记载，无牛之家借牛耕种七亩地，便给借牛者锄田二亩，以劳力偿还牛力。
北魏、隋唐时期实行均田制，为了鼓励农桑，给百姓配给耕牛。当时出现了许多轻便的短辕犁（如曲辕犁），一犁一牛已变得非常普遍，农家的用牛成本再次下降。五、六口之家、50亩地和一头牛成了农民追求的理想配置。在此背景下，唐朝的粮食产量大增，百姓家中也有了大量余粮。
杜甫在《忆昔二首》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对于百姓而言，看到自家谷物堆积时的笑容，才是唐朝盛世的最大意义。
东汉士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提到：“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百姓扎根于农田辛勤劳作，为朝廷提供赋税，维持温饱，不出乱子，这是掌权者心中最理想的秩序。而牛则是这一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历朝历代出于“以农立国”的思想，禁止民间杀耕牛。
汉代规定“法禁杀牛，犯之者诛”。唐朝，故意杀牛者处以徒刑，遇大赦之年不赦。在宋代，屠宰壮年耕牛罪可致死，而老弱病残耕牛在宰杀前必须申报官府，批准后才能宰杀。然而，民间杀耕牛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一个禁令屡次重申却毫无作用，多半是因为这个禁令违背了人性。百姓并不关心什么天下秩序，他们心中只有一个问题：我养一头牛，到底值不值得？
宋儒程颐曾对友人说：“甚矣，小人之无行也! 牛壮食其力，老则屠之。”友人回应：“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犹得半牛之价，复称贷以买壮者，不尔则废耕矣! 且安得刍粟养无用之牛？”意即，牛老了不能再用，杀掉还能卖个好价钱，再贷款买一头牛，不然就是浪费钱财。
程颐说道：“尔之言，知计利而不知义者。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兴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灾，皆不善之致也。”这位大儒只知空谈大义，以为只要人人做好事，就能丰衣足食，却不知百姓的真实处境。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成书于道光年间的《浦泖农咨》记载，一头牛的价钱从8000文到40000文不等，最常见的为20000文。如果不杀牛的话，冬季百姓不得不为牛提供大量稻草作为饲料，大约一日需70—80文，从农历十月到次年三月的六个月中，费用约为12600—14400文，足够买一头下等牛。
而且，为了熬过冬季，许多农民还得把稻草当作燃料来取暖、生火。没有耕牛还可以通过人力解决耕种问题，但饭不能生吃，寒冷也不能硬扛。因此，杀牛往往是农民最经济的选择。
当然，程颐不必面对这样的选择，也无须担心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他的眼中只有“勿杀牛”的“仁政”。而古代的掌权者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仁政”，可谓是费尽心力。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萧梁时期有百姓“将牛酒作礼”送与县令，牛在被杀前向县令拜，县令大笑后仍令左右杀牛为食。县令酒足饭饱后就此入睡，醒来后“觉体痒，爬搔隐疹，因尔成癞，十许年死”。
南宋文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提到，一友人得伤寒后，梦见被牛吞入肚中，发誓生还后终身不食牛肉。梦醒后大汗淋漓，瞬间病愈。持戒十余年后，因无法抵挡诱惑再次食牛肉，结果又得病，再度做了同样的梦，发誓不食后才得以解脱。周密还以自身为例：自家三世不吃牛肉，虽然体弱多病，但从未染上瘟疫，连家中的奴婢也不例外。不食牛肉的福报可谓巨大！
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几乎成为社会共识。其核心意思是：吃牛肉就会得病，戒牛肉则能免疫。
实际上，中国古代牛疫时有发生，主要导致牛只死亡，关于人类得病的记载则屈指可数。显然，劝人戒牛肉并非出于医学考量。
在这种氛围下，地方官员纷纷致力于实现“勿杀牛”。明代王世贞曾记录一事，有官员外出时遇见有人宰牛，牛突然挣脱，跑到官员面前，低头似乎在告状。该官员为牛主持公道，将其分配给良人之家，使其能继续耕田。
明清时期，农村的乡约几乎都有禁食牛肉的内容，更有甚者对私自卖牛者进行诅咒：“天神诛殛，使身生恶疮，家遭凶疫，灭姓坠氏，以偿此牛之命！”
国家的严苛法令、地方官的约束、乡贤的提倡，构成一张严密的网，使得百姓的行为严格局限在掌权者为他们设计的小农秩序之中。不过，我们也不必低估百姓的力量。网越收越紧，反抗的力量也愈发强大。
毕竟，世上没有什么事比百姓自己的生计更为重要。
明清时期，人们总是被政治领域的剧烈动荡所吸引，但若将目光投向农村，或许能更好地说明帝国的衰落。
在江南的乡野——全国最富庶的农村，人力再次取代了牛耕。根据虞云国先生的统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太湖地区人口为128.5595万，而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太湖地区人口达822.8079万，188年间人口年增长率为10‰。显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在入明之前就已非常严重。以如此有限的土地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压力可想而知。
农民唯一的办法便是在有限的规模上谋求更大的产量，即所谓的“精耕细作”。
我们来看看江南农民的四季。立夏、小满是农忙的第一个高峰期。农民在此之前需购买肥料、耕牛，置办农具。此时，外地牛贩会带着耕牛到各地牛行兜售。富裕人家用现金购买，许多贫穷人家则合伙购买或向富户租借。
备耕之后，人们投入耕牛犁地。此时流行一种像钉耙的工具——铁搭，也可翻地，缺点是效率低，一个人一天只能犁一亩地。不过，铁搭能犁得更深，满足深耕的需求，加之家里不缺劳动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使用牛耕。
寒露、霜降时节，夏播作物收获、冬播作物播种，迎来了第二个农忙高峰。忙完这段时间后，绝大部分农活基本结束，一般人家纷纷开始卖牛，有的直接杀掉卖肉。只有富户才会一直养牛。朝廷虽不准卖牛，但暗中进行者却屡见不鲜。
如果不卖牛，冬季就要小心防贼。盗牛被认为是偷盗中最简单的，因为牛不可能藏于室内，随手就能偷走。偷盗往往始于盗牛，万一被偷的牛是借来的，估计得赔个倾家荡产。
价格高，风险大，饲料贵，几乎没有人愿意继续养牛。农民只需再勤奋一些，耕田五亩，五亩收两季作物，一年的收入便能抵得上十亩。妇女可纺织，种植一些花卉蔬果，补贴家用。总之，只要人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多做，反正这片土地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江南的农民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创造力，自发探索出“最佳经营模式”。他们采用各种办法：用铁搭代替耕牛、一年两熟制、男耕女织……农田的产出在提高，家庭变得更加富裕，代价是每个人越来越累，吃的苦越来越多，可谓是用勤劳铸就的革命。然而，再勤劳的双脚也无法赶上蒸汽机的速度。
学者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化”，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还有一个现象，可作为内卷时代的注脚。当时，轿子逐渐取代牛和马成为社会的主流交通工具。而在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挑夫。本该由牛马承担的工作，却转移到了人的肩膀上。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曾记录这些底层中国人的身影：“他的腰背从未挺直过，微微向前弯曲，且有些向左倾斜。这是因为他必须亲自去干那些搬运的活……强壮的农民要向地里施肥以增加土壤肥力，在干旱季节则要向地里挑水灌溉，这些工作也都是由左肩来完成的。庄稼成熟后，他们还要将其收割回家，并将多余的粮食送到几英里外的城里出售，运输工作仍是由肩挑来完成的。利用火车、马车、牛车及载重牲畜来运输，对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实在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情。”
人与牛，孰惨？
来源：厚德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