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紧就少花点，你们的日子也不容易。＂父亲周建国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他转身装作整理行李，我却已经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泪光。
告別時刻
＂钱紧就少花点，你们的日子也不容易。＂父亲周建国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他转身装作整理行李，我却已经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泪光。
那是1998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寒风刺骨。我和弟弟周建军各自收拾行囊，准备离家返程。
那年我已经在省城一所重点中学教了七年书，教语文。弟弟则是前年才南下深圳，进了一家港资电子厂当技术员。家里原本期望他能留在本地钢铁厂接父亲的班，可当地国企改革大潮来袭，钢铁厂裁员减产，年轻人根本挤不进去。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大潮的激荡之中。南方沿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而北方许多老工业基地却步履蹒跚。我们这座位于东北的中型城市，曾经以重工业为荣，而今却满是下岗工人的叹息。
窗外，路灯在飘舞的雪花中显得模糊而遥远。我站在卧室里，将一件旧毛衣叠好塞进背包。那毛衣是母亲亲手织的，虽然款式老旧，却比商店里卖的结实多了。
＂建文，趁热把稀饭喝了。＂母亲李桂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伴随着铁勺敲击搪瓷碗的清脆声响。
我推开房门，客厅里的老式＂红灯＂电暖气散发着微弱的热量。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1994年拍的，父亲还没退休，站得笔直，一脸自豪。电视柜上摆着一台14寸的＂熊猫＂彩电，是我工作后给家里添置的第一件大件。
厨房里，煤球炉上铁锅咕嘟咕嘟地煮着稀饭。母亲正往饭桌上摆碗筷，她梳着整齐的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袖口处已经磨得发白。
＂妈，您也歇会儿吧，这么早就忙活。＂我心疼地说。
母亲摆摆手：＂哪能歇啊，你们一走，家里又冷清了。多做点吃的，心里踏实。＂
她嘴上这么说，眼圈却有些发红。＂建军，你的热水瓶装好了没？南方虽然不结冰，这时候也冷得很哪。＂
弟弟从他的房间钻出来，头发乱糟糟的：＂妈，我都二十八了，您还当我小孩子呢。＂
＂二十八怎么了？八十八在我眼里也是孩子。＂母亲嗔怪道，手上却已经麻利地为他整理起衣领来。
春节七天里，我们一家人难得团聚。每天三餐，餐桌上总是丰盛得不像话。红烧肉、东北乱炖、白切鸡、猪肉炖粉条……母亲把平日里舍不得做的菜肴一样样端上桌，仿佛要把一年的团圆饭一次吃个够。
＂吃啊，多吃点，看你们瘦的。＂母亲总是这样说着，不停地往我和弟弟碗里夹菜。
父亲则坐在那把用了二十多年的老藤椅上，安静地看着我们说话，一手握着搪瓷缸子，一手夹着＂红塔山＂香烟，时而插上几句，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现在国家政策好啊，要不是改革开放，哪有你弟弟这出路？＂父亲常这么评价，＂不像我们那会儿，连个商店都没几个，买东西排队排到腿软。＂
他爱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分配工作、结婚生子……每个故事我和弟弟都能倒背如流，却依然愿意一遍遍听他讲述，看他眼中闪烁的光芒。
＂你们看，咱们一家人多好啊。＂饭桌上，母亲常这样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幸福。
可我分明看到，当弟弟说起深圳的发展，提到＂小灵通＂、＂BP机＂和＂万元户＂这些新鲜词汇时，父亲眼中流露出的既是骄傲又是不舍与担忧。那双曾经在钢铁厂里挥汗如雨的手，如今布满老茧和皱纹，安静地搁在膝盖上，微微颤抖。
＂深圳那地方乱，建军，别跟那些歪门邪道的人来往。＂他嘴上这么叮嘱，心里却为儿子能在南方找到出路而暗自高兴。
当我提到学校的事务，说起班里的学生、校长的要求、职称评定的压力时，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担忧又迅速恢复平静。＂工作重要，但身体更重要，别太拼命。＂
他们已经六十出头，身体大不如前，却在我们面前始终保持着坚强。父亲的腰间盘突出是钢铁厂工作落下的职业病，母亲的风湿关节炎每到阴雨天便发作，可他们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半句。
除夕夜，我们守岁到凌晨。电视里播放着春晚，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逗得全家人前仰后合。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父亲破天荒地喝了半斤二锅头，脸色通红，变得格外健谈。＂今年是好年头啊，国家越来越强了。＂他举起杯子，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建文当了高级教师，建军在深圳有出息，比你爹强多了！咱老周家祖上烧高香啊！＂
母亲在一旁笑着擦拭眼角：＂别听你爸胡说，喝多了。＂
我知道，父亲是真心为我们骄傲。他这一辈子，从未走出过这座东北小城，却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了他眼中的＂有出息人物＂。这或许是他最大的成就和安慰。
临近春节结束，我发现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眺望远方。有一次，我悄悄走到他身后，听见他轻声自语：＂孩子们都长大了，有自己的路要走了……＂
声音里，满是欣慰与落寞交织的复杂情感。
母亲则比往年更加忙碌。她翻出压箱底的布料，连夜赶制了两件绒背心；找出多年前积攒的鸡蛋，腌制成铁蛋；将速冻饺子一个个排列整齐，装进塑料袋……
＂妈，商店里都有卖的，您何必这么辛苦？＂我心疼地说。
＂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母亲头也不抬，继续手上的活计，＂再说了，省下钱不好吗？你们在外面，花销大着呢。＂
这就是我的父母，将爱意深埋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角落里，含蓄而深沉。
清晨五点，该出发了。母亲拿出两个包得严严实实的编织袋，一一塞进我们的背包。
＂这是你爱吃的糖醋排骨，这是建军喜欢的红烧肉，都是刚做的，路上热一下就能吃。＂她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醒这个尚未苏醒的清晨。
＂妈，太多了，吃不了的。＂弟弟抱怨着，却还是小心翼翼地接过袋子。
＂吃不了就扔了，再买呗。＂母亲难得地大方起来，眼睛却不敢看我们。
我知道，她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们舍不得扔，她也舍不得让我们扔。那些食物里，包裹着的是割舍不断的牵挂。
父亲从衣柜里取出他那件＂的确良＂中山装，这是他最正式的衣服，已经穿了十几年，每次送我们都要穿上。今天也不例外。
＂爸，穿棉袄吧，外面冷。＂我劝道。
＂不冷，这衣服体面。＂父亲倔强地说。
我明白了，在他的观念里，送儿子是件＂体面事＂，即便寒风刺骨，也要光鲜亮相。
我们拖着行李下楼，老式楼房的楼梯间回荡着脚步声。窗外，天色依然黑沉沉的，零星几户亮着灯光。
父亲执意要送我们去长途汽车站，母亲则负责看家。临出门前，她抱了抱我们，用力之大让我有些吃惊。＂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知道不？＂
＂知道了，妈。＂我和弟弟异口同声地回答。
母亲点点头，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涌出来。她迅速转身进了厨房，留下一句：＂路上小心点。＂
父亲骑着他那辆＂飞鸽＂自行车带着我，弟弟则骑着我少年时用过的＂永久＂牌，载着各自的行李，在寂静的清晨穿行。
＂铛铛铛＂，车铃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特别清脆。路边的积雪反射着路灯的光芒，我的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雾气。
＂这车二十多年了，还挺好使。＂父亲忽然说道，语气里透着自豪，＂现在的东西，都不耐用。＂
我知道他指的不仅仅是自行车。在他的价值观里，人与物一样，都应该朴实耐用，安分守己。
长途汽车站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地上，人们互相道别，空气中弥漫着离愁别绪。
父亲将自行车停好，帮我们把行李拿下来。他的动作很慢，似乎是想延长这短暂的相处时光。
＂爸，我们自己来吧。＂弟弟说着，接过行李。
父亲没有坚持，只是点点头，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包＂中华＂香烟，这是他平时舍不得抽的高档货，一定是特意为今天准备的。＂来，抽一根。＂
我和弟弟各自接过一支烟，点燃。三个男人站在寒风中默默吸烟，谁都不说话，烟雾在空气中缓缓升腾。
终于，父亲打破了沉默，一反往日的寡言，叮嘱着各种事项：＂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别舍不得那几毛钱...建文，学校里有什么难处就说，爸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建军，南方天热，别穿太多...＂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和弟弟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爸，您和妈保重身体，别太操劳了。＂我说。
＂是啊，爸，您那腰别再硬扛了，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弟弟补充道。
父亲摆摆手：＂我们好着呢，你们才是要保重。年轻人，别太拼命，身体垮了啥都没用。＂
车站广播响起，报站员浑厚的声音宣布我的那趟长途车即将发车。父亲一愣，然后迅速从内兜里掏出两个红包，塞到我和弟弟手中。
＂过年嘛，总要有个好彩头。＂他故作轻松地说，＂建军的车还有会儿，我送建文上车。＂
我知道，那红包里装的是他从微薄的退休金里省下来的。每年过年，无论我和弟弟怎么推辞，他总要塞给我们压岁钱，仿佛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和尊严。
我接过红包，塞进口袋：＂谢谢爸。＂简简单单三个字，却已经是我能说出的极限。再多一个字，我怕自己会当场落泪。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力之大让我明白，这是他无法言说的不舍。我突然发现，父亲的个子已经不如我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矮小了？
当我拖着行李走向车门时，父亲在身后喊道：＂建文！＂
我转身，看见他站在原地，背影有些单薄。
＂钱紧就少花点，你们的日子也不容易。＂他低着头，声音有些沙哑。
就是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知道，在他心里，我和弟弟永远是需要他保护的孩子，即使我们早已成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我使劲点点头，快步上了车，生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找到座位，透过车窗，我看见父亲仍站在原地，目送着我。
他冲我挥挥手，嘴角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却掩饰不住眼中的不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那个在我记忆中高大威严的形象，如今已经被岁月侵蚀，变得脆弱而疲惫。
长途车发动起来，缓缓驶出车站。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直到父亲的身影变成一个小点，最终消失在视野里。
列车穿过熟悉的街道，路过我曾经上学的中学，路过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钢铁厂，路过母亲常去的副食品商店...每一处景象都承载着我的童年记忆，随着列车的前行渐渐远去。
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为郊区，再到辽阔的田野。北方的冬天，大地一片萧条，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曳，偶尔能看到几户农家冒出的炊烟。
我想起小时候，每逢周末，父亲总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钢铁厂参观。那时的厂区热火朝天，机器轰鸣，钢水翻滚，父亲穿着工作服站在高炉前的样子，在我眼中如同英雄。
＂我们厂的钢铁，支援过抗美援朝呢！＂父亲总是骄傲地告诉我，＂等你长大了，也来厂里工作，咱父子接班！＂
然而，命运没有按照他的期望发展。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成了一名教师；弟弟学了电子技术，去了南方。钢铁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渐式微，父亲的＂接班＂梦想成了泡影。
最初，他对我们的选择有些不理解。＂教书有什么出息？还不如进厂当工人稳当。＂这是他知道我报考师范时的反应。
直到我大学毕业，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熊猫＂彩电送给家里，他才慢慢接受了现实。＂现在不比从前了，知识才是财富啊。＂他开始这样对邻居们说，语气中满是自豪。
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忽不定。忽然想起昨晚收拾行李时，在抽屉深处发现了一个旧铁盒。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整整齐齐地保存着我和弟弟从小到大的各种＂荣誉证书＂——三好学生奖状、数学竞赛奖状、优秀班干部证书...甚至还有我小学一年级时画的一幅歪歪扭扭的＂全家福＂。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父亲心中，我们的每一个小小成就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都值得郑重其事地保存下来，成为他在邻居面前炫耀的资本。
车厢里很暖和，我脱下外套，从口袋里掏出父亲给的红包。红纸上烫金的＂福＂字已经有些褪色，显然是去年剩下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是整整两百元。纸币崭新，一定是父亲专门去银行换的。
想到父亲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点数着钱币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两百块钱，对现在的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每月只有几百元退休金的父亲，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车窗外，阳光渐渐明媚起来，照在辽阔的雪原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北方的冬天虽然寒冷，却有着别样的壮美。我不禁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咱东北人，就像这冬天里的松树，再冷也不怕！＂
列车继续向前，驶向省城。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父母站在家门口目送我们的身影。母亲挽着父亲的臂膀，两人都微微佝偻着背，却倔强地抬着头，目光中满是坚毅与期盼。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住所，更是心灵的归宿。无论我走多远，父母的目光都会追随着我，成为我前行路上最温暖的灯塔。
到站前，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急切的声音：＂到了？一路顺利吗？＂
＂挺好的，妈。爸回来了吗？＂我问。
＂回来了，在睡觉呢，一晚上没睡好。＂母亲的声音里透着心疼，＂你弟弟的车也发了，他说到了广州会给家里打电话。＂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忽然说：＂建文啊，有空就回来看看吧，别太忙了。＂
＂好，妈，我一定常回来。＂我哽咽着承诺。
挂掉电话，车已经进站。我拖着行李下车，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省城的街道比家乡宽阔繁华许多，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们行色匆匆，仿佛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走不完的路。
回到学校宿舍，我打开行李，母亲塞给我的食物一一摆在桌上。糖醋排骨、红烧肉、饺子、馒头...还有一个旧暖瓶，里面竟然还热着，是家乡的井水。
我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唤起无数回忆。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有一杯热水等着我；生病发烧，母亲会用温水给我擦身；考试失利，父亲会递给我一杯水，告诉我：＂喝口水，定定神，下次再来。＂
平凡的水，承载着不平凡的爱。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父母的身影，以及父亲临别时那句＂钱紧就少花点＂。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心酸与不舍，多少关爱与期盼。
我打开日记本，写下这次春节回家的点滴。最后，我郑重地写下一句话：＂今年一定多回家几次，不能让父母的目光望得太久，太远。＂
合上日记本，我忽然理解了父辈的坚韧与无言的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诠释着最深沉的情感；他们经历过苦难，却从不向命运低头；他们心怀大爱，却总是以最朴实的方式表达。
窗外，星空璀璨，北方的寒风呼啸而过。我知道，在遥远的家乡，父母或许正坐在窗前，望着同样的星空，思念着远方的儿女。
那一刻，我暗暗发誓，无论未来如何变化，我都会牢记父母的叮嘱，珍惜他们的付出，在人生路上坚定前行。
因为我明白，我的每一步成长，都饱含着他们的心血；我的每一分成就，都来源于他们的支持；我的每一次前行，都承载着他们的期望。
这就是中国式的亲情，含蓄而深沉，不善言表却至死不渝。
来源：怀旧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