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确实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并不是从中国历 史的整体观察这个变化，且对许多历史现象的总结不尽符合实际。既然如此，在现今反思的基础上，走出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历史从范式角度作新的探索就实属必要。而将宋代置于中国古代史长河中

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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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与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

文 / 李华瑞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 要：

一、唐宋变革论的介绍和反思

笔者之所以提出“宋型国家”概念，和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论”重新被炒热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域外学者曾给宋朝国家文明以极高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唐宋变革论，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把宋代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简称“宋代近世说”。

“宋代近世说”对20世纪日欧美的宋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对国内产生较大影响是进入21世纪了。笔者在《“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分别介绍了“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笔者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认识和反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2003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发表《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中日“唐宋变革”观比较》）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1. 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2. 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其二，随着“唐宋变革论”在国内传播的日益广泛，逐渐感觉大多数人对于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混乱状态，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以适当的梳理，以便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我邀请学界的12位师友共同来总结唐宋变革论在国内传播的利弊，2010年出版了《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

在此前后，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论著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当时我们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唐宋变革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唐宋变革论仍旧像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其混乱状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愈加严重，并且由此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论”，如唐中叶变革论、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等。

如果再从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史学界欲通过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近20年的实践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弊大于利。是故笔者大胆提出，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其三，2017年6月16-18日，笔者参加东北师范大学承办的“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主办。笔者提交的参会论文是《唐宋历史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个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发表之前在多所高校发表笔者的基本观点。

2017年10月21-22日，“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题目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个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由于笔者在会上只有15分钟发言，只介绍观点而不能显示论证，引起会议不小震动，笔者的观点普遍受到质疑，好在会议结束时，会议召集人戴建国教授致辞肯定笔者敢于质疑影响巨大的唐宋变革论。并鼓励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

同样是在2017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在总结2017年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时，提到我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充分肯定笔者对这个理论假说的“破”，但同时又指出光有“破”，还没有“立”。对于这个意见，笔者欣然接受。这是笔者提出“宋型国家”的背景。

笔者不是唐宋变革论者的否定者，而是扬弃者。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确实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唐宋变革论不是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察这个变化，且对许多历史现象的总结不尽符合实际。下面根据我近十多年来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主要扬弃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二、简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对于宋代近世说的把握，有两条主线，其一是明显受到法国人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欧洲文明史》的影响。其二是明显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模式和特征的影响。内藤湖南概括了从贵族政体到君主独裁，再由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过渡的中国史的基本趋势。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运用了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欧洲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甚至也比照了欧洲以及明治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出现的历史背景——君主与逐渐抬头的平民联手打倒贵族势力，从而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内藤以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内藤湖南的“近世”确切地讲是指清代中国，他认为清朝时期所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形态早自宋代已经开始形成，亦即形成的君主独裁政治体制。内藤湖南深受中国17世纪以来的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对君主独裁政治批判的启示，但往往是反其意而用之。顾炎武、黄宗羲批判宋明以来的君主独裁政治是为了回归古代的“封建”政治，而内藤从社会、文化结构变化为基准来审视君主独裁政治出现的“进步性”。显然内藤湖南参照西方史学方法和视角，但并不完全雷同西方。

所以在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通篇都没有“唐宋变革”一语，把这一术语用来简称“中国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的时代观，是后来的事。换言之，内藤提出的假说在二战结束前，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影响都不大。二战结束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经他的学生们发挥和展开，把唐宋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之名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的，也就是把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当首推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内藤湖南专攻的断代史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宋代，最早宫崎对于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并不相信，而是从数十年的研究中，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世。尽管两人的重点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宫崎进一步阐释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事，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两个突出共同点: (1) 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颓，社会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学代兴；(2) 城市和商业兴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农业社会。宫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简单地说，就是仿照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历史模式，用单线历史观念，找出一个复线历史，在东亚各国寻找比欧洲更早的“近代”。

二是1950年10月，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近世》长文，他在此文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

通过新的论证，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经过宫崎市定的发展，唐宋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变化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晚清中国社会制度、风俗、思想形成的源头，而是开启近代社会的大变革。遂成为“今天日本学界的定论，而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宋变革”论：“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 (谷川道雄)

毋庸讳言，日本学界20世纪初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对中国唐宋史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和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首次打破王朝体系用长时段的考察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运用欧洲古代（上世）、中古（中世）、近代（近世）分期法“在分析汉魏、唐宋的历史时，也大多是使用西方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的特征作为衡量其时代发展之标准的。” 其次，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第三，极大的推动了国际汉学界对宋史的研究 ，特别是欧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Balazs,1905— 1963)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斯德哥尔摩），白乐日虽然已逝世但他制定的宋史研究计划（1960年）得到批准。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ehett）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 说：“内滕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间经历了从中世纪到前近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其间的变化是如此重大，以至于一些学者甚至以“商业革命”来描述之。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最新的研究显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解释模式并非如我们曾经所想的那样有说服力。“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本身存在着诸多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理论缺陷，曾有学者概括总结了7点：其一，“唐宋变革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已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所否定；其二，“唐宋变革论”中提出的“贵族制政治时代”、“君主独裁政治时代”是一组较为模糊的概念；其三，“唐宋变革论”对“近世”概念的界定缺乏客观清晰的判断；其四，“唐宋变革论”只是揭示历史表象，始终无法揭示唐宋变革的动力或原因是什么；其五，研究对象是整个中国，忽略中国历史的地域性和复杂性；其六，重视后半段，对秦汉以前的夏商周等朝代缺乏理论关注。其七，从欧洲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构成一个进步的系列）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所谓宋代向近世社会的变革，其理论范式就更加显得苍白和不足 。

割裂10-13世纪的中国历史。“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人为隔离10-13世纪的中国历史。众所周知，唐代以后的历史主线有三条：一是漠北主要是东北游牧、渔猎民族政治势力的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二是五代十国、北宋农耕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宋型国家”。三是西部党项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西夏一方面是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枢纽，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来自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辽与金不尽相同，西夏与辽金也不尽相同。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却只立足于“中国本土”，即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及其他政权的历史。日本研究唐以后中国历史划出两条主线：1、北宋—南宋—元（中国近世说的继续） ，2、辽—金—元（征服王朝，参见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杉山正明就曾客观地指出，“一般来说‘中国’在日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本土’。将事物限定在‘中国本土’中来看宋代史研究和元代史研究的差异，这个众人皆知”。“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有时‘万里长城’（当然在蒙古时代不存在）以外是‘荒野’和‘沙漠’的异象也偶尔出现” （《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很多学者就把讨论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

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不在在相当大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视线，宋朝只是唐帝国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包括向边疆地区传播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恰恰使得中华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被其研究所遮盖。

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可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 内藤的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 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 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的从学术层面来理解。

具有鲜明的政治动机。内藤湖南是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拥护者，他首先是一个政论家，其次才是以史学研究为主的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仅按照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而且其中还隐含者日本学界从明治维新以后倡导的东亚“文化中心移动说”分不开。在内藤湖南看来，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已经有了代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实力，因此它不但要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新的中心，而且中国文化也终将为日本的独特的文化特性所消融，并以此确立东方文明“新极致”，他指出这就是日本未来的文化“天职”。内藤湖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轻忽中国文化错觉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宋代近世说”。“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实质是中国文明至宋代便没有再进步，是一种停滞论，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这一点不能因为今天讨论学术问题就应当回避。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国内社会史大论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的实质是“我们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论及其历史的进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对的停滞性为基础的” （谢和耐语）。这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中国文明停滞论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早在八百到一千年之前的宋代就进入了近世，它虽然超迈世界近世历史进程有四、五个世纪，但正是因为它过早成熟的社会形态，导致了时下（晚清）中国弊政丛生，从而制约了中国迈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对此内藤以为这需要外部力量对它进行所谓的“刺激”，就如同中国历史进程中那种外部力量反作用于中国内部那样。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内藤湖南虽然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当他站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之时，他的宋代近世说在理论上为日本企图“温情”入侵中国张目也是不能回避的。为此，笔者想说对于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是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感叹历史教训的最大教训就是历史从来不汲取教训的窠臼。

要之，从20世纪二十年代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到现今已经有近百年了，而进入大陆学界并成为热点也已有二十年了，但是国内的学者对这个假说进行认真反思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作为贴标签式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尤其是在很多人眼里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这无疑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所以笔者强调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期望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对唐宋史研究再出发。

三、“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与主张

宋型国家的概念是笔者在2019年前后提出的 ，这里所言的“宋型”，不完全是指包含由各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抽出来的共通点的抽象概念类型的型，亦既不是社会类型、国家类型意义的型，也不是唐型家庭、宋型家庭；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之类型的“型”，而是将宋代置于中国古代史长河中与其他断代相比发现有至少四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宋型国家的“型”是在共通比较中展现出来的独特。

“宋型国家”笔者主要讲四个问题：

第一，宋朝是周秦以降至晚清主要帝制国家唯一不与“夷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一争雄长，亦是历代辖境最小的帝制国家。

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以前，强大的汉、唐帝国，对于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势力，采取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以武力手段削弱其军事威胁，开疆拓土，将边防线不断推进到塞外。唐中叶以后经三教合流而形成的新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有了与此前很大不同的认识，华夷之分在汉族政权内知识阶层的认知世界有了新的界定。尤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建立后，在统一南北十国过程中，始终没有将汉武帝至唐中期的重要西部区域河陇、河朔作为统一对象，任其孤悬没有疆理的议程，这是宋朝始终不与“夷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一争雄长的重要特征，迄今宋史学界很少有人正面讨论这个问题。

宋太宗改变了太祖与辽和平睦邻政策。为了巩固统治，欲建盖世之功，一改太祖时期守备西、北的政策，对西、北两面都采取了进攻政策。在北面，宋太宗改变宋太祖对辽以防御为主睦邻的做法，而是采取进攻政策，先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发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所谓的北伐战争。战争的中心目的是力图恢复汉唐以来以长城作为抵御防范北方草原渔猎民族重要防线的防御政策。虽然宋朝士大夫常提及“汉唐旧疆”，但在宋神宗朝之前没有进入政治议程。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夏州政权叛宋又使辽夏互为犄角，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其水东起沧州界，至乾宁军，经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东南起保安军，经雄州，西至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从沧州至保定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沈苑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从此宋朝政治走上文武失衡的道路。

宋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在黄河以北建立防御体制，保障了宋辽之间100多年的和平，也因此“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王朝避免了与辽军的一场殊死决战，统治集团由此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宋与辽议和后，当政者通过实践进一步补充了“守内虚外”的内容，视议和为解决边患的一种重要手段。《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作者也认为：北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 由此可以说，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族所建中原王朝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国策的标帜。“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讨论目前多限于辽宋关系史，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关系分水岭的重大历史事件，周秦已将，首次正式退出长城国防线。关乎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金朝灭亡辽宋，突破了黄河防线，并占据陕西和华北，对于不善骑兵之战的宋王朝，在其长期奉行消极防御政策中，长江是抵敌草原森林民族的最后防线，由此来看宋高宗为什么定都长江以南的杭州，为什么绍兴十二年（1142）以后，赵构将南宋的军用物资仓库诸如转般仓、大军仓多置于长江以南地区，而不是长江以北，为什么绍兴九年前一味求和的宋高宗要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拼命抵抗金军的进攻。而后与金订立“绍兴和约”确定宋金以淮河划线对峙等，这些政治活动只有深入宋金的军事体制和战略思想才可以解释。

过去认为宋朝的积弱与宋朝的“守内虚外”国策分不开。但是这多是从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外”角度去考量，其实若从宋朝对西、北、南边疆守土来讲，从太祖开始就只守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农耕“内地”——以汉族聚居区为主，并无恢复汉唐“内地”以外旧疆的举措。

即使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欲恢复“汉唐旧疆”，也是汉唐时所谓的王化之地——燕云十六州和河西、河套、河湟。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知识阶层的认同，北宋灭亡后南宋人总结亡国原因时几乎一致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开边生事是首要原因。

可见太祖以来形成的守内虚外是经唐后期五代至宋人形成的既定方针。对于宋人来说“欲冦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这个“最得御戎之上策”， 实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一争雄长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进则退。由此看10至13世纪的多民族政治对峙下的文化认同，再由此看宋朝之后民族政权的更迭，中华文明和疆界的形成，细究于心都会得出不同于现今的许多有益认识。

第二，宋朝是秦汉已将至晚清中国古代史上唯一在国家财政税收中工商税、专利税大大超过农业税的时代。

宋朝奉行养兵政策，豢养一支以募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尽管明清中后期也实施募兵制。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继瓦解，募兵制日渐代替征兵制，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使得养兵费用在国家财税收支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北宋中期养兵费用已达五千万贯之巨，占国家财税收入的70-80%，帝制国家为了满足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自真宗咸平年开始“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得增加赋敛。” 将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盐、茶、酒、矾、醋、矿冶、香料等统统专卖经营。

这是宋代财经政策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古代只有宋朝如此，亦即独一无二。

在唐宋全部税收中，唐朝天宝年间货币税收只为岁入总额的3.9%；到了北宋，越来越重要，在治平二年为岁入总额的51.6%，即总额之一半以上。南宋孝宗淳熙末年以后，两税在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已下降到20.4%和15.3%。

宋朝工商税、专利收入岁入总额比重超过农业税收，不仅是唐代的数倍，而且大大超过元明清，明清的人口远超宋代的人口数量，疆域面积也大大超过宋朝，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工商税收所占岁入总额比重并没有超过宋朝。明代晚期盐茶税在内的商税收入约340万两，占明朝财政岁入总额约为13%-15%，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关税、盐课、杂赋三项收入合计己占清朝岁入的近30%。

这就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城市城镇发展，呈现出与前代甚至与后代不同的面貌，从而造成空前的繁荣， 但是这种“繁荣”，更多的是由国家控制市场和资源，实施专利制度的财政政策所造成，并非来自由商品交换需求自发而产生。

第三，宋朝“宋学”的功利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周秦已降至晚清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独树一帜。

宋学与汉学成为中国古代经学分野最具代表性的的两大类型，也已是常识。

但是自元朝末年修《宋史》到明清之际编纂《宋元学案》，所谓的“宋学”仅指程朱道学或者称为程朱理学，因而若仅从程朱理学来认识宋代学术史与明清之际的宋学，两者并没有成为唯一。

其实，仅以程朱道学指称宋学已被近三十年的研究所否定。从唐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兴至宋代，在北宋有《三经新义》，到南宋则有《四书章句集注》，构成宋学的完整体系。但北宋后期占统治地位的荆公新学，与南宋后期得到官学地位的程朱道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尽相同，在社会价值乃至政治思想是对立的。

萧公权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把宋朝的政治思想分作“两宋之功利思想”和“元祐党人及理学家之政论”，前者讲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后者主讲司马光、三苏、邵雍、二程与朱陆。

宋朝功利思想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萧公权认为，功利主义者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现实主义取向的复兴。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应及在新环境下对变革的适应使他们成为宋代具有创造力的政治哲学家。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虽然在南宋初因受到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其官学地位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作为统治思想，南宋的经济、文化政策，仍然承袭了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功利色彩，即使到南宋后期程朱道学取得了官学地位，但并没有对国家治理政策上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因而必须区分宋代占主流的“宋学”与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宋学”之间的不同。“崇道德而黜功利” 这是程朱道学核心思想。“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

所以说，宋朝“宋学”的功利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周秦以降至晚清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独是独一无二的的。

第四，宋朝文官士大夫政治力量在较之秦汉以降至晚清传统政治中的宗室、宦官（近习）、女后、外戚、武将等几大政治势力处于最高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

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 元朝人刘岳申对此解释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籓、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

宋朝文官士大夫政治力量的崛起是自宋太宗开始的，宋太祖建立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动乱中，为了维持长治久安首先是终结五代武人专权的局面，恢复文武平衡的统治术，而太宗朝开启崇文抑武政策，通过科举制实现彻底扭转武人干政的政治，由此科举取士取得了长足发展，呈现出五个显著特点：

一是取士人数大幅增加。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对科举取士极为重视，即位初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最多一次达一千三百余人，是唐末五代以来包括宋太祖朝的10多倍，且直接授官、超等任官，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二是考试制度更加公正。为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宋朝实行“锁院”“弥封”“誊录”“别试”等制度，有效减少了舞弊现象。

三是进士科成为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经学、学校教育与科举三位一体形成。经过庆历新政的“精贡举”和王安石变法中选举改革，科举举人主要来自学校，进士科经义试占据主要地位，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完成了经学、学校教育与科举的紧密结合。文官士大夫具有强烈的绾结政治与学术的使命感，这是宋代文官政治最重要的特征。

四是科举出身的士人享有崇高荣誉，北宋时期洛阳人尹洙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南宋人杨万里亦有诗描述士人等第的盛荣：“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 这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汉唐时期的建功立勋、建节封侯，转向对科举功名的追求。

五是科举考试向全社会开放（除女性、罪犯、僧道、商人，北宋中后期商人实际有参加者外）。由于科举在选官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出身中下层的士人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高门贵族逐渐衰落，僧道二门也因屡行屡禁而声势大减。

宋朝科举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个文治氛围居于秦汉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学界的共识。科举制摒弃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以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同时，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大多出身寒微，经济基础薄弱，对君权的牵制力较弱。宋代太宗起，殿试由皇帝主持，进士被称为天子门生。因此，皇帝掌握全权的体制从宋代开始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全定型。

随着文官政治地位的确立，以文驭武，不尽抑制了武将对皇权的觊觎，也使外戚、宗室、宦官依凭军权干政的危险化为乌有，使得皇权空前稳固。文官士大夫也由此成为皇帝治理国家最为倚重的政治力量。

虽然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宋代政治史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如对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宋朝“内政”、皇亲与政治、政治文化、中枢文书信息传递、政教史等等的研究，但是迄今并未见较为全面深刻剖析贯通两宋三百二十年文官政治论著的问世。特别是对于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弱宋”、学术与政治绾结的研究还留有相当大的空间。

笔者提出“宋型国家”的概念，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讨论为什么在两宋之后，蒙古族和满族能够建立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制国家。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所以在达到目的之前还需付出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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