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里说的并非那些关于偏方疗法和流行饮食的可疑言论,而是夸大健康威胁的信息。通过心理暗示的力量,这些帖子能引发真实的症状 —— 从图雷特综合征 *(Tourette's Syndrome)般的抽搐到头痛、肌肉疼痛、晕厥,甚至认知障碍。
几百年前,女巫和萨满会低声念咒,进而散播疾病。如今,某些社交媒体的推送可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这里说的并非那些关于偏方疗法和流行饮食的可疑言论,而是夸大健康威胁的信息。通过心理暗示的力量,这些帖子能引发真实的症状 —— 从图雷特综合征 *(Tourette's Syndrome)般的抽搐到头痛、肌肉疼痛、晕厥,甚至认知障碍。
负面预期会影响健康,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 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安慰剂效应 *」(Nocebo Effect),而更令人关注的是,这种效应如何在人际间传播。科学家发现,反安慰剂效应具有高度传染性,可通过面对面交流、博客传播,还有社交媒体 —— 这一点尤为令人担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凯特 · 法斯(Kate Faasse)指出:「网络信息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反安慰剂效应,考虑到有那么多人依赖网络,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健康信息,这确实令人感到担忧。」
具有传染性的反安慰剂效应如此普遍,以至于你可能也亲历过 —— 比如看到别人呕吐后自己也感到恶心?幸运的是,最新研究正提供抵御这种「心理病毒」的新方法。即使你从未听过反安慰剂效应,或许也很熟悉它的对立面 ——「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在许多情况下,仅因期待缓解痛苦,人们就会感觉到身体好转。
例如,服用被标榜为止痛药的假药片后,即使它不含有效成分,患者的不适感通常会消失。过去认为这种效果纯属主观,但研究表明它常伴随可观测到的生理变化。比如,我们知道安慰剂镇痛与大脑释放类阿片(Opioid)物质有关,其作用类似吗啡,可以缓解疼痛。当你同时服用阻断类阿片信号传导的化合物,安慰剂效果便消失了。安慰剂效应之强,甚至在人明知药片是假时仍有效。
反安慰剂效应则完全相反,指对身体不适的预期成为现实。典型案例来自临床试验:接受安慰剂治疗者不仅报告了活性药物的益处,还称会出现其副作用。反安慰剂效应有时源于注意力变化。当人们预期会生病时,容易聚焦任何身体不适,并将其归咎于所服药物。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基思 · 佩特里(Keith Petrie)解释:「这让我们像竖起天线般警觉,去搜寻身体的异常信号。」
与安慰剂效应类似,许多反安慰剂效应也体现于客观生理指标。例如,当人感到(真实或想象的)威胁时,体内胆囊收缩素水平升高,这种化学物质会放大传递疼痛的神经信号。负面预期还可能激活负责控制非自主性生理反应的自主神经系统。这会影响呼吸、血液循环和肠道蠕动,导致气短、头晕或恶心等症状。若被告知大脑可能受损,认知能力甚至会下降。
2007 年,佛罗里达大学团队研究了服用非那雄胺(治疗前列腺增生药物)的男性:一半被告知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另一半未被告知。结果前者的副作用发生率更高,约 30%,后者仅 10%。长期以来,反安慰剂效应研究多遵循类似模式:由医生等权威人士直接告知受试者风险,再观察其症状变化。但近年来科学家开始探索负面预期如何通过「社会学习」或非正式交流传播。
大约 10 年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法布里齐奥 · 贝内代蒂(Fabrizio Benedetti)邀请 121 名学生到海拔 3500 米的高山实验室参观。行前,他只告诉了一名受试者(此人便是所谓的「触发者」)那个海拔高度下的低气压可能导致头痛,并建议其几天后联系研究人员,以确认应携带的阿司匹林剂量。这实为一个幌子,目的是让贝内代蒂能够追踪出触发者向谁传达了这条信息。
触发者很快将这一建议传给朋友,后者又扩散给他们的熟人,最终除触发者外还有 35 位受试者在行前联系了研究团队。虽然高海拔头痛是一种真实的风险,但负面预期大幅提高了受试者在此次登山过程中的症状发生率:获知警告的受试者中 86% 出现头痛,未获知者仅 52% 。
贝内代蒂尤其关注那些引发负面预期的社交互动,因此他让每位受试者估算自己谈论头痛风险的次数。每一次谈论似乎都会加剧他们的疼痛感。在登顶时,他采集了受试者的唾液样本,发现他们的症状与前列腺素分子水平升高之间存在关联。这种分子会引起大脑血管扩张,被认为是引发头痛的原因。也就是说,流言蜚语导致了可被测量的生理变化。
大量证据现已证实反安慰剂效应具有传播潜力,甚至可能存在传播链条。这种效应会像真正的病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跳跃」传播 —— 正如 2023 年的一项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该研究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温斯顿 · 谭(Winston Tan)领导,调查了「虚拟现实晕动症 *」(Cybersickness)—— 即人在沉浸式虚拟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恶心感。研究中,受试者分批次体验虚拟过山车。如果其中一人谈到自己的不适,下一位受试者就更有可能也感到不适,而他们又可能将这种感觉传递给第三人,依此类推。
更有意思的是,性别也可能影响我们对社会传播的易感性,原因尚不明确。法斯及她的同事最近开展了一项试验,表面上是为了测试 β - 受体阻滞剂的效果,这些药物常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实际上这些药丸都是安慰剂)。部分受试者观看了一段标准视频,介绍了该药物的常见副作用,如恶心、头痛、头晕和肌肉疲劳;另一些受试者则观看了另一段视频,片中有两位「前受试者」(实际上是演员)讲述他们服药后的亲身经历,面部表情展示了他们的不适感。
亲眼目睹他人的亲身经历加剧了女性受试者的反安慰剂效应,几乎使她们体验到的症状强度翻倍。然而,观看这些经历的男性受试者,所体验的反安慰剂症状与仅观看副作用的标准警告的男性相同。
法斯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女性通常更趋向于回避风险,因此更容易通过社交线索来识别潜在危险。不过她也强调,尽管如此,男性仍会通过其他方式受到反安慰剂效应的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她的团队让人们相信,听到低频噪音会导致视力模糊、头痛和恶心等症状。仅仅是阅读这些亲身经历的描述 —— 比如在 Facebook 帖子或网络论坛上常见的经历 —— 就足以在男女受试者中引发这些症状。
反安慰剂效应的传染性,可能在医学史上多次导致「群体性心因性疾病 *」(Mass Psychogenic Illness)。这类现象从中世纪的「舞蹈狂热 *」(Dancing Manias)就已有记载,当时一群人不顾身体极限不停地跳舞,直至筋疲力尽甚至濒临危险;到现代则表现为大规模的神秘症状爆发,而这些症状并非由任何感染源或环境毒素引起。
如今,随着我们对互联网的依赖日益加深,信息前所未有地在关心此事的群体中传播。法斯表示:「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仅仅一段短视频或几条评论就可能引发反安慰剂效应。因为在现实的社交媒体世界里,并不只是那一段视频或那几条评论而已。如果你开始寻找这类信息,你会发现大量相关内容,而一旦你开始与这些内容互动,社交媒体的算法就会在你每次打开应用时向你推荐更多。」
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案例报告表明,我们已经在目睹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以 2020 年代初期神秘的「抖音图雷特综合征」(TikTok Tourette's)为例,当时越来越多抖音用户上传面部和身体抽搐的视频,这导致大量患者向医生报告自己有类似症状。
图雷特综合征通常在儿童早期缓慢出现,但许多新病例出现在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身上。这些症状的突然爆发,加上抽搐的特征(如吹口哨、打响指、拍手等)与某位特定网红的表现高度相似,这使得一些神经科医生 —— 例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玛丽亚姆 · 赫尔(Mariam Hull)和梅雷德 · 帕内斯(Mered Parnes)认为,至少部分病例是由使用社交媒体引发的。
在更大范围内,关于新冠疫苗的讨论也可能影响了人们接种疫苗后的副作用体验。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凯利 · 克莱门斯(Kelly Clemens)及其同事对 551 名接种第一剂或前两剂疫苗的人进行了为期 40 天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以及亲友的第一手描述,都会影响人们对副作用的预期与实际体验。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分享越多,症状就越严重。
类似机制或可解释「风力涡轮机综合症 *」(Wind Turbine Syndrome)等神秘疾病的原因。这种症状表现为一些住在风电场附近的居民出现的恶心和头痛症状。许多出现此类症状的人认为,其病因是次声波。这种声波的频率过低,人耳无法听见。然而,多项实验研究发现,并无证据表明风力涡轮机产生的次声波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影响;研究反而指出,引发症状的真实原因是对健康危害的心理预期。
反安慰剂效应甚至可能解释某些食物不耐受案例。针对非乳糜泻麸质敏感*(Non - Celiac Gluten Sensitivity,NCGS)人群的试验显示,即使食用不含麸质蛋白的食物,约 40% 的受试者仍会报告相关症状。尽管关于 NCGS 的成因仍有争议 —— 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是由小麦中除麸质外的其他成分引发,但研究表明,社会文化中对小麦不耐受现象的高度关注可能是诱因之一。
关于反安慰剂效应的讨论往往充满争议,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水危机就是典型案例。2014 年,该市将水源从休伦湖切换至弗林特河,意外导致居民接触铅等污染物。政府为居民提供了铅过滤器和瓶装水,到 2016 年,当局已将城市供水重新接入原水源,然而许多人仍担忧铅暴露会造成认知损伤,特别是对儿童而言。随后,当地学校申请学习障碍支持的儿童数量激增。网络信息使得反安慰剂效应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远超以往。
尽管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毋庸置疑,但其影响评估异常复杂,因为需区分污染水源直接导致的健康问题与潜在反安慰剂效应。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西达尔塔 · 罗伊(Siddhartha Roy)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马克 · 爱德华兹(Marc Edwards)是最早揭露这一水质问题的学者。二人近期分析了弗林特市与 100 公里外底特律市 6 岁以下儿童的匿名数据。 2011 至 2019 年间多次血铅检测显示,弗林特市儿童血铅超标(超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预标准)的比例不仅显著低于底特律市(该市特殊教育儿童数量未出现增长),也从未明显超过密歇根州平均水平。
罗伊和爱德华兹在报告中指出,媒体持续渲染这些儿童未来可能遭受的负面影响「可能通过反安慰剂效应形成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在后续研究中,他们调查了弗林特市的教师,发现许多教师坚信当地儿童因铅中毒而「脑部受损」。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儿童对成人对其能力的预期极为敏感,并可能逐渐表现出符合这些预期的行为。两位学者认为,教师的评估进一步证明,给弗林特市儿童贴上负面标签「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实际接触污染物更严重」。
然而,爱德华兹表示这些研究结果遭到了强烈抵制。一些活动人士担心,这种解释会弱化弗林特市民的真实经历 —— 许多人表示危机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但爱德华兹认为,延续这种叙事弊大于利。他说:「作为科学家,必须说出这些令人不安的真相。」
弗林特事件的讨论因危机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复杂化,但对反安慰剂效应的质疑普遍存在于其他案例。罗伊和爱德华兹论文的合著者佩特里指出:「人们总怀疑你在暗示『问题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
在某些情况下,对症状的心理社会解释甚至会被误解为指控其「装病」—— 但这与科学认知相去甚远。反安慰剂效应是大脑运作的自然结果,可能是人类进化出的群体防病机制:当周围人出现病症时,身体提前预警,从而应对潜在威胁,这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些症状绝非虚构或刻意为之。法斯强调:「反安慰剂效应极其强大,人们体验的症状真实存在。」
既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抵御反安慰剂效应?
更深层的身心认知或许能减少关于这一现象的相关污名,并帮助人们抵抗反安慰剂效应。尽管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但初步证据表明,科普反安慰剂效应相关知识可减少症状报告,并提升人们对健康信息潜在影响的警觉性。
法斯坦言:「每个人都可能出现心因性症状,我自己就经历过。而公开讨论正是消除污名的关键。如果连反安慰剂研究者都无法免疫,那任何人都可能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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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YTtravel新视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