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45年九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从苏联回到了祖国，到牡丹江住了一天。

在1945年九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从苏联回到了祖国，到牡丹江住了一天。

住在车站前东面的一趟平房里，那是红砖房，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时，是朝鲜族的老乡拿去大锅，杀了牛，给我们炖牛肉吃，表示对我们的慰劳。

看出来，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老百姓，是多么的感激和爱戴我们。

住两天后，那些朝鲜族老乡从图门回朝鲜了，他们离开了中国的土地，结束了同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的苦难日子，回归自己的故乡了。

按照在苏联时已分配好的接管计划，接管哈尔滨地区的人员，由李兆瞬同志带队，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跟随兆麟又在牡丹江车站西面的二层楼上住了两天。

我们乘瓦罐车，离开牡丹江向哈尔滨进发，车走的很慢，时走时停，走一天多的时间，才到一面坡站，地方维持会的头头还到车上接见我们，兆麟同志借机给他们讲抗联在艰苦环境中，为了抗日坚持斗争十四年。

我们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解放了东北，希望你们为人民为国家多做些好事。

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目的是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火车继续行进，又走了一天多终于到达哈尔滨。

下车后，我们住进了南岗民益街的一个二层小楼，兆麟同志住在苏联红军司令部。

我们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和刘兴亚被分配到横道河子，任务是在那里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建立人民武装。

但当时苏联红军不准我们组织更多的人，要求不能超过三十人。

如果组织更多的人，必须经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批准，我只好回到哈尔滨办理批准手续。

苏军司令部在大直街的一栋小楼内(即铁路卫校)，兆麟同志兼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他也在那里办公。

我找到司令部，汇报了情况，说明了来意。

等到晚上，兆麟把我领回他家，在大直街124号住下了。

要办的证明由珠河县的马克正带给正在横道河子的刘兴亚，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但是兆麟把我留下来，另外给我什么任务，他没有向我说明，我也不清楚，心里很着急。

第二天晚上，陈云同志的秘书刘达到兆麟家来，兆麟对刘达说:“我想把桂林留下，我身边一直没有人，现在很需要。”

之后，他详细向刘达介绍了我的全面情况。

当时，我也感到很惊奇，他怎么这么了解我呢。

从那时起，组织上决定我给兆麟同志当贴身警卫员，他很忙碌，我整天跟随他上下班，负责他的安全，有时也帮助处理些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

时隔不久，兆麟同志到松江省政府上班了，他任副省长，省长是民主人士谢雨琴。

省政府机关在南岗民益街现在的省立医院西边的楼内。

没有车，每天上下班，都是行走。

有一天我患了感冒，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跟去上班，我执意要去，他坚决不准。

我就跟原抗联的周廷有同志说:“请你代我跟兆麟同志去上班，他的安全需要有人照顾。”

周去了一天，晚上回来，兆麟同志就对我叨咕:“他还看我呢，他自己都看不了自己。”

我一听，兆麟是对他不满意。

转过天来，还是我去了。

当时，我们住在124号一栋楼的三楼上，朱振生我们几个和冯仲云住在外面，兆麟和爱人金伯文还有两个孩子住里屋。

室内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们都睡在地板上。

时间长了，我们几个利手利脚的人，还可以凑付，兆麟同志一家人，没有个床，总不是那么回事。

我就去找来一个踏踏密，又想办法弄两个箱子，往起一搭，就成了一张床。

没有被盖，我去市场上买回来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拆开以后，都是整块的布，整好做被。

这样的生活，他就很满意了，他说:“这不挺好吗？在山里打游击时，我们那有这个条件。”

他和我们一样吃苞米面和大楂子。

按理说，他当时是副省长，要张床、弄套被褥，吃点像样的饭菜，是不难的。

但他的生活始终很简朴，从来不要特殊。

我提出给他弄点家俱，能像家庭一样简单的生活，他立马制止，绝对不同意。

兆麟同志每天工作到很晚才睡觉，他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一直陪着他，我们天天如是，习以为常了。

他不仅忙于省府的工作，他还担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职务，有些重大活动，他都亲自参加。

我们的同志在外县组织队伍，建立武装，都找兆麟同志要枪支弹药。

他都要处理这些问题，亲自向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求，得到解决后，还要给送到地方，安排的好好的，他才放心。

有时没有车运送，就靠苏联红军给我们的一辆缴获日本的汽车来运输。

没有汽油，烧木拌子，扑通扑通的响，没有多大劲，路上经常停车，遇点泥洼，就打误，一灭火，还得现点。

我们就用这样的车运送武器弹药。

后来有汽油了，就好多了。

1945年冬，哈尔滨寒风凛冽，白雪皑皑。

八路军，新四军，陆续进入东北，会合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了控制东北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蒋介石也迫不及待地搜罗当地的日伪残余势力，拼凑起了“先遣军”。

企图会同中央军与我们争夺东北。

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断派遣“中统”、“军统”特工人员潜入哈尔滨，策划暗杀，破坏社会治安。

哈尔滨开始孕育着一场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

按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约规定，哈尔滨的政权，是要交给国民党政府的。

于11月17日苏军通知: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武装部队退出哈尔滨。

11月20日苏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限我部三日内，一律撤出哈尔滨，不服从者，解除武装。

交涉已无效，不得不从全局考虑。

陈云同志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有关方面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布署由哈尔滨撤到宾县的问题。

11月未，陈云同志等领导人和机关、保安队撤离哈尔滨，中共哈尔滨市委仍留在，进行地下工作。

李兆麟同志也留在哈继续工作。

他是公开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在哈尔滨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跟随兆麟同志去宾县向陈云同志请示和汇报工作，第一次是坐马车走的。

第二次坐的汽车，路不好走，颠颠簸簸走了一天。

我们撤出哈尔滨，我们的工作立刻感到了困难和不便，我们只能暂时的忍耐。

12月未，国民党南京政府向全国发电，宣布:东北接收工作， 已就续，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

于是被委派的“接收大员”纷纷抵达各地，到哈尔滨任市长的杨绰庵，携带随员也飞抵哈尔滨，住在道里的“荣屋旅馆”，距离中苏友协很近。

根据党组织决定，兆麟同志此时辞去了副省长职务，专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他以会长的身份公开活动，经常做民主人士的工作，找他们谈话，分析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力量。

先后多次亲自去“同记商行”找吴百祥，去双合盛火磨找张廷阁，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给部队捐献物资。

在地下党工作时被捕关进监狱的张观、周斌等同志在东北解放后，放出监狱，就开展活动，他们组织了“东光寮”训练班。

组织训练进步青年，形成了一批进步力量。

兆麟同志有机会，就到他们那里去，经常和他们接触，动员和组织他们为我们多做些工作。

从延安来东北的三五九旅，是11月末进驻哈尔滨的，为了军事上的秘密行动，部队晚上进城，没有露面。

两天后，就撤到了阿城县的蜚克图。

天气已很冷，他们从关内来，没有棉装，找到兆麟同志解决棉装问题。

兆麟又去请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帮助解决。

苏军把缴获日本的棉装，拨给了一大批。

我们的部队不能进城，我们又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再请求苏军出车，把棉衣送给部队。

那天晚上，装了五大车服装，由我和苏军军官押车，送到了蜚克图。

折腾了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我又跟兆麟上班了，我们部队的官兵也能穿上防寒的服装了。

一次，我们在城高子组织一伙人修复缴获日本侵略者的坦克，没有汽油，又来找到兆麟同志，向苏军要汽油。

由我和苏军的一名军官送去城高子的。

我们刚进城，没有任何物资基础，我们的事业又在发展壮大，困难和问题很多。

凡是这类的问题，都要找兆麟同志，都是由兆麟亲自出面解决，他为各方面解决了很多问题。

国民党一月份正式接管哈尔滨，我们的部队要在接管之前撤出哈尔滨，当部队撤到任家桥的南边时，被地方武装阻截，双方交了火。

兆麟同志接到报告，立即和我，还有司机，坐一辆车赶到了任家桥，苏军也出动五、六辆坦克，到那里一顿炮，打得敌人乖乖投了降，缴了械。

部队正常向外撤出后，我们又回到城里来。

兆麟同志一心为党工作，从不顾个人安危，凡事都是亲自出面，都是自已走在前面。

1945年年底，李景荫、卢连峰等同志，在通河县组织队伍发展武装，由于坏人暗中破坏，刚建成的连队叛变了。

反手，把李景荫等人抓起来了，押进了通河县监狱。

那天夜里，正是月黑天，什么也看不清。

李景荫他们要求放风，看守就把他们押出去，到室外便所。

乘敌人不防，李景荫越墙逃出了监狱，来到哈尔滨找到兆麟同志，报告了情况。

兆麟立即通过苏军卫戍司令部给通河县司令部通电话，把在押的几位同志给要出来，避免了我们同志的伤亡。

兆麟同志作风严谨，雷历风行。

他政治素养很高对自已要求很严，关心同志，爱兵如子，我们都非常尊敬他。

在山里时，一听说兆麟来了，都自然的整顿一下军容，有的人赶紧抓把雪在脸上搓搓，就算洗洗脸，再见他。

周保中曾对兆麟说:“政治上我不如你，军事上你不如我。”

所以兆麟同志的为人、素养，品行深受众人敬爱。

兆麟同志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来前后，接连召开了哈尔滨的青年、妇女、文教、新闻和工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

他还运用我党创办的《哈尔滨日报》和中苏友协的《北光日报》发表文章，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宣传和平、民主、建设的方针。

有力的揭露批判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兆麟同志是在我们党政领导机关撤离哈尔滨后，唯一的以公开身份代表共产党出面讲话的领导人。

他在中共北满分局陈云同志和地下市委书记钟子云的领导下， 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公开的同国民党“接收大员” 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还要全权代表党政军处理要事。

他还以中苏友协会长的名义，发动哈尔滨各界人士，支援正在北满地区剿匪作战的老部队359旅和地方新组建的新部队。

在这一时期，他呕尽心血，昼夜操劳。

每天的活动日程安排的满满的。

在1946年的1、2月份，也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开始正式接收期间。

他发表了十多篇重要讲演和文章。

宣传东北抗日联军在我党领导下创造的业绩，揭露国民党政府搜罗日伪时期的军警宪特组建“先遣军”的反动面目。

他还利用各种社交活动接触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同这些“接收大员”既要杯觥交错，又要针锋相对，这种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这时的哈尔滨，正处在两党斗争的焦点，政治形势日趋严峻。

兆麟同志已经是在国民党特务和日伪残余势力的包围中战斗和生活了。

尽管如此，他斗争仍然非常有力，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国民党接收了哈尔滨后，正是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国大代表产生问题，兆麟同志同国民党“接收大员”展开尖锐的斗争。

按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产生法》规定，哈市将产生六人，而当时在哈市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众社会团体一一中苏友好协会却被剥夺了推荐候选人的资格，国民党又搞起了一党专政那一套。

对此，兆麟同志和当时在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以及许多进步人士，都愤愤不平。

兆麟同志就这一问题，专门找了杨绰庵，进行商谈，竭力推荐进步人士参加候选。

对此，国民党反动派，深深感到李兆麟将军就是他们推行法西斯一党专政的最大障碍。

兆麟同志在和杨绰庵接触中，认识了他的秘书孙格龄。

孙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但她长的和汉族人差不多，皮肤微黄，中等个头，相貌一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要求“进步”，积极靠近我们，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为了通过她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由郭霁云经办接纳为中苏友协会员。

她经常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面前，讲些进步的话，也常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满。

大家对她印象，逐渐产生好感，失去了高度的警惕性。

我作为警卫人员，也同样对她警惕不够。

兆麟同志失去了内部长城，自己也疏于警惕，就没有引起重视，没有识破身披“进步”外衣，打入中苏友协的孙格龄的真面目。

当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策划政治暗杀阴谋时，孙格龄就成为急先锋。

兆麟同志是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暗杀的第一号人物。

他们集中了20多个特务分头行动。

首先指派两名特务，到处追踪抓我，想通过我了解情况，弄清兆麟的行迹，了解我们党的其他情况。

因为我从来不单独出去，他们一直没有抓到我，这一暗算，没有实现。

“三·八”国际妇女节，随着东北大地的光复，来到了哈尔滨。

兆麟同志和从延安来的郭霁云等同志，积极进行活动，准备召开规模较大的群众集会。

3月8日上午，哈市各界妇女1500余人，在道里大光明电影院隆重召开了纪念“三· 八”节和松哈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主席台就坐的只有杨绰庵和兆麟，我站在主席台右侧。

会上，杨绰庵大放厥词，说什么:“我们要拥护贤妻良母的道德规范，妇女要回厨房，能做些好吃的给丈夫和孩子吃，是最快乐的……”

乌七八糟的说了一通。

反正除了荒谬就是反动。

之后，兆麟同志在会上相继讲话，从正面阐述了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男女平等，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肩负的任务等。

他讲的很激动。

这时，我站在他的身后，手插在大衣兜里，紧握上了膛的手枪，极力观察着台下的动向。

最后，他根本不用话筒了，走到讲台边上，振臂高呼，搏得了震耳的掌声。

妇女代表郭霁云在发言中，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妇女在祖国抗战中建树的功绩和经受的考验。

她最后坚定有力地说:“这些事实足以粉碎那些封建的顽固不化的重男轻女的大人，先生的高论。”

她直接驳斥了杨绰庵的荒唐谬论，大会胜利结束。

兆麟同志在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斗争的仍然很有利，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敌特要下手刺杀了。

他们分出几个人专门刺杀我，又有几个人刺杀司机，经过密谋，安排的很周密。

三月九日那天，兆麟仍然很忙。

上午在中苏友协批阅文件，接待来访人员，我和秘书在旁边做别的事。

下午一点钟，回到南岗红军街1号，参加市委会议。

四点钟散会后，我就同他一起回道里中苏友好协会。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接收日本关东军的旧汽车，路上出了故障，车就停在地段街，就是现在市立医院北20米处。

我和司机小卢在修车，兆麟同志坐在车里等候。

恰在此时《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专用马车到中苏友协去，路过此地，遇上我们，车上没有人。

车夫跟我们都很熟，他看到我们在修车，就问: “会长，你到哪去？”

兆麟说:“我回中苏友好协会去。”

车夫请兆麟坐他赶的马车走，兆麟下汽车时对我说:“我不上哪去了，你跟小卢修好车后，把车开到友协去。”

他坐上马车，我一直目送他进了距我们修车地点100多米远的友协院内。

我听了他的嘱咐，没有跟随他回去，留下来同小卢一起修车，这是我的失职。

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我的警卫岗位，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我个人留下终生遗恨。

他一进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那封信就是国民党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孙格龄写的，说市府领导约他到水道街九号商谈国大代表的事。

本来他下午不到别处去了，现有信在邀，又是谈国大代表事，就不能不赴约了。

临走前，对秘书于凯同志说:“我去水道街九号。”

急忙一人走了。

这时，我和小卢还在修车，经检查是一个零件坏了，小卢让我看着车，他去南马路“快利修车行”买来零件，很快修好了车，我们坐车一起回到友协。

我上到二楼时，遇上于凯同志下楼，我问他会长在上面没有？

他说去水道街九号了。

水道街九号是什么地方？他去做什么？

我一无所知。

立刻警觉到，必须马上下楼找水道街九号，到九号一看，门外的匾牌是一个穿绿色洋服大衣的女人画像。

这是一个服装店，门已关了。

我顺大门进了院，院里静悄悄的，只有三个男人站在院里，我上前急问:“见到进来一个穿洋服大衣的人没有？”

他们回答:“没见到。”

我急于找人，没再往里走，就返回友协。

正巧遇到马亮同志。

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公安局任督察长的人。

我们两人又去水道街九号，院里那三个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回到友协后，往市委打电话，电话不通。

我就坐车去市委，向市委书记钟子云报告了情况。

我们研究决定到苏联红军政治部去，我和宋兰韵去的。

我们向政治部的马主任报告了情况。

马主任是苏联人，少校军官，中国话说的很好。

苏军决定派一个班的战士，由一个军官带领，到水道街九号搜查。

我们查到下夜两点多钟，搜完了一楼，二楼搜了一部分，就停止了搜查。

因为挨家挨户的叫门，都不给开，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搜完。

这时，已经知道出事了。

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现场，苏军在九号设了岗，严加把守。

到天亮时，苏军岗哨撤离，由我们换上便衣，继续把守。

停止搜查后，我就回到南岗大直街124号。

究竟出了什么事，兆鳞同志会怎样？

一连串的问号，烦扰着我，我的心里直冒火，又焦急，又难过。

我向冯仲云、金伯文汇报了情况后，我气愤地说:“一定是杨绰庵他们干的。我明天早晨去他的住处，等着他，他出来，我就把他干掉。我跑不了，我自杀，反正我给兆麟同志报仇了。”

当时，冯仲云同志就把我的枪给下了。

他把门锁上，不让我出去，冯仲云拿着钥匙也没有离开，怕我给党造成不良后果。

3月10日，苏联红军给国民党公安局长余秀豪下命令:立即追查我们会长的下落，即使死了，你们也得把尸体给找回来。

当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市委给陈云同志写的信，指定我给送去。

陈云同志已经去了通河县。

苏军给出一台大卡车，装上一桶汽油，他们派一名军官把我送到宾县县委。

宾县又派一台汽车把我送到通河。

我把信交给了陈云同志。

晚上，陈云同志到住屋和我说:“李桂林同志，你把枪留下吧，电匣子广播了，苏联红军司令部下了命令，搜出带枪的，没有证明，枪毙。”

我说:“我会些苏联话，可以应付他们，没关系。”

第二天，我坐一辆私人拉脚的大汽车，回到哈尔滨。

水道街九号小楼，座落在国民党收编的伪满汉奸姜鹏飞“铁石部队”驻地(即哈尔滨第一中学)对面。

距中苏友好协会不过百米左右。

兆麟同志经常从这幢楼房的门前经过。

水道街本来是很安静的街道。

国民党“接收”哈尔滨之后，把市内所有的市场，摊贩都集中到了水道街，搞得街面上很槽杂混乱。

以便他们安插便衣进行特务活动，在一片混乱中，对中苏友协进行侦察监视。

水道街成了市场，兆麟和我就走地段街，不从水道街经过了。

这次，兆麟同志来到水道街九号，坐在屋里，等待“要员”商谈。

他习惯把手枪放在大衣兜里。

他脱下了大衣，又喝了孙格龄斟的放了氰酸钾的茶水，当埋伏在旁的暗杀凶犯对他下毒手时，身材魁梧的兆麟同志赤手空拳同特务们进行了搏斗。

为了阻挡敌人刺来的刀。

他抓住刀刃，右手被割伤，手掌上的皮被敌人扭转刀刃时刮掉。

终因寡不敌众，他身已负伤，加之药性发作，昏倒在地。

胸部被刺七刀，其中有一过梁刀。

七刀八孔，血染征袍。

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就这样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暴徒杀害。

时年仅36岁。

在国民党公安局任督察长的共产党员马亮同志参加了搜查，他机智而又有丰富的公安工作经验。

他全面的搜查了这栋楼房的每一个角落。

3月10日下午，终于从楼内一个锁着门的房间里的床底下，发现了兆麟的遗体。

大衣盖在他身上，上面没有刀伤和血迹，口袋里的枪牌鲁子没有了。

法西斯式的暴徒杀害李兆麟将军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按照他们的预谋，在市内到处张贴事先油印好的小报，散布兆麟将军“殁于内讧”的流言蜚语，制造“死于私人报复” 和“桃色案件”的谣言，混淆视听，抵毁兆麟将军的声誉。

不明真相的人，也似信非信。

迄今还有人听信谣言，认为将军之死，与桃色有关，真幼稚的令人可怜。

3月15日，哈市各界人士代表召开会议，成立李兆麟烈士善后委员会。

为纪念李兆麟烈士，委员会决定改水道街为“兆麟街”，改道里公园为“兆麟公园”，创办“兆麟小学”和中学。

3月16日，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著名抗日将领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杀害震惊中外的消息。

原东北抗联的将领们联名通电，要求“辑惩凶犯，追究主谋”。

解放区的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哈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追悼大会。

各县纷纷举行追悼会，纪念民族英雄兆鳞将军遇难。

追悼会在道里公园召开，灵堂设在中苏友协院内的塔式灵棚。

我和金伯文，还有兆麟的两个孩子守灵。

国民党省长吴吉玉，市长杨绰庵，公安局长于秀豪也假惺惺的前去吊唁。

当时，我见到他们来，很气愤的朝他们说:“杀死李兆麟，你们杀不绝千百万革命人民。”

安葬那天，灵车从友协出来，近万人排着长长的大队，前面是乐队，群众随后行。

我穿着孝服站在灵车上，经过霁虹桥，到哈尔滨车站，博物馆、秋林，转回到道里。

到“兆麟公园”入土安葬。

葬礼后，组织上决定，冯仲云、金伯文、张观的妹妹张敬之，还有我，撤到了宾县。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