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过分简化容易导致一种错觉：这个国家似乎拥有一个大脑，一个决策中心。它会统筹、分析所有信息，且一旦达成决议，所有人都会遵照它的意志行事。
当我们讲述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整体来说，比如“英国或者美国为了什么目的，做了什么事”。
这种过分简化容易导致一种错觉：这个国家似乎拥有一个大脑，一个决策中心。它会统筹、分析所有信息，且一旦达成决议，所有人都会遵照它的意志行事。
实际上，很少会有国家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权力机构做出决策的过程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不仅意味着美国失去了一个卓越的头脑，影响更大、更加难以挽回的是白宫威望的损失。
杜鲁门虽然名义上接管了一切权力，但是白宫曾经一纸公文就可以贯彻的决议，如今却需要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论证，统一思想；曾经罗斯福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如今则需要上下疏通，甚至进行利益交换。
杜鲁门
换句话说，虽然美国的整个制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实际上白宫之外的利益集团一夜之间便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随着战争的结束，整个国家的运作模式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军队要裁撤多少，军工生产要保留哪些，情报机构要怎样改革等等，每一项变动都牵涉到大量机构和人员的利益。
好消息是，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似乎对白宫的一切事务都不太熟悉，因而极度依赖技术官僚们提供的信息和建议。于是，所有机构的官员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部门保留更大的权力份额。
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强劲，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向乃至世界局势的走向。实际上，从罗斯福总统倒下的那一刻开始，唯一能够制约这股力量的角色便不复存在了，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因此注定将不可避免。
1.预判未来
1944年6月，随着诺曼底登陆的胜利，欧洲战场的局势逐渐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战后世界的走向。
诺曼底登陆
按照罗斯福的设想，旧的殖民体系将被肢解，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将成为战后世界和平的守护者，其中美国管理西半球，英国负责西欧，苏联管理东欧和中亚，中国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
只有“四大警察”才被允许拥有比步枪更强大的武器，负责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秩序。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将被解除武装。四大警察和其他国家一起组成的联合国，将成为治理战后世界的主要机构。
作为一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国领导人，罗斯福总统将这个愿景当作了他此生最重要的政治理想，而且认为苏联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但是，此时一名德国高级情报官员莱因哈德·格伦 (Reinhard Gehlen)却对未来的局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哈德·格伦
格伦18岁就加入了德国国防军，从一名普通士兵一路晋升到少将军衔，并负责德军东部战线的情报工作。
格伦不具有罗斯福那样的理想和权力。他不是一个能够创造新世界的人，但是在洞察并顺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从1944年10月起，格伦就开始为自己的战后生活做人生规划。他认识到德国的战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庞大军事组织为了保留自己的权力，必将会在德国战败后寻找甚至制造一个新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只能是苏联。
1945年2月，当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格伦带着几名心腹来到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们将德国情报部门搜集到的关于苏联的珍贵情报，复制到了微缩胶卷上，并将它们分别装在几个防水桶中，埋在了山上的几处秘密地点。
一个月后，希特勒解雇了格伦。此后，格伦一直躲藏在上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上等待时机。
1945年5月22日，格伦带着六名军官向占领这里的美军第七集团军自首。
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假如美苏之间没有发生对抗，不仅格伦此前做的一切准备将变成无用功，他还会沦为阶下囚。
格伦试图向审讯他的美军士兵解释他本人对于战后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这些人对他兴趣不大。随后，他被押送到威斯巴登，接受美军情报官埃德温·西伯特 ( Edwin L. Sibert )将军的审问。
幸运的是，西伯特将军和格伦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有着非常相似的期待。格伦隐藏在奥地利的秘密文件也被挖出。格伦和这些文件，以及跟随他一起自首的六名军官一起被送往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亨特堡，与德国著名的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核物理学家奥托·哈恩等重要人员关押在一起。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1946 年 6 月，美国占领当局决定在西德建立一个情报机构，莱因哈德·格伦被任命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史称格伦组织（Gehlen Org ）。
莱因哈德·格伦
1947年，格伦组织与中央情报局正式结盟。中情局为其提供秘密行动所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援。格伦组织向中情局提供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情报。
之后，格伦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德国联邦情报局。格伦本人避免了成为一名纳粹战犯的命运，被任命为德国联邦情报局首任局长，并享有终身公务员待遇。
对于格伦来说，他存在的全部价值都依赖于“苏联是美国的敌人”这个前提；同时，他领导下的情报工作又是“判断苏联是否是美国敌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相当于让一款以开发杀毒软件为主的企业去证明电脑病毒的确存在一样，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而格伦仅仅是从“将苏联塑造为美国的对手”这一事业中获利的众多外围人员之一。在美国本土，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更加迫切地需要证明存在一个甚至制造一个新的敌人。
2.心智争夺战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极力劝说美国和英国一起对抗苏联。
丘吉尔的急切态度反映了罗斯福“四大警察”设想的一个致命缺陷：英国国力的严重衰退导致其很难对西欧发挥足够的影响力。
西欧各国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生活窘迫的人们急切地期待一场与众不同的社会变革。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开始在西欧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剑桥五杰”。他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自愿成为为苏联服务的间谍。
这种“红色思潮”成为了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公开呼吁美国干预的背景。
此时，罗斯福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消散，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内阁中仅保留了一位来自罗斯福时代的官员，曾经的副总统，如今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
这位杜鲁门以前的竞争对手，对总统的影响力很小。保留他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给仍然支持罗斯福路线的民主党群体一个面子。
此时的杜鲁门对于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设想充满了怀疑，其中最主要的疑问就是苏联在战后是否还是可以合作的盟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杜鲁门总统需要大量的情报来理解苏联和它的领导者斯大林的行为和意图。
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与斯大林接受媒体采访
但是，杜鲁门对于美国当时的情报工作非常恼火。因为他的办公桌上经常出现“来自不同时间，不同部门的关于同一主题的报告，而且这些报告经常给出相互矛盾的信息。”
由于对情报的背景和这些部门缺少了解，那些熟悉这些内容的内阁官员又大都被开除了，因此杜鲁门无法分辨哪一份情报更加可信，无法在头脑中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综合判断。
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下令成立了中央情报组（CIG）。
杜鲁门下令成立了中央情报组
这个组织的首要工作是汇总、评估并分析从各个部门收到的情报，形成一份简要的总结报告，交给总统阅读。
更直白一点说，杜鲁门希望在情报送到自己面前之前，中央情报组能够先将它们分析一遍，剔除掉那些重复的、相互矛盾的信息，直接制作一份关于“当前重要情报”的日报，减轻总统的阅读和分析负担。
这一重大变化意味着，中央情报组被授予了进行独立研究和分析的权力，不仅负责搜集和传递情报，还可以“生产”情报。
这一决定很快就在白宫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务卿伯恩斯强烈反对总统的做法，提出他作为国务卿有责任向总统单独提供有关外交事务的信息。
实际上，这不单单是关于“汇报权”的争夺。“拥有谁的认知，便是谁的战士。”在这一点上，美国总统也不例外。
如果让中央情报组垄断了向总统汇报信息的通道，这意味着其他部门将丧失对总统的影响力。
最终，杜鲁门做出了妥协，允许国务院单独提供一份信息摘要，并且规定“每日摘要”只能包含事实性的描述，除非必要，不得添加情报人员的主观分析。
然而，这就导致摘要中仍然会频繁出现相互矛盾的情报，让杜鲁门十分不满，因此经常会被打回重写。最终，中央情报组的工作人员发现，直接给出分析结论更能让总统满意。于是，每日摘要中的结论性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中央情报组对总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1946 年 9 月，华莱士主动辞职。罗斯福在白宫残留的影响力彻底消失。几个月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将中央情报组升级为权力更大的中央情报局（CIA）。此时，苏联是美国敌人的观念，已经在白宫深入人心了。
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
3.敌对即目的
1945年5月9日，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杜鲁门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突然中止了对苏联的租借政策，甚至将已经出发的船只召回。
这是杜鲁门上台仅一个月后，对苏联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让斯大林对这一届美国新政府的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且低级的错误，因为美国此时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仍然有求于苏联。
杜鲁门此时做出这种决定反映了两点：一是，他对罗斯福留下的局面缺乏整体性的了解；二是能够对杜鲁门造成影响的官员，已经普遍有了较重的反苏情绪，没有人提醒他这样做的后果。
等到恶果已经产生，杜鲁门才意识到错误，紧急派遣已经病重的前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 Hopkins）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道歉。
但是，杜鲁门身边的决策环境并没有改变。战争培养起来了太多的利益集团，它们需要通过塑造一个强大的敌人来维持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要想证明美国应该把苏联当作敌人，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做法是证明苏联已经把美国当作了敌人。
这时的苏联也在面临着一场内部危机。苏军攻陷柏林带来的冲击是双向的。当西欧各国震惊于苏联的强大，苏联的普通士兵也被柏林居民奢华的生活条件震惊了。随着战争结束，士兵们的见闻自然而然地在国内流传开来，在苏联内部造成了思想波动。
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苏联民众开始普遍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于是，就在西欧各国出现向往共产主义的思潮同时，苏联内部也开始形成一种呼吁学习西方的声音。
就这样，1946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生活在东西两端的很多民众都认为另一端才是理想的国度。可见，“距离产生美”在国家层面也是存在的。人们总是倾向于通过过度美化一个遥远的地方，作为解救自己苦难的秘方。
人们对另一端充满幻想
这一年，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活动即将举行。苏联中央宣传部门收集到苏联人最关心的问题大都是，“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排长队购买面包？” “为什么还不发展轻工业，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1946年2月9日，就在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为了稳定国内局面，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讲话。
斯大林在这次演讲中总结了苏联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原因是采取了优先重工业的政策，并解释“资本主义体系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固有缺陷，以及通过战争解决危机的倾向”，因此苏联仍然需要发展重工业，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次演讲实际上是斯大林在向国内民众解释为什么还要过一段苦日子，并不涉及苏联的外交政策。由于在战争中损失了近三千万青壮年，本土经济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联当时的实力完全不足以与美国进行对抗。
但是，斯大林的讲话引起了美国情报界的关注。当时担任驻莫斯科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奉命对这次演讲进行分析。于是，凯南起草了一份5余千字的电文，通过引经据典来论证苏联是一个怀有“险恶目的”的国家，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
这份理论性极强的文章正是杜鲁门政府所需要的。凯南的电报迅速在华盛顿、军队高层、以及美国驻外机构传播开来。
不过，凯南后来的遭遇表明，他的电报与其说是一份政策指导文件，更像是一份舆论动员文章。凯南在白宫的影响力仅维持了一年多，就遗憾地发现自己的“遏制”概念已经成为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拓展权力的工具。
实际上，在凯南发送长电报之前，白宫里已经充满了“冷战推手”。他们有的是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情报官员，有的是抵制裁军计划的海军将领，有的是受到军工企业资助的参议员，还有像“格伦组织”一样依靠美国经费生存的外围情报机构。
虽然他们不像罗斯福和杜鲁门那样出名，没有凯南那样的才华和文笔，但这些掌握部门实权的中高层官员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才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真正推手。
而他们的利益就来自于美国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需要应对。因此，苏联必须成为对手。甚至，40多年后，苏联宣布解体，在实质上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依然要充当美国的敌人。在这场对抗中没有投降的选项，因为对抗本身就是目的。
1949年，真正的“冷战设计师”，杜鲁门最信任的官员之一迪恩·艾奇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年后，凯南离开了国务院，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评者。
然而，此时他的才华和文笔似乎突然间失去了魔力，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冷战已经开始了。
来源：棱镜T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