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石幼年就读于新式的开智小学，少有才名。此时很多福建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觉民、方声洞等19位福建英烈。吴石幼小的心灵，由此萌发了效法先烈、投笔从戎、救民众于水火的报国之志。

1894年8月，吴石出生于福建省闽县（1913年改为闽侯县)螺洲镇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闽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革命风气浓郁。

吴石幼年就读于新式的开智小学，少有才名。此时很多福建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觉民、方声洞等19位福建英烈。吴石幼小的心灵，由此萌发了效法先烈、投笔从戎、救民众于水火的报国之志。

1911年，刚刚17岁的吴石，就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投身辛亥革命，随后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1915年夏，吴石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张治中、何键、吴仲禧等为同期同学。吴石学业出类拔萃，在第三期800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一，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

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厅参谋处处长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回国后，吴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任职，专门负责对日研究及收集日方情报。1936年，吴石晋升为国民党军少将。1934年秋至1937年夏，吴石还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讲授战术课程。除精深授课，他还将更多心思花费在研究学问上，潜心梳理多年来学习研究心得，撰写了10多部军事理论专著，这奠定了他在军界中军事理论专家的地位。

其中，《兵学辞典粹编》在极短时间内发行三版，被军界视为最优良的军学参考，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纷纷为该书题词，一时盛况空前，洛阳纸贵。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吴石的门生。

抗战初期，苏联派出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吴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二厅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研究。苏军顾问对吴石料事如神的判断能力相当钦佩，日本对苏发动诺门坎战役时，吴石提供的研究成果对苏方粉碎日军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几乎每周都召见吴石，详细咨询敌情。

武汉会战后，吴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调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1939年底，昆仑关大战时，吴石负责拟定对日作战计划。他大量收集情报，详尽侦察，快速制定了缜密的作战计划。

昆仑关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喜讯传出，举国欢腾，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一战成名，吴石也因之名声大噪。然而，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吴石没有什么深厚背景，加之蒋介石偏听偏信，吴石一直未被提拔重用。

1940年，经白崇禧介绍，吴石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在此任上长达五年。吴石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在战争环境下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其得力助手。吴石的同窗好友吴仲禧正好也在第四战区担任军法执行总监。此时，吴仲禧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有意识地对吴石开展影响争取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吴仲禧与吴石进行了深入交流，吴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深表同情，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表不满。吴石对抗战形势非常熟悉，深知团结抗战非常重要，曾表示“再要反共只有亡国”。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豫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国民党中央调兵支援，但国民党中央军与粤系、桂系军队历来不和，为了北扼共产党，南灭异己，竟然不发一兵一卒，且下达的军令还与战区时常出现矛盾，令部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部遭到大溃败。

桂柳战役时，在前方辛苦筹划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重嫡系、排挤杂牌的行径更令他深感不平。这时天气极冷，老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吴石的一个儿子也在这次逃难中不幸身亡。吴石愤而辞去了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春，经好友、国民党军政部次长林蔚推荐，吴石赴重庆出任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参事。虽为高级幕僚，但吴石却是在军政部处理一应繁杂事务，特别是日本战败投降后，为处理受降的纷繁复杂事务，他更是殚精竭虑、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5年底，吴石在上海成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1945年10月成立于重庆。

1946年春夏之交，吴石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1948年5月改为史政局)局长，来到了南京。

吴石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期间，经常在南京住所收听新华社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三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吴韶成回忆说，国防部分给吴石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吴石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

1947年初，吴石在上海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吴石的牵线人是其挚友何遂。此时，何遂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十分特殊的关系。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何遂对国民党完全失望，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带来未来和希望。何遂在爱国、抗日、反蒋问题上的立场与吴石十分一致，他与吴石的交流也没有丝毫隐瞒，因而对吴石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何遂把吴石的政治情绪及思想动态向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作了介绍，张执一随后向上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上海局非常重视何遂介绍的吴石情况，通过何遂试探吴石是否愿意见面，吴石很爽快地答应了。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和张执一与引荐人何遂及何康（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农业部长)在后来改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会见了吴石。

这一年吴石53岁，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开始。会面后，中共党组织指示何康与吴石保持单线联系，秘密联络地点为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遂住所。

通过接触，吴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主动提出向中共方面提供急需而重要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此外，吴石还是中共隐蔽战线吴克坚系统的重要情报关系。

此时，吴克坚是中共代表团（对内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负责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即原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组组长。中共代表团是1946年5月从重庆随国民政府迁到南京的，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才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吴克坚留在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情报工作，他通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吴仲禧的介绍，已对吴石有了较多了解。吴石也很早就觉察到吴仲禧为中共方面从事秘密工作，但他从不探问，后来则主动配合，为吴仲禧提供支持和帮助。

194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吴仲禧，要他设法到国民党国防部任职，以便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吴仲禧找到吴石诉苦说，军事参议院有名无实，自己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请吴石帮忙设法在国防部谋个职位。吴石虽无实权，但学生多、人脉广，不久就帮助吴仲禧在国防部监察局谋到一个中将监察的职务。吴仲禧就任后，就有机会到各地巡视国民党部队，为收集情报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决战的关键时期，吴石不经意间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走活了吴仲禧这枚安插在国民党军内部的“冷棋子”，尤其是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石是军事战略专家，又身居要职，判断情报价值驾轻就熟，获取情报相对容易，他提供的情报价值非常高，其贡献难以用语言和数字表达。

经吴石主动介绍，吴仲禧认识了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情报科科长胡宗宪。胡宗宪是吴石的学生，对吴石很尊敬，每次从武汉到南京都来探望老师。当胡宗宪听吴石介绍说吴仲禧是其至交，便以长辈称呼吴仲禧。

此时，吴仲禧住在吴石家里，一次胡宗宪又来吴石家中拜访，正好吴石外出不在家，吴仲禧就与他一起聊天。当吴仲禧问到胡宗宪时下的工作时，胡宗宪报告说每周都要整编各部队报来的材料，制作“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送给“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和吴石参考，并主动表示也可送一份给吴仲禧。

吴仲禧就同他约定了联系方法，果然每周都有“战报”寄来，这些材料既有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位置，又有对人民解放军兵力部署的判断，情报价值极高。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以监察工作需要为由巡视“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行前，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拜托李树正对吴仲禧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吴仲禧到徐州后，正好“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到前线检查部署于是李树正出来接待吴仲禧。李树正看到吴石给他的亲笔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陪他一起到总部机要室察看作战地图。

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整条战线的军事部署标注得清清楚楚，便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

为把情报尽快送出，巡视中途，吴仲禧托病回南京就医。吴仲禧离开徐州后，便立即赶到上海向潘汉年汇报了他在“徐州剿总”获得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情况。吴仲禧后来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按照中共党组织指示，吴石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军事核心机密收集与传递，参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发展组织骨干、策反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等大量工作。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期待，吴石不惧身处险境，以其独特的身份为掩护，给人民解放军军事和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情报，给奄奄一息的蒋家王朝以致命一击。

吴仲禧曾回忆说：

“对他（吴石）在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几条渠道为我党所做的工作，我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9年初开始，为传递情报，吴石经常坐火车往返南京与上海之间，有时亲自到挚友何遂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住所送情报，有时将情报亲手包好，写明“何遂收”，派其副官聂曦转送。

何康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的分量之重，迅速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2月，吴石被委任为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在此任上，吴石配合中共福建情报组织，为福建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年春，党的情报部门派谢筱迺找到吴仲禧，请他帮助与即将赴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建立联系。吴仲禧便约吴石在其广州家中彻夜畅谈。

吴石到福州就任后不久，就与谢筱迺取得了联系，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得到中共中央和第三野战军的高度重视。

1949年5月，吴石亲自找到何遂，将包着重要情报的包裹交给了他。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统计资料等，且都是铅印的机密情报。

6月下旬，吴石又辗转从福州经广州转赴香港与吴仲禧会面，此时他已获悉自己即将到台湾任职，要在赴台前确定一个可信赖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渠道。

他还带来两份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的兵力配置，一份是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各地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部署等。吴仲禧迅速将这批情报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吴仲禧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吴石)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为加强情报联系，吴石在香港除与吴仲禧会面，还与中共中央华东局驻香港负责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联络的万景光见了面，确定了吴石赴台后的工作任务安排。万景光向吴石表示，台湾是国民党退守的最后据点，希望他为“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作出自己的贡献。

离开祖国大陆赴台湾前，吴石还巧妙设计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留下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秘密档案。1948年秋，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计划将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绝密档案直接撤运台北。

吴石想尽办法将这批档案留在祖国大陆，他向陈诚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南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的建议，被陈诚采纳。12月下旬，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由南京运往福州。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福建，已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电促吴石将这批档案速运岛内，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由，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往台湾。

6月上旬，吴石密令亲信副官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将余下的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福州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好友、民主人士、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作了交代，要他妥为保管。8月14日，吴石接到总统府侍从室发来要其赴台的电报。

15日上午，吴石密召随从参谋王强到福州住所，向他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

1949年8月14日的电报，是总统府侍从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命令吴石即日携家眷赴台。考虑再三，为了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吴石毅然决定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王兰成留在祖国大陆，携妻子王碧奎和年龄尚小的一对儿女前往台湾。

1949年8月16日，吴石乘机离开福州飞赴台湾。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王强即把这批档案移交给第十兵团司令部。如今，厦门大学图书馆成为这批“末次资料”的最后归宿。

1984年，这批档案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到台湾后，吴石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而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解放台湾，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台湾的准确情报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此时的吴石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他虽然已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他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基本上中断了，他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他选择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那无疑要冒极大的危险。

而吴石作出了选择：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经过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他多次派人向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报送重要情报。但这种情报传递极易被察觉，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为确保吴石这条重要情报线的畅通和安全，中共中央华东局曾考虑派何康担任交通员赴台，但上海解放后何康身份已公开，遂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台湾。在台湾，吴石与朱枫多次秘密会面，有关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国民党东南区域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急需掌握的重要情况，均通过朱枫传回祖国大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台湾的态势，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强力督导国民党特务机构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渗透破坏，台湾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尽管蔡孝乾没有与吴石直接接触过，特务们还是在他的记事本上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而在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姓吴的副部长不多，身居高位的吴石一时还没有彻底暴露。然而，朱枫还没有离开台湾。

万分紧急之下，吴石安排老部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帮助朱枫搭乘国民党军机飞赴舟山。吴石这一举动无疑冒着巨大风险，很可能因之而暴露，但他寄望于朱枫能顺利离台。然而不幸的是，已飞往舟山的朱枫虽然离祖国大陆咫尺之遥，仍没能逃出国民党特务的魔掌。

1950年3月1日晚，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主审。在国民党保密局监狱三个月10天的日子里，吴石遭受百般酷刑，导致一只眼睛失明，但始终坚贞不屈。吴石心里知道，他几乎没有希望走出深牢大狱，断断续续在一本画册背面写下了遗书。

在遗书中，吴石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回顾了自己和妻子、儿女的情感历程。他写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简朴，唯一的资产就是书籍。希望诸好友能为他设立小规模图书馆，以作纪念，让他爱书与好读之美习传诸后人；并反复叮咛儿女知自立，与人为善，谨守清廉俭朴家风…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下午四时，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进行秘密审判，吴石等四名“要犯”匆匆过堂，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吴石从容走下刑车，临刑前留下绝笔：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时针指向下午4时30分，国民党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以自己对党的赤诚之心，坚守了革命气节。

党和国家始终没有忘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吴石。吴石遇害后，虽然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公开宣传报道，但在党组织的关怀照顾下，吴石留在祖国大陆的子女走上了父亲所向往的、所引导的光明之路。1973年11月15日，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2月6日，吴石家属收到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纪念证》。

1994年，吴石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捧回祖国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碑文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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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