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者该不该爱兵如子，还真得看情况

摘要：在《史记》中太史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战国名将吴起以爱兵如子而闻名。他不但平日里与士兵同寝同食同衣，甚至到了战时也不肯乘车，而是背着粮食跟大家一起行军，所以广受爱戴。有次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毫不犹豫的就用嘴给他吸吮脓液，大家深受感动，都说跟了这样的主帅真

在《史记》中太史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战国名将吴起以爱兵如子而闻名。他不但平日里与士兵同寝同食同衣，甚至到了战时也不肯乘车，而是背着粮食跟大家一起行军，所以广受爱戴。有次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毫不犹豫的就用嘴给他吸吮脓液，大家深受感动，都说跟了这样的主帅真是祖宗积德。谁知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当众大声嚎哭了起来。对于大家的不理解，这位母亲是这样解释的：

“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嗯，当年吴起就吸过孩儿他爹，然后孩儿他爹奋勇战死。现在他又吸我的儿了，我提前为死定了的儿子哭两嗓子，有什么问题吗？

而风格与吴起截然不同而被揪出来吊打的“反面典型”，则是霍去病，被司马迁臭骂成“贵不省士”（《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咋回事呢？就是这位刘彻的外甥、大汉朝最大的二世祖，从不懂得体恤、爱惜士卒。因其性喜轻兵疾进，所以出征时经常要求全军轻装，导致粮食不够吃，士兵被活活饿死都是常事。可他自己却每每随军携带几十大车的精美食物，还非常“护食”——哪怕这些食物因变质发臭而不得不丢掉，也绝不与手下的士兵分享。

在这两个故事里，吴起像是个伪君子，而霍去病则像个十足的恶棍，但事实上呢？

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这么一件事——司马迁虽然曾有过仗剑走天涯的经历，但他没上过战场，不会打仗，更不懂得如何带兵。同时他偏偏又是个儒生，而儒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审视一切并大加指责，却从不管自己有多外行。

所以《史记》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多的是对其文学性、艺术性上的赞美。至于史学价值嘛，如果太史公能少发点漫无边际的牢骚，肯定还能再上好几层楼……

就拿为将者是否该爱兵如子这个话题来说，看似好像没啥可争议的。但在现实中，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所以甭管吴起、霍去病善待还是苛待士卒，但人家总能打胜仗，还能胜到青史流芳，你就没法说人家是错的。

以事实为依据的用兵之道，永远比站在道德高地上的纸上谈兵更有说服力。

吴霍两位绝世名将的带兵风格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带的兵完全不一样。

吴起一生曾仕鲁、魏、楚三国，而他“吮卒病疽”这一典故则发生于在魏国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当然相比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对魏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亲手创建了战国时期的一支声名赫赫的王牌部队——魏武卒。

说起先秦时期的军事制度，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全民皆兵”，这不能算错，但肯定不够准确。当时整个社会的人口呈现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塔基是数量庞大但毫无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奴婢，塔中是数量相对较多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塔尖则是人数极少的贵族阶层，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

因此在你死我活的国战中，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平日里备受欺凌和剥削的平民和奴隶身上，这得是多么秀逗的脑袋才能想出来的主意？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没有傻瓜，因此在战国中期前的战争中，参战的主角从来都是贵族，哪怕贵为天子、诸侯也得经常甘冒矢石上阵厮杀，因此受伤乃至阵亡的例子比比皆是。至于平民和奴隶，当然也会被征召，但充当的从来都是辅助角色，比如运输、建筑、修理什么的。到了战场上，基本就是个充门面和起哄架秧子的作用，没法要求更多。

真正的全民皆兵，是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起。因为奖励耕战了嘛，平民打仗不再是个纯粹亏本的买卖，能换来爵位、土地和赏赐，所以秦兵才会闻战则喜，战斗力爆增。

这就是人性。

但在此之前，贵族老爷才有几个？所以那时的战争，规模大不了，战果也很难讲有多大。所以那时候只能打出霸主，大国间也很难灭国，这就难免让很多野心勃勃之辈感觉意犹未尽，总想玩把大的。

魏武卒就是这种“做大做强”的动机驱动下的一次尝试。简单说，就是扩大兵员的征召范围，把平民和奴隶吸收了进来。不过平民不是没有为国征战的动力吗，那就给他们呗——凡是能入选武卒，人均给田百亩，并免除田宅税和徭役，以前是奴隶的立即解除奴籍。不仅如此，如果能获得战功，武卒还能得到爵位。

这跟秦国奖励耕战政策就非常相似了，但又有所不同。比如人家秦国的政策是全民普惠的，而魏武卒最多时也只有5万人，一切优惠措施也仅限于这5万人。那么既然魏武卒这么好使，打出过“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馀则钧解”（《吴子·图国第一》）的神奇战绩，那为啥魏国不把武卒扩充到10甚至20万，那样一来横扫六国还轮得着秦国？

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是魏国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使得他们对普遍出身平民甚至奴隶的武卒非常抵制和警惕；其次是魏国给武卒提供的待遇太高了，5万的数量已经让国力难以负担，何论更多；此外就是武卒的征召标准也太高，想多招也未必招的到；最后就是因为武卒是吴起一手组建并训练出来的，魏国高层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所以武卒也被殃及。

所以吴起能干出“吮卒病疽”这种事来就很容易理解了。不管他怎么带兵、治兵，爱兵如子也好苛待粗暴也罢，都不能改变这支军队形同其私兵的本质。魏文侯或魏武侯该信任他还是会信任他，该猜忌他还是会猜忌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这支军队又是吴起实现理想、增加在魏国的话语权，或者干脆说就是升官发财的最大本钱。所以当然是怎么做能增加武卒的战斗力、提高士气，他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

更重要的是，武卒是一支常备军，所以吴起的“吮卒病疽”才有意义。

从夏商周直到战国，军队基本都是战时临时征召。平时维持存在的常备军倒不是没有，只是规模极为有限，满足国都及少数重要地区的基本防务需求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为将者再怎么爱兵如子又有什么意义？还没等到士兵对你感恩戴德，人就遣散回家了，下次再分派到你部下的大概率都是些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凭啥无缘无故的为你“战不旋踵，遂死于敌”？

只有常备军，铁打的营盘里住的不再是流水的兵，像吴起这样“吮卒病疽”的行为才有意义，才能收到回报，因此那位士兵的母亲才会伤心的大哭。

而整个战国，成规模且能长时间维持常备状态的军队，也就魏武卒而已。所以尽管在那个时代里将星云集，但能做到爱兵如子的也只有吴起一人而已。其余如王翦、李牧等之所以颇受士兵爱戴，主要在于人家打仗总嬴而且不轻易浪战，大家跟着他们混不但活命的机会更大，还更容易升官发财，仅此而已。

想让老王老李们学老吴那样与士兵同衣同食同行同住还“吮卒病疽”，根本没可能。

毕竟没意义还自己找虐的事情，傻子才干！

刘邦是打着反秦的旗号发达的，但他在称帝立国后，却几乎全盘照抄了前朝的作业。各种典章制度，只需要把封皮上的“秦”字抠掉，立马就摇身一变成了大汉朝的新政。

军事制度同样如此。秦朝全民皆兵、奖励耕战，汉朝也全民皆兵、奖励耕战，连军功所授的二十等爵都一字不改的继承了下来（唯一的变动就是后来为避讳刘彻，而将彻侯改称通侯）。兵役方面也差不多——男子到了23岁都要强制服兵役两年，期满后转为预备役，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国有战事必须随时应召征战，直至56岁除役为止。也就是说，汉军中服兵役的“正卒”，其实就是帮新兵蛋子，干啥啥不行，当兵两年就是为了熟悉军营生活、临时驻守一下地方、京师或边防。真正为朝廷征战四方并被倚之为干城的，还是那些身经百战的预备役老兵。

所以大汉朝的常备军（即正卒）就是充门面的样子货，真正大杀四方的汉军其实都是平时为民、农闲操练、战时入伍的“民兵”。而且这帮民兵大多是半辈子都在死人堆里打混，早就心如铁石，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你还想忽悠他们，玩什么“吮卒病疽”，信不信人家能当场笑掉满嘴的大黄牙？

对这帮老兵油子而言，心思其实很简单。之所以来打仗，一是朝廷征召不来不行，二来就图个打胜仗，然后就能收获朝廷的赏赐。再加上战场缴获以及劫掠所得，可能比在家种地的收入高出几倍，所以何乐而不为？

所以要是哪个将军天天跑来嘘寒问暖，还同衣同食同行同住，他们可能会很高兴，但也仅此而已。要是这厮没法带他们打胜仗，还成天损兵折将，就算天天给大家吸吮脓液，你看有谁愿意鸟他？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非常看不惯卫青、霍去病，但却怎么看李广怎么顺眼，甚至在《史记》中写下过这么一段非常煽情的文字：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除了没“吮卒病疽”，简直就是吴起的翻版。可问题是“士以此爱乐为用”这么鬼扯的事情，真的可能在现实中发生过吗？

纵观李广之戎马一生，数度出塞，结果不是迷路失期回来挨一顿批，就是败得全军覆没单骑走免。到最后连亲儿子李敢都跟霍去病混成关内侯了，他自己却“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最终愤而自杀。

如果你是李广的兵，天天看兄弟部队立功受奖、升官发财，鸡犬都跟着升天。可自己这边呢？弟兄们死的死、残的残，还什么好处都捞不着，连吃饭都见不到几滴油星，你会乐意？哪怕李将军是个大好人，你还愿意跟他打仗？

还不如跟着那个“贵不省士”的霍家二世祖混，哪怕天天被打骂，可当兵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还不是打胜仗、发大财！就算跟着霍去病被饿死、冻死、累死、馋死的概率更高，还能高过李广的动辄全军尽墨？

再说当兵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是拿命搏个富贵？那么霍去病和李广谁更能让大家得偿所愿，还用问吗？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刘彻对卫青和霍去病的态度。

卫青是小舅子，霍去病是外甥，这是刘彻能充分信任他们、动辄将十几万、几十万大军交到他们手里的前提。但我们又必须要明确的是，天家无亲情。贵为亲生儿子、事业接班人的太子刘据都说弄死就弄死了，相比之下小舅子和外甥算个屁？

对一个合格的皇帝来说，臣子的忠奸善恶，看得顺眼与否甚至能力高低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呢？就看其是否有用且为我所用。

一开始霍去病还没长大，刘彻的手头能打的只有一个卫青，所以内心可能是极其矛盾的。理智上他应该承认小舅子已经是最可信任之人，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极低，但感情上呢？这厮动不动就把大汉朝最精锐、最能打的军队都带跑了，而且往往一旦深入大漠后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不通消息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在此期间的刘彻会有多么的煎熬焦灼，又是怎样的度日如年。

大军会不会败了，迷路了，断粮了、被包围了，再或者突然在明天早晨出现在长安城外，却不是班师凯旋，而是在小舅子的指挥下打算改朝换代一下？

别以为这不可能。如果刘彻连这都想不到，那这个皇帝当的就太不职业了。

所以当霍去病异军突起后，刘彻简直欣喜若狂，开始为其火箭式升官——一战封侯，二战加封万户，三战下来就当上了大司马、骠骑将军，看似与卫青地位相同，实则谁是朝阳谁是落日，大家心里能不清楚？于是乎“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那刘彻为啥非得拉一个踩一个，而不是卫霍并举？因为有了霍去病这个“备胎”，卫青在刘彻的眼里，就越看越不顺眼了。

卫青这个人生性谦虚谨慎，在地位尊崇之后更加注意不结党、不养士、不逾矩，甚至朝政上的事能躲就躲，从不揽权。哪怕是职权范围内的军务，只要回京就立即交出，连亲兵都不留几个。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他堂堂大将军被李敢打伤，然后霍去病又公然射杀李敢事件。

可人就是这么奇怪，往往你越怕啥、越躲啥，就越来啥。像刘彻就很可能会觉得，你要不是心里有鬼，犯得上活得这么累吗？

反过来在对比一下霍去病，他的疑心病恐怕就更重了。

霍去病什么样？作为刘彻的外甥，这位爷可算是在蜜罐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的性格。连皇帝舅舅想教他兵法，人家都不屑一顾，叫嚣“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意思就是跟你学还不如我自学。

皇帝的面子都不给，整个长安还有谁是放在他眼里的，又有谁能管得了他？

而在他逆天战绩的背后，是霍去病出了名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每次出战都损失惨重。史书中动辄可见其部战损“师率减什三”、“师率减什五”，甚至有过“师率减什七”的记录。同时他照旧飞扬跋扈，视一切军纪国法如无物，比如未经请示便自顾自的封狼居胥，简直就是公然僭越；再比如为报私仇就在公开场合悍然射杀大将李敢等。有人说，多亏他是刘彻的外甥，换个人早被砍了八百遍脑袋了。

相比之下，卫青倒更像吴起，称得上是爱兵如子：

“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常为士卒先；须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饮；军罢，士卒已逾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钱，尽以赏赐。虽古名将不过也。”（《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列传第十五》）

换你我是刘彻，深得军心的卫青和没准哪天可能像张飞一样被士卒干掉的霍去病，到底谁用起来更放心？

史上最英明神武的明君雄主，非教员钦定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属。但这老几位中，除了李世民“病情”稍轻，余者皆是疑心病晚期患者。

而他们最警惕、最提防的，就是武将造反。

但这种担心很多时候都是多余的，原因就在于军制。

典型如两汉——西汉是典型的义务兵役制，就是我们前边说过的全民皆兵，而东汉基本是募兵。所以谁听说过西汉有过军阀，哪个军头干过想把刘家皇帝扳倒、自己取而代之的事情？

相反这样的野心家，就是东汉的特产了。尤其是在皇权不振，历来充当保驾护航角色的大将军（外戚）又垮台了以后，简直就是遍地军阀、各自为政。从董卓到曹操人人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直到最后连这个牌坊都懒得打，干脆改朝换代了。

对比更鲜明的则是唐朝。唐初时实行府兵制，可以视为西汉义务兵役制的进阶版。所以那个时候尽管名将辈出而且战事频仍，但基本没有哪个武将敢自立山头，也根本立不起来。唯一的反例可能就是侯君集了，但阴谋还在谋划阶段即事败。事实上就算他真的反了，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为啥？因为府兵制是典型的“管办分离”，即士兵的人事关系、日常管理、奖罚晋贬都归军府；而在被抽调征召执行作战、卫戍等任务时，则要听从卫府指挥。简单说就是在家听军府的，出门就要听卫府的，管理权限不交叉，想越界都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武将想造反，会面临什么情况呢？

军府的头头（折冲都尉）想造反基本没可能。唐初时全国设有633个军府，每府有兵800~1200人，兵力太少，彼此间极难串联，而且不掌握粮草、财帛和甲械，就算反了个把军府也造不成什么影响，纯粹送死而已。

至于卫府，就更难了。

就拿侯君集为例吧，他想帮太子李承乾谋反时打算动用的主力是自己的亲兵，以及少数被收买的东宫卫士，顶破天也就能拉出几百人的兵马。要知道当时老侯担任着右卫大将军的职务，为啥他就没打过这支军队的主意？

唐初设十六卫府，其中除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外的十二卫府遥领天下军府。理论上每个卫府有兵数万，最多时超过10万，但这是在皇帝给这个卫府指定任务的前提下。如果没有，那么兵就都呆在军府，卫府只是个只有军官没有兵的空壳子机构，而卫府大将军自然就是个空壳子大将军，一个人都指挥不动。

要是哪天李世民指定侯君集的右卫去执行上番（守卫京城）、戍边或征战的任务了，这下他有兵了，是不是就能造反了呢？答案仍然是基本不可能。

首先，府兵都是出身清白的良家子，家里最少有几百亩地，再次也是个小地主，还能免税，自身利益就是跟朝廷绑定的，所以凭啥跟你反？其次，府兵每次被抽调后，征期是多久、任务是什么、行军路线是从哪儿到哪儿等一切信息都是公开的，没有朝廷的命令任何人无权更改。所以要是有人突然让大家掉头回京，甭管你直接说要黄袍加身，或者扯淡说朝中有变要回去清君侧，哪怕是真有事要去救急，都不会有人听令，反倒是立刻把这家伙绑了去邀功请赏，肯定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最后，就算你处心积虑提前好久就开始布局、准备，又是花钱收买又是吮卒病疽的招揽到了军心，终于有人打算跟你一起干了，但还是没用。为啥？因为这次上番上头给右卫抽调的是关内道的府兵，下回随侯君集去戍边的兵就可能全来自陇右道的军府，再下回出征又是满营的河东兵……一次抽调的征期长则一年短则几月，请问你有多少钱又有多少时间来收买军心？就算收买到了，结果人家也该到点回家了，这辈子可能都再也没机会在你部下当差，请问你收买个啥劲儿？

所以为啥西汉和唐初时没有武将造反？因为军制如此，根本没机会。侯君集再怎么满地划拉人，也只能划拉到几百亲兵。

但募兵制就不一样了。

募兵，就是职业兵，而非西汉和唐初的民兵。既然是职业兵，就不能当两天兵再回家种几天地，就得天天在军营里蹲着，很可能一蹲就是二三十年。而且还没法轮换。比如说你要把范阳镇的91400名镇兵与隔壁的河东镇55000人对调，连带家属可能就涉及到近百万人的数百里大迁移，且不论对沿途州县及百姓生活的扰乱和破坏，就问这笔费用得花多少，谁掏的出？

北宋初年赵匡胤为保持禁军战斗力，曾打算让他们定期轮换戍边。结果实验一年后就再无下文，就是费用太高，就算富庶如北宋也承担不起。

所以铁打的营盘里驻的就都是铁打的兵了，而且基本都是本地兵。朝廷可能会定期轮换节度使等高级军官，可中下级军官就不好轮换了，时间长了也都本地化了。再加上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连高级军官都没法正常轮换，像安禄山就在河北一干近20年，甚至一度一肩挑三镇，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士兵的奖惩、升迁、收入乃至生命都长期掌握在固定的军官手里，自然会形成极强的依附关系。时间久了，又会自然而然的通过联姻等手段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形成“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的局面。这个时候，节度使是不是安禄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安大胖要是敢违背镇兵集团的利益，结果就是杀将逐帅。

这样的例子，从中唐到五代的二百多年里比比皆是，简直数不胜数。

开元二十三年（725年）李隆基下诏募兵，正式取代府兵制。仅仅6年后，朔方镇数百镇兵就因“放粮失宜”殴打节度判官，酿成了唐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场军乱。24年后，安史之乱爆发，河北三镇公然反叛朝廷，并一乱就是8年，活生生打没了一个盛唐。

这在府兵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而募兵制下另一个难解的矛盾，就是官兵关系。

从中唐实行募兵制到北宋立国间200多年里，这种关系体现为“兵强官弱”。就是我虽然是个大头兵，可以奉你为长官，但你得听我的话，否则分分钟取你的狗头。

这样匪夷所思的例子简直不要太多。比如在魏博镇，中和三年（883年）时节度使韩简因为征讨河阳镇战败，大名鼎鼎的魏博牙兵就非常不满意，觉得这厮太废物，不配给咱当领导。然后呢？这帮家伙就悍然杀掉韩简，再拥戴澶州刺史乐彦祯当上了节度使。

老乐上任后，心里就很慌。因为他很清楚今天的牙兵能擅杀韩简，哪天要是不开心了，再把老乐家屠个鸡犬不留也不是啥了不起的事情，顶多再换个节度使呗。

为了自保，他一边拼命压榨百姓搜刮钱财给军士发赏，一边让儿子乐从训暗中招募500名“子将”（即亲兵）贴身保护自己。谁知这下牙兵彻底怒了，为啥？因为牙兵都是本地人，乐彦祯搜刮百姓筹集军赏，不就是让他们自己掏钱养自己？敢情你老小子是一毛不拔，净想着坑弟兄们呐！还有，你居然敢偷偷招募亲兵，不是摆明了不信任我们，没准哪天就先下手为强把我们宰了？

于是牙兵作乱，乐从训逃亡，乐彦祯被迫出家为僧，都将赵文弁被牙兵公推为节度使。

没多久乐从训招募兵马杀了个回马枪，牙兵要求赵文弁出战，可后者不愿意掺和这种破事，又被乱兵所杀。随即牙兵再推举军校罗弘信为节度使，出城杀乐从训，连已经避世当起和尚的乐彦祯也没放过，乐氏被灭族。

新节度使罗弘信终日战战兢兢，以财货收买姑息迁就，勉强能应付住日益跋扈的牙兵。可等他死后，子袭父职的罗绍威因为年轻缺乏威信，就无论如何也镇不住局面了。天祐二年（903年）他实在走投无路了，不得不求助于朱温。而老朱也是真狠，直接派兵偷袭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夜间屠尽八千牙兵，又驻军半年，活生生花掉魏博上亿钱，吃掉牲畜70万头，悔得罗绍威直呼“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唐纪第八十一》）。

也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赵匡胤立国北宋之后就开始大力整顿军队，收回军权。以往，我们通常将这一行为称之为崇文抑武，但这只是一体两面中的一面。事实上具体到军队中，北宋更注重的是调整官兵关系，强化军官的地位和权威，使得“兵强官弱”变成“官强兵弱”。

这就让军士再也跋扈不起来了，别说像晚唐五代的前辈那样杀将逐帅了，连被欺凌、剥削都无力反抗了。于是乎吃空饷、喝兵血这种在前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宋朝起开始变得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这样的士兵自然不会有啥干劲，更别提主观能动性和作战积极性了。也正是从宋朝起，中原王朝的军队战斗力断崖式下跌，连续被女真、蒙古和满洲灭国。

但军队就这么垮下去，谁都受不了，尤其是那些与军队的利益直接相关的群体，比如武将。于是乎早已在军队中消失了几百上千年的“爱兵如子”的故事，又幽灵般的重现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宋朝之前，谁听说过那种私军性质非常明显的“某家军”？根本不可能嘛！皇帝不能容忍，文官不能容忍，士兵都未必愿意，连能当上“军主”的武将都不怎么乐意——又不是人人想改朝换代，非得惹上这样的腥臊干吗？

而这种情况，在宋明两朝却几乎成了常态，但凡是支战斗力说得过去的军队，几乎必被冠以“某家军”的名头。比如北宋的种家军、折家军，南宋的岳家军，明朝的戚家军、俞家军，以辽东铁骑为骨干的李（李）家军，以关宁铁骑为核心的吴（三桂）家军等等。

要是再算上演绎传说中的诸如杨家将、呼家兵等，那就更是多到离谱了。

那么这么多的某家军都是怎么来的？简单说就是爱兵如子“爱”出来的。对此，吴家军的创始人、吴三桂他爹吴襄曾对崇祯皇帝朱由检详细解释过：

“明帝曰：‘卿父子之兵几何？’襄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明帝曰：‘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明帝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小腆纪传·卷三》）

简单说，就是“官强兵弱”体制下的军队根本就无可救药。所以哪怕是强如岳飞、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只能放弃治疗，所以该吃空饷、喝兵血的，大多照吃照喝不误。只不过对于“节省”下来的钱财，这些尚且有理想和操守的武将没有拿来自己享用，而是用于少量精锐部队的操练。而这些被重点倾斜照顾的军队，就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本钱。

像作为北宋西军中顶梁柱的种家军，就组建了大量的商队专门从事与西夏的走私贸易，然后拿赚来的钱武装和操练种家军，再跟西夏人拼个你死我活。

所以我们都知道像岳家军、戚家军等军队战力强悍且军纪严明，不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还能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你真相信一支古代封建王朝军队能有这么高的觉悟？

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别的部队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银子，临敌即溃。我给你二两，是不是就得硬顶两个回合？要是给你四两，是不是就得尽力去拼？再给到八两，你敢不敢给我拿命去搏？

要是主将再有点威信，本事还不错，能让士兵信服，还加上能“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一支能战敢战的铁军不就有了？

说到岳家军，为什么那么能打？因为在淮西兵变前的十几年里，岳飞始终是赵构的头号心腹爱将，关系紧密到可以在寝宫接见的程度。岳飞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人给人都不在话下，赵构甚至一度考虑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军队都交给他指挥，这种待遇在两宋319年间再无第二人享受过。至于戚继光，先有胡宗宪，后有张居正，都是他的铁后台，保障绝对有力，待遇绝对从优，这才有了戚家军大杀四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