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放下电话，我心虚地看了一眼客厅墙上父亲的黑白照片，仿佛他正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我叫周建国，今年三十八岁，在市里一家国企做中层，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拒载三叔

＂建国，清明放假，载我们回老家吧？＂电话那头传来三叔吴长河的声音。

＂不方便，你们自己打车回去吧。＂我冷冷回绝，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心虚地看了一眼客厅墙上父亲的黑白照片，仿佛他正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我叫周建国，今年三十八岁，在市里一家国企做中层，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五年前买了辆桑塔纳，贷款十几万，每月还贷三千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厂里最近又在推行＂下崗分流＂，我的位置也不太稳当。

妻子杨桂芬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滴着洗碗水：＂谁的电话？＂

＂三叔，想让咱开车带他们回老家过清明。＂我心不在焉地翻着《人民日報》。

桂芬擦了擦手，端着一盘削好的苹果走过来：＂那正好，咱们也该回去扫墓了。你爸的坟这两年都没去看过了。＂

＂我这不是忙嘛！最近厂里年中考核，我正在冲刺主任职位，那几天有个重要会议，请不了假。＂我找了个蹩脚的借口，连自己都不相信。

＂又是会议！＂桂芬叹了口气，＂你那个主任，都盼了几年了？＂

我没接话茬，继续看着报纸，上面登着国家刚推出的＂拉动内需＂政策。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不好意思说。上个月刚换了新彩電和沙发，花了五千多，还开了一张三万多的分期，每月还得多支出一千多。

＂你现在越来越小气了。＂桂芬摇头，＂三叔待你多好啊，你忘了？＂

我放下报纸，不耐烦道：＂我怎么不知道？可咱们也不容易，油价又涨了，来回四百多公里，光汽油钱就得一百多。你看咱家这日子，月光都顾不上，哪有余钱？＂

桂芬不说话了，转身回了厨房。我知道她在替我难堪，却又无法开口说实话——我是怕麻烦，怕花钱，更怕耽误我升职的机会。

三叔是我父亲的亲弟弟，比父亲小八岁。父亲早逝，我上初中时，是三叔操持着我的学业。

那是八十年代末，下海經商的浪潮刚起，三叔却固守着县里供销社那份死工资。每月五十六块七，养活一家老小已经捉襟见肘，还要接济我和奶奶。

記得那时候，我和三叔一家挤在单位分的一間二十多平米的平房里。夏天蚊子多，三叔就用蚊香把我的床围起来；冬天冷，他就把唯一的棉被给我盖。他的儿子——我堂弟小河，比我小三岁，从小就睡在一張拼接的木板床上，盖的是缝了又缝的棉絮。

我十三岁那年，半夜高烧不退。三叔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顶着倾盆大雨送我去医院。车前挂着＂大金鹿＂牌手电筒，光线在雨中摇晃，像是黑夜中的一盏孤灯。

＂三叔，冷。＂我在他背上哆嗦着说。

＂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他的声音在风雨中坚定无比。

到了医院，我烧到四十度，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那晚他守在我病床前，湿透的中山装直接穿了一夜。第二天他咳嗽了一个月，却从不提起，還照常上班，怕单位扣他的全勤獎。

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我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红塔山＂，深深地吸了一口。樓下小区里，大媽們正拉著廣播操的音樂跳舞，喇叭裡放著《今天是你的生日》。

＂還在想三叔的事？＂桂芬端著一杯綠茶走過來。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捻灭了烟蒂。

桂芬没直接回答：＂你上大学那年，买计算机，是谁寄了五百块给你？你毕业分配到市里，住的地方是谁托关系找的？＂

我低下了头。那台＂長城0520CH＂计算机，是当时班上第一台，让我在编程课上出尽了风头。而我现在住的这套六十平米的单位分房，也有三叔打点关系的功劳。

＂算了，他们坐大巴回去也行。＂我嘴硬道，＂现在交通方便了，也就五个小时的车程。＂

桂芬又叹了口气：＂你呀，越来越势利了。＂

晚上八點多，我下楼去小卖部买烟。正要转弯，忽然看见三叔和三婶坐在街角的面馆里。我习惯性地想避开，却又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吴師傅，给您加个荷包蛋不？＂

＂不用不用，这碗陽春面就挺好。＂三叔笑着摆手。

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我看见三叔和三婶各自面前摆着一碗清汤面，桌上只有一小碟腌菜。三叔的头发全白了，身形也消瘦了许多，佝偻着背，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挺拔的身影。

＂老吴，咱们真打车回去？那得好几百呢。＂三婶低声说，＂要不，坐长途汽车？＂

＂汽车站太远，你腿脚不好，怎么走那么远？等建国有空了，再请他带咱们回去也行。＂三叔搅动着碗里的面条，声音温和。

＂建国现在是大忙人哩，哪有功夫管咱们？＂三婶苦笑道，＂还是打车去汽车站吧，反正咱们也没什么行李。＂

＂嗯，那就打车。＂三叔点点头，突然压低声音，＂咱们少吃两顿好的就回来了。再说，小建明高考在即，咱们得把钱省下来。＂

我心里一震。小建明是我堂弟的儿子，今年高三，据说成绩很好，有望考重點大學。没想到三叔这把年纪，还在为晚辈操心。

＂你说小建明能考上北大不？＂三婶眼里闪着期待。

＂那孩子争气，肯定能考上好大学！＂三叔语气坚定，＂我攒了一千多，等他考上了，咱们给他添置点行李。＂

一千多……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知道那是三叔的养老钱，每月从六百多的退休金里省下来的血汗钱。

我忽然想起去年过年回老家，看见三叔家还用着九十年代的老式＂飛躍＂電風扇，夏天开了窗户也闷热难当。三婶说家里的老冰箱坏了，他们也没修，说是天冷了，阳台就是天然冰箱。

回家后，我辗转难眠。起身喝水时，看见客厅角落里摆着一个老旧的木匣子。那是三叔手工打的，里面装着我小时候的宝贝——弹珠、陀螺、小人书。每每我淘气惹祸，三叔从不打我，只是把我叫到跟前，指着那个匣子说：＂建国，做人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要记得谁对你好。＂

我拿出匣子，掸去灰尘，打开后一股熟悉的松木香扑面而来。最上面是一本泛黄的《小学生字典》，扉页上是三叔工整的字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赠周建国，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

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天，三叔专门买的新字典。下面还压着一张发黄的照片：十岁的我坐在三叔的自行车横梁上，笑得眯起了眼，三叔站在一旁，年轻的脸上写满骄傲。

一行热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那时候，我们虽然穷，却其乐融融。三叔教我写毛笔字，带我去赶集，用自己的半个月工资给我买了人生第一双＂解放鞋＂。下雨天，他把雨衣披在我身上，自己却淋得像落汤鸡。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三叔带我钓鱼，教我用竹篾编鸟笼；下班回来给我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说曹操虽奸，却也有真才实学；三叔省下钱给我买了人生第一只英雄钢笔，我考上高中那年，他偷偷抹泪的样子。

那时候，人情比面子更重要，亲情比金钱更珍贵。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这样斤斤计较？是买了房子？买了车子？还是当上了小小的科长？

凌晨三点，我拿起手机，给三叔发了条信息：＂三叔，明天早上八点，我去接你们。＂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不用麻烦了，我们坐车去。你好好休息。＂

我立刻回道：＂我一定要接你们，八点准时到。＂

一夜无眠，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

＂你真要去啊？＂桂芬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嗯，你要一起去吗？＂我系好皮带，看了看挂钟，才早上六点。

＂去！我收拾一下。＂桂芬一下子来了精神，翻身起床，＂我去做点早饭带上路上吃。＂

半小时后，我们开车到了三叔家楼下。老旧的筒子楼前，三叔拄着拐杖站在那里，身旁放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我赶紧下车，帮他提行李。

＂三叔，您的腿？＂我看着他手中的拐杖，吃惊地问。

＂哦，老毛病了，风湿。＂他笑着说，仿佛不值一提，＂年纪大了，下雨天就犯。＂

＂怎么不早说？＂我责备道，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说了你也帮不上忙，何必让你担心？＂三叔笑呵呵地看着我，＂你小时候多怕我生病啊，有次我感冒发烧，你还偷偷哭鼻子呢！＂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三婶从楼道里走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她走路一瘸一拐的。

＂三婶，您也不舒服？＂我连忙过去搀扶。

＂风湿骨痛，老毛病了。＂三婶笑着说，＂去年跌了一跤，更严重了。＂

这些年，我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对他们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

一路上，三叔讲起了我小时候的顽皮事。说我五岁时偷偷爬上房顶捉麻雀，害得全家人到处找；说我八岁时和伙伴们在河边捕鱼，不小心掉进水里，是他一把捞起我；说我上初中时，为了给我补课，他特意买了一本《新華字典》，自学了不少生字。

车里充满了笑声，我的心却越来越沉重。

＂三叔，您的膝盖是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

＂也没多久，就两三年吧。＂三叔轻描淡写地说。

三婶在一旁插嘴：＂什么两三年？都五六年了！九八年你送建国上大学回来，就开始喊膝盖疼了。＂

＂那时候我都已经工作了。＂我惊讶地说。

＂是啊，你不知道吧？＂三婶接着说，＂那年送你上大学，来回坐了三天硬座，你三叔的腿都肿了。回来后他实在受不了，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得好好治。＂

＂怎么没听三叔说过？＂我握紧了方向盘。

＂他哪会说这些？＂三婶摇头，＂医生开了不少药，他嫌贵，一直没吃。说是等你工作了，日子好过了，再好好治。＂

＂三婶！＂三叔不好意思地打断她，＂別说這些了。＂

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等我工作，等我日子好过，可当我真的工作了，真的过上好日子，却忘了回头看看他。

＂小河和小建明现在怎么样？＂我转移话题，问起堂弟和他儿子。

＂小河在煤矿上班，一个月两千多，够养家糊口了。就是工作危险，我们总担心。＂三叔说，＂小建明学习好，班上前三名，老师说有希望考重点大学。＂

＂那很好啊！＂我说，＂等他考上大学，学费我出。＂

＂不用不用，我们有准备的。＂三叔连忙摆手，＂你自己也不容易。＂

＂三叔，我现在挺好的。＂我有些哽咽，＂就是太久没回家了，有点愧疚。＂

＂你工作忙，我们理解。＂三叔拍拍我的肩膀，＂你能记得回来看看，我就很高兴了。＂

车子驶过一片油菜花田，金黄的花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打开车窗，春风吹拂，带着泥土和花香的气息扑面而来。

＂建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什么吗？＂三叔突然问道。

＂红烧肉？＂我猜测。

＂不对，是糖醋排骨！＂三叔笑道，＂每次我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肉铺买半斤排骨，让你三婶做糖醋排骨。你吃得满嘴流油，还说长大了要天天吃肉。＂

＂小馋猫！＂三婶也笑了，＂有次排骨做好了，你三叔加班没回来，你死活不肯先吃，非要等他一起。＂

这些往事，我早已模糊，却被他们记得清清楚楚。

到了老家，已是中午时分。老家的房子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老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柿子。

吃过午饭，我和三叔一起去祭扫祖父的坟墓。坟前的杂草丛生，显然很久没人来过了。三叔艰难地蹲下身，吃力地拔着杂草，额头上的皱纹深得像田垄上的沟壑。

＂三叔，您别弯腰了，我来。＂我心疼地说。

＂没事，习惯了。＂他继续干活，＂每年清明，我都来这里坐坐，跟你爷爷说说话。＂

我突然想起，父亲去世后，也是三叔一手操办的丧事。那时我才十七岁，懵懵懂懂，全靠他支撑。

＂三叔，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我忍不住说。

＂说这话就见外了。＂三叔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你爸临走前，托付我照顾你和奶奶。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

＂可我......这些年，我好像从来没有回报过您。＂我羞愧地低下头。

＂你有出息，我就高兴。＂三叔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爷爷生前常说，咱周家的人，再苦不能苦了心肠。建国，不管你走多远，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别忘了自己是谁的儿子，谁的侄子。＂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在这片埋葬着祖辈的土地上，我仿佛听到了血脉深处的呼唤，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责任与牵挂。

晚上，三叔从柜子里拿出一瓶＂二锅头＂，我们爷俩对饮。一杯酒下肚，三叔的脸就红了。

＂建国，你还记得你爸吗？＂他突然问道。

＂记得一些。＂我说，＂记得他高高瘦瘦的，喜欢穿一件藏蓝色中山装，冬天戴一顶黑色的帽子。＂

＂你爸是个好人，老实巴交的，就是命不好。＂三叔的眼圈红了，＂他最疼你，总说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他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很欣慰。＂

我不敢看三叔的眼睛，生怕泪水夺眶而出。

＂你知道吗，那年你考上大学，我去你爸坟前烧了一挂鞭炮，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三叔继续说，声音有些哽咽，＂你工作后，我又去告诉他，说你找到了好工作，有出息了。＂

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

第二天，临走前，三叔塞给我一个包袱：＂这是你奶奶留给你的东西，我一直没机会给你。＂

回到车上，我打开包袱，里面是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一张泛黄的纸条上，写着奶奶颤抖的字迹：＂建国，奶奶这一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只有这件棉袄，是你爷爷生前穿过的。望你记住，不管你将来多有钱，多有本事，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孙子。＂

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桂芬看了看我，悄悄握住了我的手。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心中已有了决定。

一个月后，我请了长假，开车带三叔去了省城最好的骨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三叔的膝盖已经严重磨损，需要做置换手术。

＂三叔，咱们做手术吧，我请了最好的专家。＂我坚定地说。

＂太贵了，不值当。＂三叔摇头，＂我这把年纪，将就着过吧。＂

＂不行，必须治。＂我握住他的手，＂三叔，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还不完。这点小事，您必须答应我。＂

手术很成功。三叔住院期间，我每天下班就赶去医院陪他。看着他渐渐能下地走路，脸上重现笑容，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

出院那天，我正式向单位提交了调动申请，决定回到老家工作。桂芬起初不同意，但听我说明原因后，她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建国，你不必为我这样。＂三叔知道后，十分感动又愧疚。

我摇摇头：＂三叔，我不是为了您，是为了我自己。这些年，我活得太功利，忘了最重要的东西。是您让我记起来了。＂

一年后，小建明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送他上大学那天，我、三叔和三婶，一家人开着车，满载行李和期望，一起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路过一片开满油菜花的田野时，三叔突然说：＂建国，停一下车。＂

我把车停在路边，三叔拄着拐杖，慢慢走到田埂上。春风吹拂着他花白的头发，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如此单薄却又坚毅。

＂建国，过来。＂他冲我招手。

我走到他身边，他指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说：＂你爷爷常说，咱们周家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回来看看。＂

我点点头，喉咙再次哽咽。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什么是永远背负的家族责任。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坐在三叔的自行车横梁上，迎着朝阳，驶向未来的路。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