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01次减重，自我救赎与被误解的“肥胖”

摘要：当肥胖早已从“身材焦虑”演变为“慢性病高危因素”，不应再被误解为“意志力薄弱”，被贴上懒、馋、不自律的标签。从公众认知、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创新诊疗方案、专业医疗支持的完善，每一步都是对抗肥胖症的关键。

当肥胖早已从“身材焦虑”演变为“慢性病高危因素”，不应再被误解为“意志力薄弱”，被贴上懒、馋、不自律的标签。从公众认知、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创新诊疗方案、专业医疗支持的完善，每一步都是对抗肥胖症的关键。

文 | 柏诗

从20岁到40岁，王少鹏成为陷在时间循环里的人，“我每年都在减肥，胖了就减，减下来又胖回去，始终在210斤到230斤徘徊。”但勉强维持的循环也在40岁后被打破了，“怎么减都瘦不下去，一路从210斤增长到260斤。”

王少鹏坦言，长年累月深陷肥胖和肥胖带来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一系列并发症之中，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堪其扰，生性乐观的他也确诊了轻度抑郁症。“在我们大部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不觉得胖是个病，更多觉得就是懒、馋、不爱动。”直到发现自己经过一年努力也减不下来，他才承认“胖确实是一种病”。

作为慢性疾病中的独立病种及多种慢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肥胖症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威胁着无数“王少鹏们”的健康。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2018年我国成年人的超重率达34.3%（24kg/m²≤BMI＜28kg/m²为超重），肥胖症患病率达16.4%（BMI≥28kg/m²为肥胖），并呈持续上升趋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70.5%[2]。

5月11日“世界防治肥胖日”来临之际，南方周末与诺和诺德联合发布《都市人群肥胖症认知与行为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如王少鹏的20年减重循环之困，甚至进展到体重“失控”，《报告》揭示了患者及公众仍普遍面临着肥胖症认知与体重管理的双重困境，偏见和误区也影响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只有消除肥胖污名化，推动肥胖症的科学防治，才能为全民的体重管理创造一个更健康、更支持的环境。

大学毕业后，王少鹏进入了一家设计院，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之下，红烧肉和炸鸡翅成为他的快乐来源，“爱吃高油脂的食物，也爱喝酒，饮食不规律，每年基本上胖十斤。”但他并没有把日积月累的体重太当回事，“我年轻的时候代谢能力还不错，每年自己减肥一两个月，就能瘦到210斤左右。”

王少鹏并未意识到，即使减到210斤，他的BMI（体重指数）也达到了33.9kg/m²，早已超过28kg/m²的肥胖症临界值，属于中度肥胖症的标准。《报告》显示，受访者中超重、肥胖人群的比例高达49%，但不少肥胖受访者和王少鹏一样，并未察觉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肥胖水平：相对于3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超重”显著高于30%的实际超重率，仅16%的受访者自认“肥胖”，低于实际肥胖率20%。

比起“肥胖”，更多人倾向给自己贴上“超重”的委婉标签。而《报告》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仅27%的公众认同“肥胖症需医生诊断”，自我评估或通过非专业渠道判断仍是“主流”。当诊断权在自己而非医生手中，公众对“肥胖症=懒惰+暴食”的刻板印象似乎愈演愈烈，在调研中，近三成的受访者将肥胖归因于“懒和馋”。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肥胖代谢病综合诊疗中心主任杨景哥指出，公众对肥胖的认知主要存在三大方面的误区，“一是对肥胖是一种疾病的认知不够，二是对自己的肥胖状态认知不够，三是对肥胖成因的认知也不够。面对肥胖的个体，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自制力差，好吃懒做不爱运动，但肥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包括遗传、生活环境、精神心理等各类因素，一些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也可能导致肥胖。”

误区之下，“反省”自身似乎成为“胖子”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处境，豆瓣上，“胖子反省小组”已有超过6.5万的小组成员。“没有一个胖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胖的。”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后，张晚盈的体重在半年内突增六十斤。多囊卵巢综合征属于内分泌失调疾病，患者往往面临胰岛素抵抗、激素分泌紊乱、新陈代谢率降低等问题，导致体重难以控制。“我家里又有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遗传史，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肥胖）这个问题。”

面对旁人动不动就说“你这么胖”这类不友好的话时，虽然张晚盈会直接回怼，但她坦言，社会对肥胖人士不一样的看法，会更多地变成他们的心理问题。

70%的受访者认为肥胖人士在就业或社会生活中会面临被歧视的处境，而这种社会偏见常常会内化为肥胖者自身的“肥胖恐惧”。每到夏天，坐地铁通勤的潘岳舟便会担心“因为自己特别容易出汗，身上可能出现异味而招致异样的眼光”，虽然他表示自己不太介意外界的言论，但非常能理解和自己一样偏胖的女同事“面对调侃时，确实会不太开心”。

从事IT工作的潘岳舟，每天几乎“一直坐在电脑前”。“一过30岁，就明显感受到代谢变慢了，肥胖给身体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2025年2月，年度体检的结果令他不得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久坐”和“外卖”让他的体检报告在两年间从轻度脂肪肝演变为中度脂肪肝，35岁已经有高血压。《报告》提示，受访者中90后的超重及肥胖比例已亮起红灯，超过了50%，肥胖人群比例跟80后相差无几，甚至近三成的00后也已处于超重肥胖状态。

面对不容乐观的超重和肥胖形势，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其他15个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并发布了《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点名”体重管理，并引导各地医院设立体重管理门诊，为肥胖症“正名”，也引发社会公众对肥胖的重视。

“肥胖”不仅仅是一个体型概念，一个社会化标签，而且是亟须严肃对待的疾病。“肥胖”也不仅仅关乎个人的自律与努力，更需要科学防治和系统支持。

王少鹏的减重史，堪称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西西弗斯式征程。

周而复始的减重、复胖、减重，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任务。王少鹏袒露自己的心声，“人对抗自己是很难的，一直坚持下去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每每坚持节食两个月，过不了多久，又胖回230斤，“一定会反弹，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报告》显示，近半数尝试减重的受访者能坚持减重1-3个月，坚持减重6个月以上的不到四分之一。

为了拯救因肥胖而陷入疲劳、一动就喘的身体，潘岳舟不断尝试节食、运动，甚至自行尝试减肥产品。但随着年龄增长，“节食后的身体反应特别大，有时候一顿不吃，就饿得难受，甚至出现心悸的情况，再加上还要运动，所以很难长时间地坚持下来。”

一次次尝试与放弃后，潘岳舟的体重在反弹中不断攀升，从20岁时的110斤一路增长到160斤。北京怡德医院营养师鲁洁表示，“节食的一个缺点就是，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是一定会反弹的，反弹后再次这样减重，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大部分来医院减重的人，都自己尝试过节食，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因为对医院的天然抗拒，陈旭也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减重方式：不吃午餐、喝减肥咖啡、不熬夜，甚至找朋友圈的微商朋友购买“三无”减肥药……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还出现了营养不良、脱发等问题。张晚盈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减重让头发都掉了一半”。“不科学的减重，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鲁洁强调，减重期间也要好好吃饭，注意饮食结构搭配，过度节食会导致一些必需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肥胖症和我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肥胖症不仅容易引发焦虑，还会显著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3]。而西西弗斯式减重过程中的挫败感也会在肥胖症患者中蔓延，42%的受访者表示因减重导致情绪焦虑或抑郁。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王少鹏也确诊了轻度抑郁症，“减肥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进入平台期你会很暴躁。”

坚持减重不易，维持理想体重更难。《报告》发现，仅18%的减重人群曾减到理想体重并维持1年以上。当王少鹏发现自己进入40岁后怎么减也减不下来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走进医院的代谢减重中心。“当时医生跟我说，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可能50岁就得给心脏装支架，会有猝死风险。”肥胖带来的“三高”、高尿酸、睡眠障碍，早已让王少鹏的身体不堪重负，尤其是心血管系统受累严重。

超重和肥胖症会引发一系列慢性疾病，而内脏脂肪过多与代谢紊乱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相关性更强[4]。随着肥胖及相关慢病的流行和健康宣教的普及，公众的疾病认知也在不断提升，调研中，近九成的公众知道肥胖会带来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两年间，从轻度进展至中度脂肪肝的潘岳舟，也决定再次求助专业医疗干预。

当健康警报一个个拉响，单凭节食与运动难以抵挡西西弗斯的石头下坠，越来越多的肥胖症患者意识到：面对疾病，单凭意志力无法对抗生理机制与神经调控，需寻求医学与多学科支持。

2024年9月10日，王少鹏在北京某医院完成了代谢减重手术。但距离他第一次走进代谢减重中心的门诊，已经过去一年时间。

“当时医生就建议我尽快做手术，但我是很排斥的，包括家里人都觉得减肥怎么还能做手术，自己坚持坚持就应该能瘦下来。”努力减重的同时，王少鹏也在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考察医院和手术的可行性。

经过长达一年的审慎考察，他最终选择接受代谢减重手术，术后同时配合药物和饮食营养方案进行减重治疗，“像换了一个人！”王少鹏兴奋地分享自己的减重成果。

现在的体重是王少鹏二十多年里从未达到、也从未想过的数字，“半年时间，血压、血糖、尿酸这些指标也在恢复正常”，打破了体重反弹的魔咒，他的下一步目标是BMI27，“就不属于肥胖了”。

尽管医学治疗方案是清晰明确的，但王少鹏的选择并不是主流，《报告》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和陈旭一样，认为自己的体重情况无需就医，将减重或体重管理视为个人责任，而非“医疗需求”。而在选择减重药物时，减重人群高度关注药物安全性，70%的受访者将“副作用风险”作为主要考虑因素，担心“体重反弹量显著”的比例也达到了48%，这种认知偏差或滞后，与疾病知识和医疗资源的普及度密切相关。

“当患者的肥胖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出现一定代谢性疾病，药物的干预必须要及时跟进。当患者已经重度肥胖，或通过其他干预方法无法让体重下降时，减重手术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杨景哥强调专业医疗干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我们给病人出具的是综合体重管理方案，比如有糖尿病的患者会涉及内分泌科的治疗，有高尿酸、痛风的患者会涉及风湿科。”

除了给肥胖症“正名”，将肥胖防控纳入慢病管理，国家政策也在进一步推动专业医疗支持的可及性和多学科协作的肥胖诊疗体系建设。2025年4月，“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已作为一项独立行动正式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医院设置体重管理门诊，并要求在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实现体重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得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设立了减肥专病门诊后，潘岳舟也来慕名求诊。根据详细检测结果，医生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除了饮食习惯和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也搭配药物治疗。”

“生活习惯只有一些小的改变，更容易长期坚持，整个人看上去薄了一圈，慢慢变得比较自信，状态也更加好。”看着重回掌控的身体和生活，他感慨，“还是要及时地进行科学就医，该用药用药，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就调整。我身边几乎所有下定决心节食减肥的人，都出现了反弹，所以现在的话，我不太建议自己盲目地去做这样的事情。”

杨景哥所在的肥胖代谢病综合诊疗中心，自2024年12月设立体重管理门诊以来，已经接诊了1600余位患者。“中国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太高，所以体重管理一定是全民共同参与的，并且是对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人群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