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婚三年了，婆婆每月都坚持要给我两千零花钱。刚开始，我推脱了几次，后来看她坚持，也就收下了。

结婚三年了，婆婆每月都坚持要给我两千零花钱。刚开始，我推脱了几次，后来看她坚持，也就收下了。

县城的物价不高，我跟伟国两个人一个月花不了太多钱。我在县医院当护士，他在县建设局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一万多，过得还算宽裕。除了婆婆每月给的两千，我们还每月存了三四千，慢慢攒着准备换套大点的房子。

“妈，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我跟伟国现在工资够花了。”每次我这么说，婆婆就摇头，把钱往我手里塞。

“你拿着，跟自己妈妈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婆婆总是把”妈妈”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婆婆今年六十二，头发染成了栗色，听说是附近小区广场舞队的要求，说跳舞的时候整齐好看。她皮肤很白，脸上的褶子也不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婆婆有点驼背，是年轻时候做家务和干农活落下的毛病。

我知道婆婆喜欢我。结婚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了。”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手指关节因为常年做家务而有些变形，指甲剪得很短，还有一点点菜叶卡在指甲缝里。

每月给我的两千块钱，有时是一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有时是几张叠在一起的五百元钞票。钱上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像是晒过的棉被和陈旧的柜子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婆婆很节俭，每次买菜总是挑最便宜的，有一次苦瓜贵了两毛钱，她愣是走了半条街去另一个菜贩那里买。她的裤子口袋总是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各种超市打折券和小区门口发的促销单。

对了，她还有个特别奇怪的习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着一个旧饼干盒，里面装着她收集的各种开过的洗发水和沐浴露的小样。她说这样出门在外洗澡方便，但我从没见她真的出过远门。

公公退休前是县建材厂的会计。他喜欢喝茶，但只喝最便宜的绿茶，说是贵的茶叶都是骗人的。他有一个紫砂茶壶，看起来很名贵，但壶嘴已经缺了一小块，壶盖上的小孔里塞满了茶垢。

公公是个话不多的人。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先在小区门口晃一圈，然后去菜市场，九点回来，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重播。他有一个笔记本，记录着家里每月的开支，密密麻麻的数字像蚂蚁一样排列着。

“爸，您记这么清楚干嘛？”我有次看到他在记账，好奇地问。

“习惯了。”公公推了推老花镜，头也不抬。

公公的衬衫口袋总是插着一支钢笔，笔帽已经褪色，笔身上还有几道划痕。伟国说那是他高中时送给公公的礼物，公公一直用到现在。

那天是周四，我夜班结束回家，发现家里没人，桌子上有张纸条，婆婆的字迹歪歪扭扭：

“公公突然胸口疼，去医院了，别担心。”

纸条下压着两千块钱，是这个月她要给我的零花钱。

我赶紧打电话给伟国，他说已经在县医院，让我别着急。到医院时，伟国正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脚边放着一个蓝白条纹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公公的拖鞋和老花镜。

“急性心梗，还好送来得及时。”伟国揉了揉发红的眼睛，“现在在里面做手术。”

长椅旁边的窗户开着，六月的热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医院走廊的地砖有些翘起，墙角处堆着一摞废弃的输液架，架子上还缠着几条发黄的胶带。

婆婆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在走廊踱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上衣，袖口处有一小块油渍。她的拖鞋是那种最便宜的塑料拖鞋，右脚那只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

“妈，您先吃点东西吧。”我从医院食堂买了碗粥，递给她。

婆婆摇摇头，嘴唇干裂，手里攥着一张餐巾纸，已经被揉成了一团。

“手术费交了吗？”我问伟国。

“交了，八万多。”伟国低声说，“是老爸的医保卡和存折里的钱。”

“够吗？”

“够。”伟国点点头，“老爸存了不少钱。”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公公需要在ICU观察两天，我们只能在探视时间去看他一会儿。

第三天，公公被转到了普通病房。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脸色蜡黄，头发也比以前白了。我和伟国轮流照顾，婆婆几乎整天都守在病房里。

那天下午，我查完房回到护士站，同事小王神秘兮兮地说：“梅梅，刚才一个老太太在找你，说是你婆婆。”

我赶紧去病房，发现婆婆站在公公的床前，手里拿着一个发黄的存折。

“怎么了，妈？”

“梅梅，你来得正好，”婆婆转身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我想让你帮我去银行查一下这个存折。”

“这是？”

“老头子的一个存折，我在他衣柜底下找到的。”婆婆把存折递给我，“我眼神不好，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

存折很旧了，封面已经磨损，上面盖着工商银行的章。翻开来看，最后一笔交易是在两年前，余额显示是203,458.76元。

我愣住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存折已经停用了，建议我们把钱转到新的银行卡上。办完手续后，我拿着银行卡和余额单回到医院。

婆婆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个旧钱包，钱包的拉链已经坏了，用一根红色的橡皮筋固定着。

“妈，钱已经转到卡上了，这是银行卡和密码。”我把东西递给她。

婆婆摇摇头：“你拿着吧，我记不住那么多数字，再说这钱本来就是给你的。”

“给我的？”

“嗯，你每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存着呢。”婆婆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数字和日期，“你看，从你嫁进来那天起，我每个月都记着呢。”

我仔细看了看那张纸，是一张手撕的日历背面，上面记录着三年来每个月的日期，后面写着”2万”。

“两万？”我不解地问，“妈，您每个月不是给我两千块吗？”

婆婆摇摇头，指着纸上的数字：“这上面写的是两万啊，我给你的信封里也是两万啊。”

我还是不明白，伟国这时从病房里走出来，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妈，您每个月真的给梅梅两万块钱？”伟国惊讶地问。

“是啊，”婆婆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我跟你爸商量好的，每个月给你媳妇两万块钱零花钱，这样她就不会觉得嫁到我们家受委屈了。”

我和伟国面面相觑。

病房里，公公靠在床头，手上插着输液管，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药渣。

“爸，这钱是怎么回事？”伟国拿出那个存折。

公公看了一眼，叹了口气：“你妈一直记性不好，早年干农活的时候被太阳晒着了，脑子有时候会糊涂。医生说可能是早期痴呆，我们也不确定。”

“那这个存折？”

“你们结婚那年，我跟你妈商量好每个月给梅梅两万块零花钱，你妈很高兴。”公公顿了顿，声音有点哽咽，“但她总是把’两万’看成’两千’，每次我给她两万，她只拿出两千给梅梅，剩下的钱她自己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她把钱放在了厨房的米缸里，都发霉了。”公公苦笑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个月还是给她两万，但只让她拿两千给梅梅，剩下的我偷偷存起来，想着等她病情稳定了再说。”

我听了，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梅梅，对不起啊，这钱本来是给你的，现在…”公公歉疚地看着我。

“爸，您别这么说，”我赶紧擦掉眼泪，“我不在乎这钱，我在乎的是您和妈的健康。”

病房外，走廊尽头的窗户半开着，六月的蝉鸣声混杂着小区广场上的音乐声飘进来。婆婆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个苹果，用一把不锈钢水果刀慢慢地削着皮。

苹果皮一圈一圈地落下，像一条红色的小蛇。削好的苹果被她切成了小块，装在一个塑料饭盒里。饭盒的盖子已经有些发黄，边缘还贴着一圈不干胶，上面写着伟国的名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这是伟国上初中时用的饭盒，”婆婆注意到我的目光，解释道，“我一直留着，觉得扔了可惜。”

我点点头，在她身边坐下。

“梅梅，婆婆是不是老了，记性不好了？”婆婆突然问，声音里有一丝不安。

“没有的事，妈，您记性很好，还记得伟国上初中用的饭盒呢。”我握住她的手。

婆婆的手粗糙干燥，像是翻过土的老树根。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几块老年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显。

“那钱的事…”

“钱的事您别担心，公公都跟我们说了，存折上的钱够支付医药费了。”我安慰她。

婆婆点点头，手里还攥着那把水果刀，刀刃上映着走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

“我有时候会忘事，”婆婆低声说，“有一次我去菜市场，忘了回家的路，在街上转了好久…”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我看到她的眼角有泪水在闪动。

“妈，没关系的，我们都在呢。”我紧紧地抱住她。

晚上，我回到家里，伟国留在医院照顾公公。家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走进婆婆房间，想找些她平时穿的衣服送到医院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老人特有的气味，混合着樟脑丸和一点点药味。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闹钟，指针停在四点二十，旁边是一个塑料梳子，梳齿间夹着几根白发。墙上贴着伟国的几张旧照片，有小学毕业照，中学军训照，还有大学入学照。照片边缘已经泛黄，明显是常被抚摸的痕迹。

衣柜里，婆婆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挂着，大多是些便宜的棉布衣服，颜色普遍偏暗。在衣柜的角落，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纸盒，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堆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日期和”梅梅零花钱”几个字。我随手拿起一个，打开一看，里面是整整两万块钱，崭新的红色百元大钞，一共二十张。

我又打开几个信封，全都是两万块钱。信封的日期从我结婚那天一直到最近，整整三年，一共三十六个信封。

我蹲在地上，泪流满面。

公公出院那天，我和伟国把婆婆的”秘密”告诉了他。

“她每次从你那里拿了两万，就只给梅梅两千，剩下的都藏起来了，说是要攒着给梅梅一个惊喜…”伟国哽咽着说，“一共七十多万…”

公公沉默了许久，最后长叹一口气：“你妈这病，看来比我想的要严重…”

回家的路上，婆婆坐在后排，手里抱着一个医院发的枕头，枕套是浅蓝色的，一角已经磨损。她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眼神有些茫然。

“梅梅，”她突然开口，“下个月零花钱，我记得给你。”

“好的，妈。”我转过头，对她笑了笑。

车窗外，六月的阳光洒在路边的梧桐树上，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小的掌声。

那年冬天，我们把公公婆婆接到了新买的房子里住。新房子比原来的大了一倍，有一个朝南的阳台，阳光很好。

婆婆的病情在慢慢加重，她开始忘记一些人和事，但奇怪的是，她从不忘记每个月给我零花钱的日子。

每到月初，她就会拿出两千块钱，有时是从她枕头下，有时是从米缸里，还有一次是从冰箱的冷冻室里。钱上总是带着各种奇怪的味道，有时还有点潮湿。

我们带婆婆看了很多医生，最后在省城的一家医院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病情会慢慢恶化，但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妈，您还记得我是谁吗？”有时候，我会这样问她。

婆婆会疑惑地看着我，然后笑着说：“你是梅梅啊，我儿媳妇，每个月我要给你两千块零花钱的那个。”

我和伟国决定，用那七十多万给婆婆做最好的治疗。公公说，这钱本来就是给我的，应该由我决定怎么花。

“这钱是她一点一点存的，心意最重要。”我对伟国说，“我想用这钱，让她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婆婆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她能清楚地记得很多事，有时候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不管怎样，每个月初，她总会想起给我零花钱这件事。

后来，我和伟国商量，每个月初都在她枕头下放两千块钱，让她”找到”后再给我。看到她开心的样子，我们都很满足。

今年春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婆婆的病情比去年好了一些，能认出大部分家人，甚至还记得一些往事。

饭桌上，公公突然说起了那个存单的事。

“要不是那次住院，我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妈把钱都藏起来了。”公公笑着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婆婆有些疑惑地看着我们，然后突然说：“对了，梅梅，我差点忘了，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给你呢。”

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信封上写着”梅梅的零花钱”，下面是今天的日期，字迹工整，一看就是伟国的笔迹。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整齐地叠放着。

“谢谢妈。”我接过钱，眼眶有些湿润。

婆婆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转向伟国：“你看，我多记性好，这么重要的事都不会忘。”

伟国笑着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窗外，春节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红色的灯笼在风中微微摇晃，像一个个小太阳，温暖而明亮。

我看着眼前这个给了我太多爱的家庭，突然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不是那张存单上少了一个零，而是那份爱里多了无数个一。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