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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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名片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等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承受供给与需求双向冲击，国内与国际风险叠加的压力，全方位扩大内需，特别是大力提振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工作任务时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就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作出重点安排，要求“制定提升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专项措施，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大力提振消费，就要顺应消费趋势，统筹质和量两方面，着力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深刻认识大力提振消费的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突出强调扩大内需，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置于2025年需要抓好的九大重点任务之首，应当说，这是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

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消费需求是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首要动力。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消费重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出现回落，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可以说，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拉动作用，但近年来，承受的冲击也十分明显，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不稳定。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能够有效对冲需求侧受到的冲击，而对冲需求侧受到的冲击，首先又在于大力提振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其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从总规模上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8万亿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不能忽视的是，一方面边际增长率不断下降，2023年1月至6月为8.2%，而全年平均为7.2%，2024年1至6月为3.7%，而全年平均为3.5%，并且逐季度之间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增长速度也表现为逐年下降的态势，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2024年则降为3.5%。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差异。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总体上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但在结构上，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略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城镇居民收入则连续多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高于GDP增速，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7.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8%，低于GDP增速。2024年延续这一趋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高于GDP增速，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低于GDP增速。城市居民家庭是消费主体，其收入增速连续低于经济增速，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据统计，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到40%，较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以上，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要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重要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特别是在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同步性。

其次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差异。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差距仍然较大，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一倍多，这种消费购买力的城乡二元性严重限制了市场需求规模；二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相差较大，即平均数与中位数相差较大。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中位数为34707元，相差6607元，表明大多数居民作为中间群体，未达到平均水平，因而会普遍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三是不同地区及省份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东西部地区及南北地区间均存在收入差距，2024年，位于沿海地区的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山东八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些省甚至低于3万元，这就使我国消费需求分布不均衡，进而限制了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的五大特征

大力提振消费，需要统筹消费需求质和量两个方面，重“量”提“质”，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这种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至少应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是有预算收入支持的有效需求，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基础之上，并且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的消费需求。如果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那么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首先是高收入水平直接支持的有效需求，即有真正支付能力的需求、有家庭预算保障的需求。这种有效需求，对城镇居民来说，是建立在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上的。我国现阶段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5%左右，每年需要新增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只要经济增长达到5%左右，总量上就可以把失业率控制在政策目标水平之下。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为“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提升经济活力、保障民生稳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居民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所得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可带动消费水平持续提高，促进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只有建立在高质量充分就业和预期稳定的收入增长基础上的消费需求，才是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市场有效需求。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是高水平供给基础上可实现的需求。高水平供给既能有效防止“需求外溢”，又能够形成需求聚集效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适应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消费需求增长，即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广阔空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具有需求牵引供给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和方面不是没有需求，而是缺乏高水平供给去满足需求，导致需求受到抑制，甚至出现“需求外溢”。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已降到30%以下，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已进入富裕状态。在这一阶段，社会消费需求质的变化，特别是结构升级非常活跃，实现消费需求增长质和量的统一，需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以高质量的供给给消费者提供更充分的消费安全感和信任感，增强消费者幸福感和获得感。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是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稳定增长的需求。对于社会总需求而言，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在微观基础上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相对更强的边际效用，即边际效用弹性强，至少其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明显，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征。这就要求所提振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具有便利性和经济性，从而降低消费需求的交易成本和准入门槛，交易成本既可能来自技术壁垒，尤其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能形成“消费鸿沟”，对消费需求产生的结构性冲击，也可能来自市场摩擦，特别是政府种种经济和超经济限制，会使消费需求市场被分割，使消费者市场选择的自由度被削弱。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是与人力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发展性需求。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说到底是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需求。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具有适应人力资本需要的特征。提振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重要在于扩大在教育和医疗及相应的智力开发和体育文化等涉及身心健康方面的消费。这种消费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直接拉动投资支出。而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既包括政府的公共投资性支出，即政府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投入，也包括居民家庭和私人性质的投资支出，即消费者在学习和健康等方面的支出。这种消费支出在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需求潜力，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生态需求品质化的进程中，更具广阔增长空间。

质与量相统一的消费需求是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步的有成长潜力的需求。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消费需求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消费、低碳技术带来的绿色消费、生命科学技术推动的健康消费等，都在深刻改变消费方式、创新消费工具的基础上，开辟着新的广阔消费空间，并改变消费结构。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应当与技术创新相适应、同时又对业态模式和制度创新提出深刻要求，进而是具有巨大成长潜力的发展性需求。

必须从总供给与总需求两端双向发力

总体而言，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实施消费需求管理，与投资需求和供给侧的宏观管理相比，具有不同特点，也面临不同的困难。消费需求管理与投资需求管理存在区别，消费需求政策直接涉及消费者，更受市场约束，政府的宏观政策往往难以直接影响消费者行为，多是通过修复市场再通过市场去影响消费者预期。比如，通过增加本国和当地居民收入提高有效需求能力，但消费者并不必然在当地（或本国）市场消费，或未必购买当地（或本国）生产的产品，进而形成“需求外溢”，因此，消费需求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要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切实提振质和量统一的高水平消费需求，需要在治理机制和政策体系上提高科学性和精准性。

一是把提振消费需求摆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位置。如果说高质量的需求首先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关键是有收入约束的需求，那么提高收入水平和稳定收入预期就是提振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高质量就业。一方面，在总量上必须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达成每年就业预期目标。现阶段，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这需要5%左右的GDP增长率作支撑。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关注青年失业率的控制。从消费者生命周期看，青年阶段恰恰是收入增长潜力最大、消费意愿最旺盛的阶段。培育和引导青年群体消费，是提振消费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但前提是能够及时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是努力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均衡，大力提振高水平的消费需求。高质量消费需求的重要特点在于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率，这就需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数量30%，贡献了近50%的居民消费支出，其拉动效应较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为消费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公共产品和服务分配方面，应努力提高均等和普惠水平，增强消费者消费信心。此外，要在体制和政策上协调居民的“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费既受“一时收入”影响，也受“持久收入”约束，即受长期性和规范性的有保障的收入约束，这就需要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机制，提高规范稳定性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占比，进而提高有制度保障的收入。同时，拓宽并稳定财产性、保障性等收入渠道，在进一步稳定收入预期的同时，提升消费者信心。

三是提高总量和结构的适配性，大力提振高水平的消费需求。高质量的消费需求是量的水平合理增长和质的状态不断演进的需求。量的水平合理增长能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而质态的演进，突出的特点在于结构升级，因此，提振消费在政策上要努力推动总量和结构政策的协同。结构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等社会结构变化，包括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加速推动的发展结构变化，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等，其不仅对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带来深刻影响，而且为消费需求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可能。这些结构变化会开辟新的消费领域，同时会改变消费方式。适应这种结构变化规律，对于提振高水平消费需求具有极为重要的发展意义。

四是在调控方式上调整政策着力点，大力提振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对宏观调控而言，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是需要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到突出位置，不可能脱离高质量、高水平的供给支撑。供给水平既包括供给总量的充分性，也包括供给结构的适应性，既包括市场供给的便利性，也包括供给的安全性，既包括供给的市场经济性，也包括供给的法治保障性，既包括供给的充分及时性，也包括供给的稳定持续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需求水平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供给方面的局限，全方位扩大内需必须从总供给与总需求两端双向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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