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名称中的朝代都是指该诗体兴起、繁荣的时代，只有唐诗例外。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别，兴起于西周时期四言为主的《诗经》，而成熟的五言体在东汉末年崛起，到了六朝就取代四言成为统治文坛的诗体。
当我们谈论中国古典诗歌时，通常喜欢把一种诗体和一个具体的朝代联系起来，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
这些名称中的朝代都是指该诗体兴起、繁荣的时代，只有唐诗例外。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别，兴起于西周时期四言为主的《诗经》，而成熟的五言体在东汉末年崛起，到了六朝就取代四言成为统治文坛的诗体。
然而，为什么诗不在六朝而是在唐代走向鼎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见仁见智的，不过我认为，诗在唐代达到艺术巅峰的原因哪怕能列出千百条，也可以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类。
与“天时”关系最密切的应是诗歌体式的创新。唐王朝建立之时，诗已走过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诗体的重大变革已经箭在弦上。在六朝齐梁时期，五言诗已经有了从繁复到凝练的趋势，一些篇幅较长的诗作越来越少，十分精炼的短诗反而变多。同时，骈对的使用日趋普遍，从词类到句法，变得愈加复杂精巧，而骈化的诗歌语言又与新发现的平、上、去、入四声相结合，催生了南齐的永明体。时至盛唐初期，沈佺期和宋之问把齐梁四声音律简化为更易操作的平仄格律系统，从而将南朝永明体入律短诗发展定型为近体格律诗。五、七言律绝也随着五、七言律诗同步诞生和发展。这样，两种前所未有的入律诗体横空出世，合称为近体诗，其中律诗成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体。在科举考试当中，应试诗被要求使用排律体。在律诗、律绝以及古绝风靡天下之际，历史悠久的古体诗也不甘寂寞，借初、盛、中唐复古运动，一扫六朝纤细绮丽的风气，开创了一种尽显风骨的古诗诗风。本书设立律诗、绝句、古诗三篇，希冀将唐代律诗、绝句、古诗三驾马车驰骋的雄姿展现出来。
如果说“天时”是诗体革新的纵向历史，那么“地利”则是唐代广阔的疆域为诗人提供了多元的创作环境与素材。大一统的唐朝不仅有中原文化的基石，还把疆域扩展到塞外的西域和东北，建立丝绸之路和与亚洲各国交往的海上之路，促进了与外域的文化交流。胡商、遣唐使、僧侣等群体带来多元文化元素，如佛教典籍和艺术、西域乐舞等，为唐诗创作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题材。我们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唐朝诗人可谓“行万里路，写万首诗”。在唐代开疆拓土的新局面中，诗人亲临其境，写下真真正正的边塞诗。在所选的边塞诗中，我们在王之涣的《出塞》中看到满目苍凉的塞外景色，在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领略戍边的军营生活，也可以在高适的《燕歌行》中目睹出征东北的血腥战事。同时，唐朝诗人的足迹，不限于异域，而是遍布大唐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唐朝驿站交通比起从前更为发达，文人的旅行活动也更为容易，这使得他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穿梭于地理环境完全不同的区域，因而传统题材也得以大大扩展。例如，六朝谢灵运的山水诗局限于江南一隅，而唐人描写山水的范围，已东扩到长江中上游，并往北覆盖整个中原大地。唐朝广袤的地域，成为唐诗繁荣生长的泥土，为诗人拓展了人文景观的视野。这点在唐代的怀古和咏史题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杜甫的《咏怀古迹》《武侯庙》等诗、杜牧的《赤壁》《泊秦淮》等诗……，都是诗人亲访历史古迹，目睹残留文物而发出的感叹，其所咏之物是具体的，所发之志是真实的。相比之下，过往的历史题材的书写，如汉代班固和六朝左思的咏史诗，只是使用常用的意象和套语，读起来有一种很抽象的同质感，不像面对历史现场时产生的反思和抒怀那样的别样与动人。地利的因素对唐诗其他题材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论及。
讲完了“地利”，我们就要讲“人和”。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的确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人和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诗人身份的巨变。在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宫廷集团、贵族阶层的专利。我们想想，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多少不是望族的成员？光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就出了王羲之、王融、谢灵运、谢朓、谢道蕴等显赫人物，而很多著名的诗人又依附于王公权贵，成为宫廷文人集团的成员。到了唐代，这种诗歌文化迅速走向消亡，重要的原因是唐朝废除了六朝历代沿用的察举和征辟制度，改用科举取士，向所有社会阶层广开仕途大门，大量才德兼备的寒门士子迅速获得晋升。《唐摭言》记载唐代共取进士六千六百零三人，庶族比例超过六成，其中不少人来自边远地区，如张九龄就来自广东韶关，登进士第后官至宰相。不仅如此，唐玄宗时期，一些没有考试资格的人，也能通过个人才能而进京做事。例如李白的父辈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迁到四川，很可能是商人背景，但李白依然能够被引荐至皇帝面前。这样一来，来自五湖四海、家庭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举子、文人汇聚京城长安，形成了一个崭新、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为了练就一手写诗的绝技，他们相互切磋，相互竞争，而登第后又相互提携，通过书信交往不断提高诗艺，加深友谊。杜甫的《梦李白》《天末怀李白》、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等诗都是挚友书信交往中留下的千古名作。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仅有发达的驿站，方便诗人互赠诗作，还可以在名胜场所题壁，尽享“公共发表”“公共传播”“公共竞技”的空间。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之争的传说，不管是否可靠，但起码印证了唐代诗人喜用题壁形式向社会传播自己诗作的事实。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白居易诗歌传播的情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人和”的最大贡献是孕育了唐诗富有个性的特质。在优秀的唐诗中，处处展现出诗人的性情，我们看到他们生活、思想、感情的缩影。在下面要谈的七十二篇诗中，每一位诗人无不为自己写诗，书写自己的欢乐和哀伤、自己的理想怀抱，追求自己的艺术创新。正因如此，我们总能感受到诗人的鲜明个性和精神境界，无论他们是直抒胸臆，还是用句法、章法、篇法来营造含情无限的艺术境界。读杜甫，我们通过抑扬顿挫的句法、章法，体验到诗圣融入宇宙天地的家国情怀；读李白，我们可以跟随诗仙潇洒浪漫的豪情，激起生命的活力，找到超越世俗的勇气；读王维，我们可以领会诗佛的宁静心灵，在空寂之境中体悟精神的超越……
◎本文原载于《唐诗所以然》（作者：蔡宗齐），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源：大道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