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王秋菊，今年七十七岁，刚刚被一个同龄的老头嫌弃＂瘦得显穷相＂。

＂太瘦了，显得穷相。＂春生皱眉看着对面的女人，轻声对媒人说。

我叫王秋菊，今年七十七岁，刚刚被一个同龄的老头嫌弃＂瘦得显穷相＂。

他不知道，我那廋弱的身躯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坚韧。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还在纺织厂做工，那时的我四十岁出头，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那时候，我们厂刚引进了一批新式纺织机，噪音大，但效率高，我熟练掌握了操作要领，常教其他工友。

丈夫赵建国在钢铁厂当班长，是出了名的技术好，脾气直。

我们住在单位分的四十平米的砖房里，虽然一进门就是厨房，两间卧室都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住房条件了。

屋里最值钱的是那台＂凤凰牌＂缝纫机，是我结婚时父母给的嫁妆，黑漆外壳上有些磨损，但用起来依然顺畅，左邻右舍常来借用。

我们有个儿子赵小军，那年刚考上大学，全家人都为他高兴，毕竟是街道上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

记得送他去大学那天，我们全家骑着自行车，小军坐在后座上，怀里抱着一床卷得紧紧的被褥和一个装满换洗衣物的蓝布包，那画面至今想起来都恍如昨日。

我从没想过命运会在那年夏天骤然转向。

那是个闷热的下午，单位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幸福在哪里》的歌曲，忽然广播戛然而止，传来急促的呼叫：＂请赵建国家属速到厂医务室！＂

赵建国在一次检修高炉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伤了脊椎。

我记得那天医务室的白炽灯发出刺眼的光，照在赵建国苍白的脸上。

手术后虽保住性命，却再也不能站起来。

＂秋菊，你找个好人家改嫁吧，别搭上自己。＂赵建国躺在病床上说，眼里含着不忍和痛苦。

我只记得自己紧握着他的手，眼泪流得厉害：＂这话以后别再说，咱们还有小军，还有日子要过。＂

那会儿正赶上物价飞涨，一家人的担子全压在我肩上，每月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外所剩无几，儿子在外上学，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那段日子，我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做好一天的饭菜，照顾丈夫梳洗，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

车把上常常挂着两个搪瓷缸子，一个装稀饭，一个装咸菜，那是我的中午饭。

下班后冲回家看他，再去夜校学习会计。

我记得夜校在市中心的老厂房里，冬天没有暖气，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在白炽灯下奋笔疾书，呵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霜。

单位领导看我家境困难，主动把我调到财务科做出纳，工资比原来高了些。

我把那个月第一次拿到的加薪后的工资条，小心翼翼地夹在《青年文摘》里保存，那是我生活的希望。

＂秋菊姐，你太辛苦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同事们心疼地说。

每次午休，大家都拿出家里带的饭菜分享，常常会多给我夹几筷子，我至今记得那饭菜的香味。

我只笑笑：＂人瘦没关系，日子不能瘦。＂

晚上回家，我总会给赵建国讲厂里的新鲜事，说得绘声绘色，逗得他开怀大笑。

＂建国，等小军毕业了，你看咱们把他对象接到家里，热热闹闹地办个婚礼，咱们家也算是风光一回。＂我一边帮他按摩腿部，一边憧憬未来。

＂那你可得多攒些钱，到时候可别寒碜了儿媳妇。＂赵建国笑着说，可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苦涩。

九十年代初，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分到了市里的机械厂当技术员。

我记得那天早上，他洗了个热水澡，穿上我给他买的那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站在镜子前反复整理着领子，我在一旁说他：＂瞧你那个样，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臭美得很！＂

那几年，虽然家里拮据，但却是最温馨的时光。

小军每天下班回来，总会给他爸讲工厂里的新机器、新技术，赵建国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就坐在一旁，一边缝补衣服，一边看着父子俩说话，心里满是甜蜜。

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我攒够了钱，给他在城东买了套小房子结婚用。

那是个单位刚建好的六层楼房，没有电梯，但胜在朝阳，采光好。

新房钥匙拿到手那天，我和赵建国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摸着光滑的墙面，眼里满是自豪：＂咱家小军有福气，起点就比咱们当年高多了。＂

婚礼那天，我把赵建国推到儿子面前，他眼含泪水：＂儿子，是你妈把咱们家撑起来的，记住她的好。＂

九十年代中期，单位改制，我被分流下岗了。

那天，厂长亲自把解除劳动合同的文件交给我，脸上满是难色：＂秋菊啊，实在对不住，厂里效益不好，没法子...＂

我看着那张薄薄的纸，想起了十几年来的工作时光，心里一阵酸楚，但嘴上却说：＂我理解，厂里也不容易。＂

那时我已五十多岁，再找工作谈何容易？

记得那段时间，城里到处是下岗职工摆的地摊，卖什么的都有，从日用百货到家常小吃，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我没有抱怨，而是用积蓄在小区门口租了个铺面，开了家小卖部。

那铺面只有十几平方米，进门右手边是个玻璃柜台，上面摆着各种零食和日用品，左手边是饮料柜和几筐新鲜蔬菜，柜台后面就是我的＂指挥部＂——一把藤椅和一个算盘。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我几乎不休息。

小区里的孩子都喜欢来我的店里买零食，因为我常常会多给他们塞一颗水果糖或者一块小饼干。

＂大婶，您年纪这么大了，歇歇吧。＂年轻人买东西时总这么说。

我笑着回答：＂人老了更得动起来，不然生锈了可不好修。＂

赵建国常坐在轮椅上到店里来，帮我整理货架或者跟邻居们聊天。

＂王师傅，你家秋菊真是个好媳妇啊，这么多年把你照顾得这么好。＂邻居们都这么说。

赵建国总是憨憨地笑：＂那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小区里有个老太太，叫李桂芝，比我大几岁，每天晚上都会到我店里买点菜，顺便唠会儿嗑。

＂秋菊啊，你这么辛苦，图的是啥呢？＂有一次她问我。

我一边称白菜一边回答：＂还能图啥，不就是盼着儿子过得好，老头子身体别再出问题吗？＂

＂你这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啥时候为自己活活呢？＂李桂芝叹了口气。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就是为自己活啊，看着家人好，我心里就高兴。＂

赵建国去世那年，我六十二岁。

那是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他感冒发烧，没几天就走了。

医生说是肺炎并发心脏衰竭，但我知道，这些年卧床不起，他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送走他的那晚，我独自坐在床边，摸着他睡过的枕头，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孤独。

枕头上还有他使用的药酒的味道，那股略带苦涩的药香，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鼻尖。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我们的老相册，发黄的照片里，是年轻时的我们，站在工厂大门前，他一身蓝工装，我穿着碎花布连衣裙，两人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

谁能想到命运会如此捉弄人呢？

那些年，儿子小军在外企工作，常年出差，儿媳带着孙子住在城西的新房子里。

我记得那房子是2000年初买的商品房，一百多平米，客厅铺着亮闪闪的地砖，厨房里的电器一应俱全，比我们当年的条件好太多了。

他们劝我搬过去同住，我没同意。

＂妈，您一个人住太冷清了，搬过来吧，我们照顾您。＂小军每次来看我都这么说。

我怕打扰他们年轻人的生活，也习惯了自己的小天地：＂我这儿挺好的，熟人多，买菜方便，你们忙你们的吧。＂

其实，我也有我的固执和自尊，我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更不想让他们因为我而有丝毫的不便。

七十岁那年，我把小卖部转让了出去，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

＂妈，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操心了，安安心心享清福吧。＂小军看着我被岁月和辛劳磨砺得粗糙的双手说。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你妈这辈子就没闲着过，突然闲下来，反而不习惯了。＂

小区里的老姐妹们每天结伴去公园跳广场舞，我也跟着去，渐渐地，身体好了许多，人也开朗起来。

我们这群老太太，穿着统一的红背心、黑裤子，在晨曦中舞动，引来不少年轻人驻足观看。

＂王大姐，您这舞跳得真带劲！＂年轻人们笑着说。

我打趣道：＂老太太也有老太太的风采，咱不比你们年轻人差！＂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而规律。

去年冬天的一天，老姐妹王淑芬领着个老头子来我家。

我正在厨房烧水煮饺子，屋里飘着葱姜蒜的香味。

她神秘兮兮地说：＂秋菊，给你介绍个人，刘春生，今年也七十七，退休干部，老伴去世三年了，一个人住着大房子，挺寂寞的。＂

我有些尴尬，自从赵建国走后，我再没想过这事。

看着王淑芬期待的眼神，我不好拒绝，只好答应去见一面。

＂淑芬，你这是要给我当媒婆啊？＂我一边整理头发一边问。

＂这年头，老姐妹都有伴了，就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我这不是担心你嘛！＂王淑芬说着，塞给我一盒据说是她儿子从国外带回来的护肤霜。

见面那天，我穿了件普通的蓝色棉袄，没什么打扮。

我们约在小区附近的老字号饭店，那家店我和赵建国年轻时常去，只是现在已经重新装修，变得时尚了许多。

刘春生是个身材魁梧的老人，保养得不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凑到王淑芬耳边说了句话。

虽然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太瘦了，显得穷相。＂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刘先生，我确实瘦，但我不穷。＂

或许是没想到我会听见，刘春生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

饭桌上，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辉煌过去——原来是市里某局的副局长，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退休金每月七千多，儿子在国外工作。

他谈起了八十年代他们单位分的福利房，九十年代的经济适用房，和2000年后购买的商品房，言语间透露出对物质的看重。

＂你们女同志退休后没什么事做吧？我家里需要人照顾，做做饭扫扫地什么的。＂他看着我说，语气里隐隐有些居高临下。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的眼睛：＂刘先生，我找的是伴侣，不是保姆。＂

席间气氛有些尴尬。

回家路上，王淑芬一个劲地替他解释：＂他性格就那样，人其实不错，你再考虑考虑。＂

我摇摇头：＂淑芬，我这一生，从没靠过谁。赵建国瘫痪后，是我撑起了整个家。我现在虽然一个人，但儿子孝顺，经济也宽裕，为什么要找个看不起我的人共度晚年？＂

王淑芬欲言又止，最后只叹了口气：＂也罢，强扭的瓜不甜。＂

回到家，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

确实，岁月和辛劳在我脸上刻下了痕迹，脸颊凹陷，眼角爬满皱纹，身材也瘦小。

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有神，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我拿出赵建国留下的一件旧毛衣，闻了闻，似乎还有他的气息。

＂老头子，你说我这把年纪，还需要找个伴吗？＂我轻声自语，仿佛他就在身边。

一周后，王淑芬又来了，说刘春生想再见我一面。

我有些意外，却也好奇他要说什么。

这次我们在小区的茶室见面。

那茶室是最近才开的，装修得很有中国传统韵味，墙上挂着书法作品，桌上摆着紫砂茶具，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刘春生换了身更正式的衣服，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

＂王大姐，上次是我唐突了。＂他开口说道，＂后来淑芬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很惭愧。＂

我微微一笑：＂无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能再给我个机会吗？我想邀请你去看场电影，就当交个朋友。＂他的语气诚恳了许多。

我想了想，点头答应了。

那天我们去看了场老电影《牧马人》，是八十年代的作品，讲述了草原上艰苦奋斗的故事。

电影院是新开的，环境很好，但观众不多，大多是和我们年纪相仿的老人。

我们选了后排的座位，看着熟悉的画面在银幕上展开，恍如回到了年轻时代。

电影散场后，刘春生感慨道：＂年轻时看这电影，只觉得是个爱情故事。现在再看，才明白里面的坚韧和付出。＂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时看到的是表面，年老后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我说。

走出电影院，天已经黑了，街上霓虹闪烁，小吃摊上飘来阵阵香气。

＂饿了吧？咱们去吃点东西。＂刘春生提议。

我们找了家老字号馄饨店，点了两碗馄饨和几样小菜。

＂我小时候，家里穷，过年才能吃上一次馄饨，那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刘春生边吃边说。

＂我们那时候也穷，但妈妈总会想办法让我们吃饱肚子。＂我回忆道，＂记得有一年闹饥荒，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全给了我和弟弟，自己却只喝稀粥。＂

谈话间，我发现刘春生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趾高气扬，他也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只是后来的官场生涯让他变得有些世故。

慢慢地，我们开始每周见面一次。

他带我去公园散步，去老字号吃早茶，有时候就在小区的长椅上聊天。

当我讲述自己如何在丈夫瘫痪后支撑家庭时，他的眼睛湿润了：＂王大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内心孤独的人，外表的傲慢只是自我保护。

他的儿子虽在国外有出息，却很少回来看他。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真怕自己哪天悄无声息地走了，没人知道。＂有一次，他对我坦白。

我理解那种感受。

虽然我有儿子家人，但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散步，遇到了我小区的几个老熟人。

＂哟，秋菊，这是谁啊？＂他们打趣道。

我有些不好意思：＂朋友，刘先生。＂

刘春生大方地和他们打招呼，还请大家去附近的茶馆喝茶。

那天，看着他与我的朋友们谈笑风生，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春节前，刘春生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他住的是一套老式干部楼，空间很大，但家具陈旧，显得冷清。

客厅里挂着几幅书法作品，是他自己写的，笔力遒劲有力。

桌上摆了几个简单的菜，是他自己做的。

＂不好意思，手艺不精。＂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尝了一口他做的红烧肉，味道居然不错：＂没想到刘局长还有这本事。＂

他笑了：＂退休后才学的，一个人总得自己照顾自己。秋菊，其实我第一次见你时，就被你的气质吸引了。＂

＂是吗？我记得你说我瘦，显得穷相。＂我开玩笑地说。

刘春生脸红了：＂那是我的愚蠢。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富有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的丰盈。你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却依然乐观坚强，这比什么都珍贵。＂

饭后，他从柜子里拿出个红木盒子，里面放着一对玉镯：＂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我想送给你。＂

那玉镯泛着温润的光泽，一看就知道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

我连忙推辞：＂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我想找个真正懂它价值的人。＂他认真地说，＂就像你，外表朴素，内在珍贵。＂

我被他的话触动了，但还是没有接受礼物：＂春生，感情不是靠物质维系的。如果我们有缘分，不需要这些；如果没有，再贵重的东西也留不住人心。＂

刘春生默默地把玉镯收了起来，眼里却有了几分敬意。

从他家回来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关系。

刘春生确实在改变，变得更体贴、更真诚。

但我心里还有道坎没迈过去——我不确定他是真心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只是怕孤独。

春节那天，小军一家来看我。

儿媳小丽给我带了条漂亮的围巾，孙子带来了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画着我和他一起包饺子的场景。

吃饭时，我试探性地提起刘春生。

＂妈，您喜欢他吗？＂小军问我。

我思考片刻：＂说不上喜欢，但相处起来还算和谐。＂

＂那就再处处看呗，您年纪大了，有个伴也好。＂儿媳妇小丽说，＂不过别急着做决定，感情这事，合适最重要。＂

小军点点头：＂妈，您这辈子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现在应该为自己活一活。只要您开心，我们都支持。＂

听到儿子这话，我心里暖融融的。

过完年，刘春生开始频繁约我出去。

有一次，他带我去了城郊的一个老宅子，那是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成了文保单位。

＂这院子里的枣树，当年结的枣可甜了。＂他指着院子里的老树说，眼里满是怀念。

看着他与过去对话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刘春生，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退休干部，而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普通人。

五月的一天，刘春生约我去郊外的农家乐。

那里有个小果园，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

走在乡间小路上，泥土的芬芳夹杂着野花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最喜欢摘樱桃了。＂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我们那时候穷，能吃上一颗就很高兴了。＂

看着他爬上梯子，小心翼翼地摘樱桃的样子，我突然发现，他并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退休干部，而只是个渴望被理解和陪伴的老人。

＂小心点，别摔着。＂我在树下喊。

他笑着回应：＂有你在下面看着，我不怕。＂

那天我们摘了满满一篮子樱桃，坐在果园的石桌旁吃。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弥漫着樱桃的甜香，远处农家的鸡鸣狗吠声不时传来，一切都那么宁静而美好。

＂秋菊，我有个请求。＂他突然认真起来，＂你能搬来和我一起住吗？不是结婚，就是试着生活在一起，看看合不合适。＂

我有些意外：＂这是不是太快了？＂

＂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时间才是最宝贵的。＂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想等到来不及了才后悔。＂

回家后，我彻夜未眠，思考着这个决定。

一方面，我已经习惯了独立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确实享受有人陪伴的感觉。

我拿出赵建国的照片，问他：＂老头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照片上的赵建国依旧笑得爽朗，仿佛在说：＂秋菊，为自己活一次吧。＂

第二天，我给刘春生打了电话：＂我可以搬去和你住，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保留我的房子，随时可以搬回来。＂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理解。你放心，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选择离开。＂

搬家那天，小军和小丽来帮忙。

看着儿子把我的东西小心地搬上车，我突然有些不舍。

这个小房子承载了我太多记忆——赵建国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在这里一个人坚强地生活了十几年。

墙上还挂着那幅儿子小学时画的全家福，角落的小柜子里放着赵建国用过的烟斗和眼镜盒。

＂妈，您看起来有些犹豫。＂小军敏锐地察觉到我的情绪。

我摇摇头：＂没事，就是有些不习惯。你爸走后，我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改变。＂

＂您随时可以回来，这里永远是您的家。＂小军握住我的手。

刘春生的家比我想象中要温馨。

他给我收拾出一间朝南的卧室，明亮宽敞。

床头柜上放着一束刚买的康乃馨，窗台上摆了几盆我喜欢的绿植。

＂都是我这几天准备的，希望你住得舒服。＂他有些局促地说。

生活在一起后，我们各自保持着一定的独立空间。

早上一起去公园锻炼，回来后各做各的事情。

我喜欢看书、织毛衣；他喜欢写毛笔字、听戏曲。

我习惯早睡早起，他则喜欢晚上看会儿电视新闻。

晚饭我们轮流做，有时候一起去附近的小饭馆。

渐渐地，我发现刘春生其实是个细心体贴的人。

他记得我的药什么时候吃，知道我怕冷会主动调高空调温度，甚至学会了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你变了很多。＂有一次，我对他说。

他笑了：＂人老了，才知道什么重要。以前我总觉得地位、财富最重要，现在才明白，能有个人懂你、陪你才是最大的福气。＂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他书房里有一个旧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信件和照片。

照片中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应该是他的前妻。

信件是两人年轻时的通信，字里行间满是温情和憧憬。

我没有多问，悄悄地把箱子放回原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记忆，这是我们无法相互替代的部分。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看星星。

初夏的夜晚，星光灿烂，远处的城市灯火如同另一片星河。

刘春生突然说：＂秋菊，我们结婚吧。＂

我愣住了：＂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不是突然。＂他握住我的手，＂这三个月的相处，让我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余生的人。我不想只是同居，我想光明正大地介绍你是我的妻子。＂

我低头思考着，心里有些纠结。

＂怎么了？你还在犹豫什么？＂他问。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春生，我需要确定一件事。第一次见面时，你嫌我瘦，显得穷相。现在你了解我了，知道我不穷，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想和我结婚？＂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我不否认，一开始我确实肤浅。但后来我爱上的是你的坚强、你的独立、你的智慧。这些品质，是金钱买不到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很穷，我依然会爱你，因为你的灵魂比任何财富都珍贵。＂

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一生，我习惯了给予而不是接受。

赵建国瘫痪后，是我支撑起整个家；他走后，我独自抚养儿子成家立业。

我从未奢望过晚年还能遇到懂我的人。

＂我需要再想想。＂我最终说。

第二天，我回了自己的老房子。

坐在熟悉的沙发上，我翻开了赵建国生前最喜欢的相册。

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我们的婚礼，简单而温馨；儿子出生，赵建国抱着小军，脸上洋溢着幸福；他瘫痪后，我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建国，我该怎么选择？＂我轻声问，仿佛他能听见。

窗外，一阵微风吹来，窗帘轻轻飘动。

阳光透过窗帘，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恍如赵建国当年最爱坐的位置。

小军来看我，他坐在我对面，眼里满是关切：＂妈，您怎么突然搬回来了？＂

我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在考虑要不要和刘叔叔结婚。＂

小军惊讶地看着我：＂这么快就决定结婚？＂

＂在我们这个年纪，时间很珍贵。＂我说，＂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妈，您爱他吗？＂小军直视我的眼睛。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

爱，这个字眼在我的生命中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我沉思片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但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安心和快乐。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不觉得孤单。＂

小军握住我的手：＂那就够了。妈，您这辈子为家付出太多，该为自己活一活了。我和小丽都支持您的决定。＂

听着儿子的话，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三天后，我回到了刘春生家。

他正在厨房忙碌，看到我时，眼睛亮了起来：＂你回来了！＂

他摘下围裙，走过来拥抱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喜悦。

我点点头：＂我想通了。人生苦短，能遇到懂你的人不容易。我们年纪大了，更应该珍惜眼前人。＂

他激动地抱住我：＂太好了！我这几天一直担心你不回来了。＂

＂我还有个条件。＂我看着他说。

＂什么条件？＂

＂结婚后，我要继续保留我的退休金和房子，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有自己的后路。＂

他笑了：＂当然可以。秋菊，我爱的就是你这种独立自主的性格。你永远不必依附于任何人，包括我。＂

两个月后，我们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几个老朋友和我儿子一家吃了顿饭。

小军给我们拍了张合影，我看起来瘦瘦的，但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妈，你看起来年轻了十岁。＂小军说。

我笑着回应：＂因为我遇到了对的人，在对的时间。＂

刘春生的儿子从国外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还说会找时间回来看我们。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问候，但我能感受到刘春生眼中的喜悦。

回家路上，刘春生拉着我的手说：＂秋菊，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说你太瘦，显得穷相。＂

我点点头：＂记得。＂

＂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富有不是外表的丰满，而是内心的充实。你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却保持着乐观和坚韧，这是任何财富都比不上的财富。＂

我握紧他的手，心中充满了感激与珍惜。

结婚两个月后，我们搬进了一套新房子，是我们一起选的，不大但很温馨。

原来的两套房子，一套留给了小军一家偶尔回来住，一套出租了，租金当作我们的零花钱。

新居的阳台上种满了花草，每天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花影摇曳，充满生机。

我们两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天早晨，我们一起晨练，回来后一起吃早餐；白天各自忙自己的事，他继续写他的毛笔字，我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晚上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简单而充实。

有时候，我们会想起各自的前配偶，分享那些美好的回忆。

没有嫉妒，没有芥蒂，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逝去的人，永远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夕阳西下，我们两个七十七岁的老人，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知道，前方的路或许不长，但有他相伴，即使是短暂的旅程，也会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时光。

在这个年龄，我们都不再追求轰轰烈烈，只愿平淡相守，共度余生。

人生如书，翻到最后几页，能有人陪你一起读完，便是最大的幸福。

有人说，老了就像冬天，寒冷而漫长。

但我想说，若有良人相伴，即使是冬天，也能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我想告诉所有人：无论年龄多大，都不要放弃寻找爱情的权利。

因为爱，永远不会嫌你太老。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