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字转型已进入“由技术驱动向人本驱动”的关键阶段。数字素养不仅是提升个体能力的手段，更是培育国家竞争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和构建公共文化安全的基础。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构建三个方面分析提升
《2025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字转型已进入“由技术驱动向人本驱动”的关键阶段。数字素养不仅是提升个体能力的手段，更是培育国家竞争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和构建公共文化安全的基础。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构建三个方面分析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国家意义，并探讨其深层逻辑与现实路径。
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激活经济转型的“人力底座”
首先，数字素养是支撑新型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前，我国产业数字化率已超过23%，新职业不断涌现——从AI标注员到数据治理专员，再到跨境电商运营和AIGC内容编辑。所有这些岗位都依赖于全民普遍具备的数字工具使用与信息理解能力。
例如，浙江义乌在2024年开展“百亿跨境电商人才工程”，短期内培训2.1万人次，重点包括数据选品、智能客服系统操作等，带动当地电商出口同比增长18%。这类项目说明：没有数字素养，就没有数字红利的普惠性释放。
其次，数字素养已成为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能。贵州铜仁通过“数农计划”，培训村民使用农业大数据平台监测气候、施肥和病虫害预警，平均提升产量12%，减少无效支出15%。这不仅优化了农业经营，也推动农村劳动力结构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
再次，数字素养是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必要条件。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小企业中超过65%尚未建立系统性数字管理流程，而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员工技能不足。深圳龙岗区在2023年推出“员工数字能力提升补贴”，每人每年最高资助3000元参加认证培训，惠及员工5.4万人，间接带动企业采购自动化管理系统和数据平台。
二、作为“治理工具链”的基础组件：筑牢国家数字韧性的防线
首先，数字素养是现代公共治理体系运转的前提。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务和数据驱动决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理解力与操作力，才能有效参与治理。
以“数字哨兵”系统为例，上海在疫情期间依托居民扫码登记和线上问询完成了分级精准管理；这一系统能否高效运行，核心在于用户是否具备扫码操作、信息识别和判断的能力。失去这些“微型能力”，智慧治理就是“空架子”。
其次，在应对网络安全与虚假信息的挑战中，数字素养起着防线作用。《要点》中强调“增强识谣辨谣能力、数据安全意识”，并非抽象概念。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研显示，在30个网络谣言高传播样本中，90%传播者为“低媒介素养群体”。这提示我们：公民数字素养不提升，风险传播速度可能远超信息系统防控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在2023年试点“中小学谣言识别与信息素养课程”，不仅教孩子如何识别图文造假，还教授“AI生成内容辨别”技巧，取得了良好反馈。
再次，数字素养也是提升行政透明度与责任机制的保障。政务公开、在线反馈、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等都依赖用户的“数据阅读力”。例如，深圳市“i深圳”平台上线以来，市民通过平台反映问题、查询数据、提出建议累计超过2000万次，逐步形成“数据驱动问责”的新型民主治理方式。
三、作为“社会文化重构”的媒介力量：构建安全、理性与创新的公共空间
首先，数字素养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社会理解力”。在生成式AI、短视频爆炸式传播的时代，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公民若缺乏对算法机制、数据操控、媒介构造的认知，极易成为“信息泡沫”或“情绪操控”的受害者。
例如，2023年“AI换脸造假短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出现后，已有大量老年人转发“伪公益诈骗”，造成财产损失；部分年轻人误信“低学历月入百万”的短视频内容，盲目辞职。这些现象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深层“数字文化识别问题”。
其次，数字素养是维护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认同的通道。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后，全国数字文化资源平台如“国家数字博物馆”、“云图书馆”大量上线，但真正的文化参与还依赖公民主动“走进去、读得懂、用得上”。
2024年江苏省“博物馆数字接力计划”中，南京市组织中学生参与“数字策展”，使用AI剪辑工具制作博物馆导览短视频，提升了文化理解与数字表达的双重能力，推动公共文化空间真正成为“活的场所”。
再次，提升数字素养还有助于培育公共创新意识。2023年教育部发布《青少年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要求中小学普及编程思维与AI伦理教学。海南、四川等地率先引入Python编程和无人机编程进课堂，不仅培养技能，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问题导向+解决思维”的创新文化。
综上所述，数字素养不只是一个教育议题或技能问题，而是关乎国家产业升级、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文化竞争力构建的核心能力。《2025年要点》的出台，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中极具前瞻性的战略落子。
我们应在理解其“公共价值”基础上，推动从“人群分类”走向“场景融合”，从“工具培训”走向“批判思维”，让数字素养真正成为支撑国家未来的一种“社会基础设施”。
来源：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