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科技创新策源地、社会服务新高地,如何进一步释放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强大动能,探索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是国内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
5月10日,新华社客户端以《瞭望访谈丨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专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为题报道杨宗凯校长的人物专访。全文如下:
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知识和数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深度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共建校企微课程150余门,开发汇聚优质资源60万余条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远程接入“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鹏翔 廖君 侯文坤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科技创新策源地、社会服务新高地,如何进一步释放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强大动能,探索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是国内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
武汉理工大学抢抓机遇,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学校管理体制、育人方式、评价体系和服务保障系统变革,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着力塑造发展新优势,近年来取得积极成效。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召开前夕,《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探讨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
延伸大学的智慧边界
《瞭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学校治理体系引发哪些结构性挑战?
杨宗凯: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变革,是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高等教育进入一个需要全面创新的时代。
在办学模式方面,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经历了显著变革,亟需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共享、个性化,并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未来的大学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形围墙之内,而是通过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拓展其边界。
武汉理工大学打造知识和数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深度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共建校企微课程150余门,开发汇聚优质资源60万余条。同时,加快校地、校企、校校融合发展,实现与襄阳示范区、三亚科教园等异地研究院的互联互通和数字孪生,与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实现教师共享、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促进空间数据集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在管理体制方面,现行高校管理倾向于采用科层制,数字时代需要的是更为扁平化、精准化和灵活的管理方式。武汉理工大学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将学校内部140多个信息系统打通,构建了大数据中心和学校智能运行中心(IOC),并且融入数理分析模型。校长和院长无需经过逐级汇报,便能全面、直接地掌握每个学院、每个项目等的情况。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并通过数据驾驶舱以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实时预警。校长办公会已经实现“系统汇报、数据说话”的高效运作模式。
在保障机制方面,学校以更加智慧化的保障机制为依托,比如夯实学校数字基建,包括云网数端、智慧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加强教育教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校园数字文化建设,为师生提供全场景、移动化、智能化的学习工作保障。
规模化个性教育成为可能
《瞭望》:学校推进数字化转型聚焦哪些核心领域?
杨宗凯: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支撑教育改革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举措。武汉理工大学从“党建引领、数据驱动、协同共享、提质增效”切入,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现代化,塑造学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其中,数据驱动是关键。数字时代的大学治理要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基础是数据的整合与应用。在管理方面,学校提出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数字化的策略,充分利用教学科研、管理运行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汇聚106个关键指标形成综合校情“十大指数”建设“校长驾驶舱”,选取核心业务领域的关键指标项建设“处长驾驶舱”,梳理2700余个数据项建设“院长驾驶舱”,以数据赋能学校治理方式变革。从教学角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在规模化教学中实现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甚至能够实现一人一策,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课程表。
协同共享也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高校应运用数字化技术,打破校内各学院之间乃至学校与外部企业、其他高校之间的物理界限,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范围。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拓展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社交空间,有力促进教育教学变革。比如将225间教室建成常态化课堂直录播系统,开设数字化课程1300余门,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优质课程126门。与相关高校合力打造校内、校外“双空间”育人场域,与相关行业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定制班,推动新技术新应用战略合作,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育人格局,更好地开展交叉、开放式教育。
《瞭望》: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学校教学革新与师资培养机制转型?
杨宗凯:数字时代,高校育人方式、教育环境正经历显著变化。传统教育场景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二元互动,而今已演变为教师、学生与技术设备的三元互动。人工智能将在知识传授中扮演关键角色,教师在心灵启迪、能力培养、价值引导等育人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学生学习方式经历显著转变,从以往仅限于教室的传统课堂,发展到结合线上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例如,学校以建材建工、交通、汽车三大行业为基础,打造未来学术中心。通过虚拟技术远程接入“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这不仅让学生学习有形的书本知识,也让他们体验无形的实践智慧。
教学变得更加个性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我们能够深入分析学生的学术动态、兴趣点、心理状况等,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情况。通过深入剖析学生的学习状态、成绩表现和兴趣特长,制定个性化的学习和成长路径,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
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数字化转型为学校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提供精准支撑。学校推进人事“四定”改革,构建过程、结果、增值、综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破除“五唯”倾向。通过实施分类分层评价机制,依据教师专长和岗位特性制定差异化目标任务,形成“一人一策”个性化发展路径,实现人才评价从标准化向精准化转型,促进教师队伍多维发展。教师普遍反馈负担减轻了,更多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课堂得以涌现。
聚焦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任务,我们对影响学校发展的70个关键数字化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学科、学院、专业和课程等全方位的科学评价数字画像。通过构建干部、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图谱,致力于打造人才画像系统,重点推动从“数量画像”向“质量画像”的转变。
武汉理工大学是全国首家“全程线上不入校”审核评估试点高校,基于数智化治理体系的“无感式”评估模式为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形成了示范效应。
同时,学校有组织科研水平显著提升。如今,科研任务到来,我们无需再经历冗长的会议和任务分配流程。通过大数据分析,根据科研任务的领域、目标任务以及全校教师的“人才画像”,我们能精确匹配到合适的科研人员,并自动组建团队,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得益于此,近年来学校的学科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在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转化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有效推动了学校整体的发展。
妥善用好22亿条数据
《瞭望》:从学校的实践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宗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从老赛道向新赛道的转换,新赛道的“红绿灯”是什么,技术赋能的边界在哪里,需要进一步明确。
比如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数据驱动,而这些数据直接关联师生的信息。以武汉理工大学为例,每天22亿条数据在流动,需要学校和技术提供商共同承担起保护数据的重任,并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机制。
还有伦理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帮助其有效提升学习效率。但同时,AI帮写作业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带来一系列道德与诚信风险。对AI的过度依赖还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知识背后逻辑的深入分析,进而逐渐丧失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索的能力。这些挑战迫切要求学校及其他相关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标准和政策约束,以确保在发挥数字技术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遏制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瞭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学校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杨宗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分为转换、转型、智慧三个阶段,要实现从起步、应用和融合数字技术,到树立数字化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化能力和方法、构建智慧教育发展生态、形成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仍需在以下三方面实现突破。
首先,积极融入顶层设计。教育数字化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学校要融入系统化的转型中。其次,夯实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持续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系统、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最后,强化教师数字化水平和能力驱动。要用新标准和新路径来推进大学治理与变革,推动未来学校、未来课堂、未来教师和未来学习中心的创新发展,为培养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瞭望》2025年第19期 )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