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持续长达八年之久的叛乱，使得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曾经繁华富庶、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在战火的无情肆虐下，变得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大量农田荒废，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后，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

唐朝，这个曾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庞大帝国，在历经近三百年的风雨洗礼后，于公元 907 年轰然崩塌，就此拉开了五代十国这一混乱时代的大幕。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持续长达八年之久的叛乱，使得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曾经繁华富庶、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在战火的无情肆虐下，变得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大量农田荒废，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后，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地方藩镇势力趁机崛起，纷纷拥兵自重，形成了实际上的割据局面。这些藩镇节度使们手握重兵，掌控着地方的军政大权，对中央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横征暴敛，扩充军备，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时常爆发激烈的战争，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到了唐朝末年，政治愈发腐败黑暗，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此起彼伏，使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政治生态极度恶化。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大量的土地被豪门贵族和官僚地主所兼并，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不断增加赋税，使得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般纷纷爆发，其中以黄巢起义的规模最为庞大，影响最为深远。

黄巢起义军纵横南北，转战大半个中国，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虽然黄巢起义最终被唐朝政府联合藩镇势力镇压下去，但唐朝也因此元气大伤，名存实亡。此时的唐朝，已经如同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倒塌。

在唐朝灭亡后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的更迭，史称 “五代”。这些朝代大多存在时间短暂，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每个朝代的建立者都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与其他藩镇势力展开激烈的争斗。在这一过程中，百姓们饱受战争之苦，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在南方地区则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 “十国”。这些政权虽然相对独立，但彼此之间同样纷争不断，互相攻伐。它们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时常发动战争，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中原地区陷入如此混乱的局势时，北方草原上的契丹族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原地区的各方势力忙于相互争斗，根本无暇顾及北方草原的局势，这就为契丹族的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契丹族开始在北方草原上悄然积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拉开帷幕。

契丹族，作为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游牧民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公元 4 世纪以前 。众多研究表明，契丹起源于老哈河流域的宇文鲜卑部落，这片位于今河北省，流经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的流域，成为了契丹族最初的摇篮。

在早期，契丹族主要以游牧和渔猎为生，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北方的草原环境紧密相连，马匹和牛羊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在草原上生存和迁徙的依靠。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契丹人练就了精湛的骑射技艺，他们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于广袤的草原，追逐着水草丰美的地方，同时也通过渔猎获取食物和生活物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族逐渐发展壮大。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经历了从分散的部落到部落联盟的重要转变。在早期，契丹族分为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领地，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然而，面对外部的威胁和内部发展的需要，这些部落开始逐渐走向联合。据史书记载，在隋朝开皇年间，契丹族 “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这表明当时的契丹族为了应对外来势力的威胁，已经形成了最初的部落联盟。各部落之间通过共同商议军事行动、互相支援等方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从而提高了整个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到了唐朝初年，契丹族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使得契丹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贺氏联盟在唐朝的羁縻政策下，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贺氏联盟逐渐瓦解。此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继续在北方草原上发展壮大。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契丹族进一步加强了内部的整合和发展，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周边的民族和政权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从分散的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发展历程，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契丹族的内部凝聚力和实力，也为其后来的崛起和建立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契丹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成为了北方草原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契丹族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位伟大的领袖应运而生，他就是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出生于契丹迭剌部的一个显贵家族，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辽史》记载，他出生时屋内有神光异香环绕，三个月能走路，百日便能言语，还自称有神人护卫，虽这些描述可能带有神话色彩，但足以体现他在契丹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成年后的耶律阿保机身材魁梧，“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拥有卓越的骑射技能。他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智慧，在部落战争中屡立战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契丹部落中备受瞩目的人物。

当时的契丹，虽然形成了部落联盟，但各部落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断。这种内部的分裂和争斗严重阻碍了契丹族的发展，使得他们在面对外部势力时显得相对弱小。耶律阿保机深知，只有实现契丹各部的统一，才能让契丹族真正强大起来。于是，他毅然肩负起了统一契丹的重任，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统一之路。

在统一的过程中，耶律阿保机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他先是组建了自己的侍卫亲军，这支军队成为了他统一大业的核心力量。随后，他率领着这支精锐之师，对周边的部落展开了一系列的征伐。他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根据不同部落的特点和地形条件，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在面对一些弱小的部落时，他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迅速击败敌人，使其归附；而对于一些实力较强的部落，他则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法，逐步削弱敌人的势力。

在公元 901 年，耶律阿保机担任了迭剌部的夷离堇，负责掌管军事。这一职位的赋予，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积极对外扩张，先后攻打了室韦、于厥等部落，通过这些战争，他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军队，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也为契丹族拓展了领土和资源。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耶律阿保机的威望在契丹部落中也日益提高。然而，他的统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统一的进程中，他遇到了重重困难和挑战。契丹内部的一些保守势力，他们习惯了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对耶律阿保机的统一大业并不支持，甚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诸弟之乱”。从公元 911 年到 913 年，耶律阿保机的弟弟们为了争夺汗位，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叛乱给契丹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使得刚刚有起色的统一大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面对弟弟们的叛乱，耶律阿保机并没有退缩。他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行动，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平叛。在平叛的过程中，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魅力。他亲自率军出征，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多次艰苦的战役，他终于成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契丹内部的局势。这次平叛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耶律阿保机的地位，也为他进一步统一契丹各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内部的叛乱，耶律阿保机还面临着外部的威胁。当时的中原地区，虽然处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但一些强大的割据势力仍然对契丹虎视眈眈。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耶律阿保机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他一方面与中原的一些割据势力保持着联系，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避免与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另一方面，他积极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提高契丹军队的战斗力，随时准备应对外部的入侵。

在统一契丹各部的过程中，耶律阿保机还充分利用了中原地区的混乱局势。当时的中原，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许多汉族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往北方。耶律阿保机看到了这一机遇，他积极吸收这些汉族流民，为他们提供土地和生活保障，让他们在契丹境内安居乐业。这些汉族流民的到来，不仅为契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也为耶律阿保机的统一大业提供了人力和物力支持。

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后，耶律阿保机终于在公元 916 年，通过 “盐池宴会伏杀七部首领” 这一果断的行动，彻底扫清了统一契丹各部的最后障碍，实现了契丹各部的统一 。这一伟大的成就，结束了契丹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为契丹族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

公元 907 年，这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耶律阿保机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成功统一了契丹各部，成为了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称 “天皇帝”，国号 “契丹” ，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契丹族从此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契丹” 这个国号，蕴含着深刻的民族与文化意义。“契丹” 一词，在契丹语中意为 “镔铁”，象征着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就如同镔铁一般，契丹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无数的艰难险阻，却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品质，不断发展壮大。这个国号的确定，不仅是契丹族对自身力量的自信表达，更是他们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像镔铁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阿保机称汗建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事件，更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契丹民族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政治实体的国家，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转变，使得契丹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更加有序的发展，为契丹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方面，阿保机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他设立了南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既保留了契丹族的传统习俗和政治制度，又充分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政治文化，有效地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加强了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在北面官系统中，主要负责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事务，其官职多由契丹贵族担任，采用契丹族的传统官制和统治方式；而南面官系统则主要负责管理汉族事务，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设立了三省六部等机构，任用汉族官员进行治理。这种双轨制的政治制度，使得契丹国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民族的特点和需求，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经济方面，阿保机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他鼓励农业生产，引进汉族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使得契丹族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他也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加强了对畜牧业的管理和保护，使得契丹族的畜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繁荣。此外，阿保机还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与周边的民族和政权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他在国内设立了许多市场和贸易据点，鼓励人们进行商品交换，同时还开通了多条贸易通道，加强了与中原地区、西域以及北方其他民族的贸易联系。通过这些措施，契丹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文化方面，阿保机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命人创造了契丹文字，结束了契丹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契丹文字的创造，对于契丹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契丹族能够更加准确地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此外，阿保机还积极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鼓励契丹人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和礼仪制度，推动了契丹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他在国内设立了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契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阿保机的建国称汗，还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相互争斗，无暇顾及北方。而契丹国的崛起，使得北方草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原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契丹国也与周边的其他民族和政权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的传播。它与中原的一些割据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贸易、联姻等方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它也与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如女真、室韦等，进行了频繁的交往，既有和平的交流，也有激烈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契丹国不断吸收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 —— 定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这一决策并非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从地理位置上看，上京位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水草丰美，既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也适合畜牧业的繁荣，为都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同时，上京处于契丹族的核心聚居区域，周围群山环绕，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易守难攻，在军事防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保障都城的安全。正如《辽史・地理志》中所记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 生动地描绘了上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战略意义上而言，定都上京有助于耶律阿保机加强对契丹各部的控制。契丹族在统一之前，各部落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管理难度较大。将都城定在上京，可以使中央政权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契丹地区，便于对各部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进一步巩固契丹族的统一。同时，上京位于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定都上京，有利于契丹国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周边民族和政权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拓展自身的影响力。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契丹国可以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交流，加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推动经济的繁荣。

在经济基础方面，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是契丹族的传统游牧区域，畜牧业十分发达。这里拥有广袤的草原，为牲畜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契丹人在此饲养着大量的马匹、牛羊等牲畜，畜牧业成为了契丹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此外，随着与中原地区交流的日益频繁，汉族的先进农业技术逐渐传入契丹地区，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大量的汉族流民来到这里，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工具和种植技术，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成为契丹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为上京的建设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使得上京能够容纳大量的人口，成为契丹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上京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耶律阿保机的政治理念和统治策略。他采用了 “因俗而治” 的政策，将上京分为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皇城主要供契丹贵族居住，保留了契丹族的传统习俗和建筑风格，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和传承；而汉城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聚居地，仿照中原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风格进行建设，采用汉族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传统，以适应不同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这种 “一国两制” 的城市规划，既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又维护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有效地巩固了契丹国的统治。

在上京的建设过程中，耶律阿保机还大力引进汉族的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他征召了大量的汉族工匠和艺术家，参与上京的宫殿、寺庙、城墙等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这些汉族工匠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工艺，使得上京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契丹族和汉族的特色，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宫殿建筑宏伟壮观，采用了中原传统的建筑布局和装饰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契丹族的文化元素，如在宫殿的装饰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族传统图案和符号，展现了契丹族的独特魅力；寺庙建筑则体现了佛教文化在契丹国的传播和发展，众多的寺庙建筑风格各异，既有中原佛教寺庙的庄严大气，又融入了契丹族的审美观念，成为了佛教文化与契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象征。

定都上京对契丹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它为契丹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使得国家的行政管理更加高效有序。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上京，迅速传达政令，调配资源，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管理，从而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上京作为政治中心，集中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他们在这里制定政策、处理政务，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上京的繁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随着上京的建设和发展，大量的人口涌入，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城内设有各种市场和店铺，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在此交易，商品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农产品、畜产品、手工艺品等各个领域。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上京的手工业者们生产出了大量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瓷、丝绸、金银器等，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通过贸易渠道远销到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上京作为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文人、艺术家等汇聚于此。他们在这里交流学术、创作作品，使得契丹族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承。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在上京相互交融，碰撞出了绚丽的火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京的建立，也为契丹国的对外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作为都城，上京接待了来自中原地区、西域以及北方其他民族和政权的使者和商人。通过与这些外部势力的交往，契丹国不仅拓展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还吸收了其他民族和政权的先进文化和技术，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契丹国学习了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文化体系；在与西域和北方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契丹国则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使得辽文化更加多元化。

耶律阿保机建国后，深知要让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经验，结合契丹族自身的特点，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建设，为契丹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制度方面，阿保机创造性地设立了南北面官制。北面官主要负责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事务，采用契丹族传统的官制和统治方式，以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和生产特点；南面官则仿照唐朝的制度，负责管理汉族和其他农耕民族的事务，任用汉族官员，推行汉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这种 “因俗而治” 的政治制度，充分考虑了不同民族的差异，既尊重了契丹族的传统习俗，又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据《辽史・百官志》记载：“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南北面官制的设立，使得契丹国能够在一个政权下，实现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有效治理，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军事制度上，阿保机建立了斡鲁朵宫帐军制度。他将 20 万精锐骑兵收归直隶，组成了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作为维护国家统治和对外征战的核心力量。同时，他还设立了头下军州制度，将战争中俘虏的汉人工匠编入生产体系，在草原上建立起冶铁、纺织等作坊，不仅促进了契丹族手工业的发展，也为军事装备的生产提供了支持。这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大大提高了契丹军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使得契丹国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不断拓展领土。

文字的创制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阿保机深知这一点，于是在建国后，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不古等人仿照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契丹大字保留了汉字的方块字形，但在笔画和结构上进行了简化和创新，共有 3000 多个字形。后来，耶律迭剌又对契丹大字进行改造，创制出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采用拼音文字的形式，更加简洁方便，适合日常书写和交流。契丹文字的诞生，结束了契丹族刻木记事的历史，使得契丹族的文化能够得以记录和传承，也为契丹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工具。契丹文字不仅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等，还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史学著作和医学书籍等，促进了契丹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推动了契丹文化的繁荣发展。

阿保机还大力推行法律制度的建设。他参考中原王朝的法律，结合契丹族的传统习俗，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涵盖了刑事、民事、经济等多个领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些法律的实施，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了契丹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阿保机在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契丹国经济的繁荣。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吸引了大量汉族流民来到契丹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生产工具。在这些汉族流民的帮助下，契丹族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开垦了大量农田，种植了小麦、高粱、水稻等农作物，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阿保机也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加强了对畜牧业的管理和保护，使得契丹族的畜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繁荣。他还大力发展商业贸易，与周边的民族和政权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他在国内设立了许多市场和贸易据点，鼓励人们进行商品交换，同时还开通了多条贸易通道，加强了与中原地区、西域以及北方其他民族的贸易联系。通过这些措施，契丹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907 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建国，国号 “契丹”，定都上京，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不仅是契丹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契丹国的建立，改变了北方草原的政治格局。在这之前，北方草原上部落林立，各自为政，局势动荡不安。契丹国的崛起，使得北方草原实现了相对的统一和稳定，为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契丹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拓展领土，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蒙古高原，南至中原地区的边境，成为了当时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对周边的民族和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契丹国与中原地区的互动，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契丹国则利用中原地区的混乱局势，积极参与到中原的政治斗争中。它与中原的各个割据政权之间既有战争，也有和平交往。在战争中，契丹国不断掠夺中原地区的财富和人口，给中原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在和平交往中，契丹国则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种互动，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得以传播到北方草原地区，同时也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

到了北宋时期，契丹国与北宋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双方在边境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谈判，最终签订了 “澶渊之盟”。这一盟约的签订，使得宋辽之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宋辽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立了榷场，进行商品交换。同时，双方还互派使者，进行文化交流，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澶渊之盟” 的签订，不仅对宋辽双方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文化方面，契丹国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契丹文化。契丹文字的创制，为契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契丹文字不仅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等，还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史学著作和医学书籍等，促进了契丹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推动了契丹文化的繁荣发展。契丹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契丹文学作品中，既有反映游牧生活的诗歌，也有描写战争和爱情的小说；契丹艺术作品中，既有精美的绘画和雕塑，也有独特的建筑和工艺。契丹的音乐和舞蹈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充满了草原的气息。

契丹国还积极吸收和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它与汉族、渤海族、回鹘族等民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吸收了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同时，契丹国的文化也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中，契丹族吸收了汉族的儒家思想、礼仪制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汉族地区，对汉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与渤海族的文化交流中，契丹族吸收了渤海族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在与回鹘族的文化交流中，契丹族吸收了回鹘族的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907 年契丹建国定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开启了辽代的辉煌序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铭记，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好地推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