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录片《船山先生》以血肉丰满的笔触和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将这位明末思想家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镜头掠过衡阳湘西草堂斑驳的檐角，船山不再是史册中符号化的“大儒”，而是一个在战火流离中飘零半生，于孑然一身间踉跄前行，枯坐石船山而辨古通今的孤影。他会在科举落第后与
纪录片《船山先生》以血肉丰满的笔触和独具匠心的镜头语言，将这位明末思想家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当镜头掠过衡阳湘西草堂斑驳的檐角，船山不再是史册中符号化的“大儒”，而是一个在战火流离中飘零半生，于孑然一身间踉跄前行，枯坐石船山而辨古通今的孤影。他会在科举落第后与结社友人宴饮欢歌以平心中郁气，也会因长兄亡故、幼女夭折伏案恸哭；他既能在南岳举兵时挥剑斩断清廷招降书简，又能在流亡山野时与瑶民共饮浊酒。正如船山自己所描绘的“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此，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这种在命运的悲恸与不屈中描摹而出的，作为活泼泼的“人”而非“圣贤”的船山，似乎成为可以感知的存在。
《船山先生》以船山的一生变迁为线索，在揭开历史长河的波涛汹涌和时代动荡的颠沛流离的宏观视角中，细述促成其思想转变的前因后果，展现出其跌宕起伏的思想脉络。镜头以诗性语言勾勒其人生蜕变轨迹，从岳麓书院纵论古今、挥斥方遒的意气书生，到国破之际“刺面腕足”、衡阳兵败的悲怆遗民，船山始终与破碎的山河同频共振。当平静生活被地动山摇的动荡时势冲破，他的个人命运亦急转直下，开启了不得不与苦难作伴的沉重一生。
船山之经世之梦
船山少年时在其父王朝聘、其兄王介之的教育下，意识到唯有孔子之学方是人安身立命、安道成性之正学。因此，他坚守“以儒立身”，将尊德性、守大义、重节操的儒者信仰贯彻一生、矢志不渝。船山继承了父兄对《春秋》的研究心得，将“经世致用”之思寓于《春秋》之解读中，旨在通过对微言大义的诠释，以历史鉴往知来，为后世提供借鉴，并以此著述了《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等书目。
当李自成的铁骑踏碎衡阳春色，面对国破家亡与生离死别，船山从《周易》中提炼出经世实学之精魂，孕育出“天下唯器”的思想。他朦胧地意识到，他一生所寄之梦并不仅仅在求学问道，更重要的是在建功立业，“圣贤之书唯有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方能安邦救国”。或许，船山在堵胤锡眼中不过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是他依然选择放下手中的笔，转而握紧手中那把剑，义无反顾地开启了他济世救民的政治军事实践。他试图兼济文武而于南岳起兵，妄想安邦救国而入仕南明，但衡山举兵的刀光剑影恍惚一夜之间便支离破碎，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也很快被党争的漩涡消磨殆尽，严酷的现实将船山逼入山野一角，他的政治军事斗争还未成形便已胎死腹中。
政治实践中的郁郁不得志，以及明朝的覆灭，促使船山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致力于王朝的延续转向对华夏文明的赓续。南明残阳已沉坠于衡岳之麓，明朝的星火已经熄灭，船山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他的抗争仍在继续。这位避居湘南草堂的遗民，将破碎的经世之志熔铸为思想淬炼的基石，对山河板荡的救赎从现实领域转向精神原野，以思想之驰骋、笔耕之不辍反思历史，再续斯文道统，重构故国春天。
船山之历史沉思
“拨雪寻春，烧灯续昼”，摇曳不灭的烛光映照出带着剑锋的思想，成为他唯一的，也是最锐利的武器。他从史学研究开始，逐渐深入经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船山直面南明政治的泥沼，睹视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他通过对其参政实践的反思，意识到一国党争之弊，进而提出“天下不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不能兼顾所有人，政治风气比制度更为重要”的主张，强调破除党争是维护良好风气的关键；同时，船山还在审视王朝兴废的基础上，认为统治阶级的“民岩”论有失偏颇。他申明“民本非岩，上使之岩”，强调统治者与民之间并非对立的，“民岩”并非民众自主形成而是由统治者推动形成的。
因此，他认为欲要击破“民岩”，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继而，船山在民本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君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提出“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业，而是华夏生民的公天下，君主合法性的第一要义是保华夏之类，在此前提下，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以此，他在华夏之辨中进一步论述了华夏生民如何可保的问题。船山在其政治著作《黄书》中，将民本思想与夷夏之辨结合，坚决拒斥夷狄统治，并撰《永历实录》为抗清志士立传，阐扬《春秋》中夷夏之辨的民族大义。他指出天下道义有忠于君主的一人之正义、天下共奉的一时大义与贯穿华夏的古今通义，唯有古今通义高于一切—即华夏民族之大义。此说成为有别于儒家传统的前所未有的激进提法，在二百年后成为清末革命派反清排满的重要理论依凭。
船山之六经赓续
然何处寻古今之通义？则需在华夏道统中寻。
“历史向前而山川如故，道统接续则华夏未亡”。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重拾被冷落的经学，在对佛老以及宋明理学的扬弃中，不遗余力地尝试用“实有”之诚思撕碎笼罩在世间的虚妄之言，将儒家道统锻造成刺向专制痼疾的思想利刃，以经学为纲领、子学和史学为辅翼来存续道统，希冀开创华夏新气象。他以“推天道而明人事”之《易》为其学术根底，通过对古老“道器观”的辩证诠释，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的思想，力图将世人的目光由空疏的性命之学拉回到现实世界，并由此在《宋论》《读通鉴论》中表达出“理势合一”与“今胜于古”的历史观。而在面向未来的历史观下，船山的人性论亦体现出了活泼泼地人性特色。
他以“日新观”为观照，由“生生之谓易”推演出天地之化日新，人性亦日生日成，将人心安顿于“为学”处，尝试以儒家学人之力挽华夏于劫运。船山在著述《张子正蒙注》中，借由对张载《正蒙》的批注，旗帜鲜明表达了自己经学研究的学术立场，渊源濂溪，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认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没有人欲则天理无从发现。这一创见极具颠覆性，但无奈在空山中沉寂百余年后，才听到历史的回响。
船山于湘西草堂隐居十七年，最终病逝，其生前亲拟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志，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遗臣、孤愤、正学成为他一生的总结。这种自我定位不仅勾连起易代之际士人的命运困局，更将个体生命升华为文明传承的象征载体。与同时代的方以智等人不同，即使云暗天低，压得人喘不动气，他也始终坚守着儒家思想之道统与华夏文明之正统，没有摘下儒冠。他将一生所学，以个人独有的方式阐发，在漫漫历史中，“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能构建如此庞大的精神世界者，又有几人？
回首草堂，我们似乎看见一个踽踽独行的老者，脚踏木屐，上执青伞，脚不踩清地，头不临清天，足以明“赤诚之心付大明，欲奉残生以抗清”之志。自画像中“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的诗句更是与“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崇高乃至献祭的精神遥相呼应，将肉体存活转化为文化生命存续的证词——遗民身份不在血统而在道统，不在肉身而在心史。
江山代有“似君”人
纪录片以恢弘的史笔，勾勒出船山学说从草堂孤灯到道统圣火的嬗变轨迹。生命不止，著述不休，船山以笔作剑，终于用文字打败岁月，以思想的锋芒刺破时代的蒙昧，船山将思想传承给了正在孕育新生的中国，却将自己的精神永远埋在了回不去的故国，他的一生已经落幕，但由他所开启的一个时代却刚刚开始。船山一生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将“经世致用”思想化作欲执剑而不能，终以笔为剑的史诗，起兵抗清时，他试图挥剑劈开时代的混沌，却在溃败后发现，真正的剑锋便藏于笔墨之中。当镜头将战场火星与书斋烛光叠印，晦暗的面庞中透露出这位“以笔为剑”的哲人最深层的悲剧，在避隐遁世的躯壳之下，却跃动着一颗比任何入世者更炽热的济世救民之心。
当世界大潮以倾覆之势向古老中国凶猛袭来之时，这一精神成为改革者的思想旗帜，在时代浪潮的奔腾之中冲破了理学与心学的樊笼。当曾国藩在湘军大营重刻《船山遗书》，镜头特写其指尖摩挲书页的震颤，仿佛触摸到“经世致用”思想渗入近代中国的血脉；郭嵩焘亦把船山先生的思想当作探寻拯救清政府途径的基础；谭嗣同独对《周易内传》，镣铐与书卷碰撞的脆响，化作“冲决罗网”的启蒙惊雷。
此中最为精妙处，在于船山伏案书写“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的绝句时，这一沉重的历史发问，与毛泽东于船山学社听课的影像交织，两代湖湘赤子隔空相望，完成了对“道统”最激越的重新定义。所谓圣贤，从不是高居庙堂的泥塑木雕，而是以思想重塑精神野火，为时代发出启蒙先声的先驱者。没有任何一位圣贤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提出亘古不变的金枝玉律，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圣人肩负起儒学道统，以民胞物与的情怀兼济天下。
镜头艺术的诗性表达
在艺术表现上，纪录片宛如一曲古典与现代的交响诗，镜头上远近变化、光影交织的场面构建对船山形象作出了更灵活、具象的表现，音乐的相和使对船山心态转变的刻画更为突显，使历史的形象跃然纸上，并更能使人共情，切身体会船山思想的精深、独特。舞台化的光影设计中，船山精神世界的内在撕裂与对抗被抽象为红与白两色的纠缠碰撞，每一次剑锋交错都迸溅出思想的火花；当他在麋鹿洞吟诵《庄子通》，镜头以光影的交织，通过船山挥动双臂的影子寓意其化蝶般的豁然通达，个体孤寂的喧嚣瞬间被空灵与超脱的精神世界淹没。
而音乐的运用更显匠心独运：古琴时而幽咽、时而婉转、时而明亮，恰是对船山一生中现实苦难与思想铿锵交织的最好注脚；当船山临终写下“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背景音中渐强的风雨声与心跳声共振，最终融入湘江永不止息的涛声，这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章，更是文明火种穿越时空的序曲。
总的来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船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融合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理念的卓越的思想家。对中华文化，有着亘古未见的创新性见解。同时，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船山先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湖湘子弟，将经世致用的种子，播洒进每个人的心间。当他们相继从湖南出发，带着民族和文化复兴的梦想走向更广阔的中国，一个个崭新的时代也随之而来。
当最后一帧画面定格后，荧幕前的观众终将明白：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在还原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在追问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面对现实世界的崩裂时，是否还有勇气做那常明的火烛？答案或许就藏在片中的某个细节里：那个伏案疾书的身影，从来不是为了被铭记，而是为了证明思想的光芒足以刺穿任何时代的迷雾。孔夫子曾有言：“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认识到了自己的天命，因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仅愿为天之木铎，为道之不行的乱世敲响警钟。而船山作为一个孑孓的遗民，又以他非凡的傲骨，接过了孔子手中的木铎，在冷清孤寂的覆船山为漆黑的时代敲响了振聋发聩的序音。
可以说，《船山先生》最终完成的，是对中国文化精神基因的一次深情凝视。当镜头穿梭于湘西草堂摇曳四十载的孤灯与石船山旁萧瑟的野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船山“抱刘越石之孤志”的悲壮，更是探寻到中华文明在断裂与重生中永恒跳动的脉搏。那些曾在历史暗夜里孤独燃烧的思想，那些用血泪书写的“日新”箴言，终将在新的千年晨曦中，生长为参天巨木。正如船山墓前不熄的香火，真正的道统从不是在庙堂的祭文里，而是在每个面向时代的纷乱与洪流，敢于“别开生面”的勇者心中。（姜含琪 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学部教师）
来源：传媒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