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激流者》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让抗战研究者惊喜赞叹，同时也令历史学者汗颜。赖恩典，这位1982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独立摄影师，没有上过大学，却以一己之力，坚持15年，完成了任何学术机构、民间团队都未能实现的壮举。

不为权贵唱赞歌，只为苍生录人话

——为赖恩典抗战口述史《激流者》序，兼论口述历史的八个特性。

常成·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激流者》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让抗战研究者惊喜赞叹，同时也令历史学者汗颜。赖恩典，这位1982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独立摄影师，没有上过大学，却以一己之力，坚持15年，完成了任何学术机构、民间团队都未能实现的壮举。

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远赴美国、新加坡，访问了170位抗战老兵、亲历者，包括两名女兵和一名“慰安妇”幸存者，录制了740个小时的专业级口述影像。在各地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协助下，他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口述记录。

自2013年以来，他在微信公众号“一起抗战口述历史”上已经发布25位受访人，共约50万字的口述访问记录。

2022年，赖恩典与壹嘉出版社合作，在美国出版《逆流者：抗日杀奸团成员口述历史实录》，详尽记录七位在平津沦陷区参与地下组织“抗日杀奸团”的男女中学生的完整人生。

2025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他继而推出《激流者：陆海空抗战老兵口述》，记录五位抗战老兵激流勇进的人生。这五位老兵都是陆海空、伞兵及军事情报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丰富多元、往往高度机密的经历是现有抗战口述少有触及的内容，是极具价值的珍稀史料。

梁家佑（1922-2014）是西南联大从军八百学子之一，1944年2月加入孙立人部任翻译，参与缅北反攻，后随炮兵连配属英军，收复缅甸中部。

新加坡华侨黄锡骥（1926-2023）在珍珠港事变前夕，年仅15岁便回国投身抗战，入学贵州桐梓海军学校; 1948年在香港添马舰接受英国海军训练，学习电罗经等航海技术; 1949年“重庆号事件”中，他将该巡洋舰从上海吴淞口领航至渤海“解放区”。

杨勤槐（1927-2020）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陆军突击总队”（代号鸿翔部队）第一队成员，抗战胜利前夕伞降广东开平，奇袭日军。

陈炳靖（1918-2022）是嵌入美国第14航空队（其前身为“飞虎队”）第23大队的中国籍战斗机飞行员，1943年10月护航美军轰炸机空袭越南海防港，被日机击伤后跳伞，野外逃生数日，最终被俘，被日军囚于上海江湾美军战俘营、南京老虎桥监狱近两年，历尽折磨。

五位受访人中唯一健在者李健平生于1927年，1944年被美军第14航空队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招募进无线电训练班，1945年8月初却因同事逃跑而被美军囚禁; 内战中，他在滇军第60军人事课任课员，经历惨烈的长春围城、“起义”及漫长的思想改造。

《激流者》涵盖五位受访人的完整人生，从家庭背景、成长教育到战争及战后经历，直到老年，内容巨细靡遗、丰富生动。因此，这本口述史不只是抗战史，更是五位老兵的生命史，亦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中国军事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中美关系史。

赖恩典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但他投身口述历史后边做边学，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忠实性、完整性、公开性完全符合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最严格定义，令人惊叹。

读者或许难以相信，这样一本抗战口述历史，竟出自一个非学术界年轻人之手。在三年前出版的《逆流者》中，赖恩典就已展现出高度的求真精神和学术自觉。该书将32万余字的口述记录与原始档案及其他文献交叉比对，并注明资料来源。

相较于主题集中的《逆流者》，《激流者》视野宏大，涵盖国军陆海空三军以及美军第14航空队和战略情报局等秘密作战单位的跨国历史，其考证难度、强度也高很多。

《激流者》把五位受访人共计70小时的采访，共听打录入71万余字的逐字稿，再整理编辑成近40万字的口述史，并尽可能地多重考证口述中纵贯百年、包罗万象的内容。

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激流者》，附有463条注释、135条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室的原始档案、251张史料图片和受访人访问现场照片、访问手记、以及精心制作的地图与索引（地图与索引在大多数学术著作中都付之阙如），其学术严谨程度远超任何现有的抗战口述史。

在中国大陆，尽管诸多学术机构或民间团队拥有庞大的经费和资源，据称也访问了更大数量的抗战老兵，但他们鲜有公开出版或公布相对完整的口述历史，供公众检视、参考。一些号称抗战口述历史的出版品并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而且往往仅聚焦抗战，忽略受访人的战前、战后经历。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在首任所长郭廷以的推动下，在1950年代末开始口述历史计划，迄今已出版111册本口述历史访问记录，以及17期《口述历史》期刊。受访人从最初的民国军政要员，扩展至不同领域、阶层的人物，包括妇女，但几乎没有基层抗战老兵。

在香港，中学老师袁梅芳带领学生访问远征军、驻印军老兵，出版了两卷本的远征军口述历史及访谈录，比较详尽地记录了28位老兵的战争及战后经历。❶

我是学院内的历史研究者，虽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但美国主流学术界并不提供口述历史课程。我和赖恩典一样，都是边做边学的实践者。

2014年1月， 常成在台北木柵访问“四川饭馆”老板、原抗战驻印军炮兵、陆军突击总队伞兵、志愿军战俘杨树芝（1922–2022）。

我从2007年开始访问志愿军战俘，迄今已经在海峡两岸、美国、南美访问101名战俘、两名翻译及一名美军看守，其中11人曾参与抗战;此外，我还访问过十名中美双方的长津湖战役老兵，8位抗战译员以及11位其他抗战老兵; 录入的逐字稿已经超过150万字。

虽然我和赖恩典在2023年前素未谋面，但我们的理念不谋而合：与新闻记者那种直奔主题、直接要答案的采访方式不同，我们试图完整地记录受访人的生命史。但不论他的专业精神还是成果都令我自愧不如。

六万多字、两千多个问题的口述访问提纲，硬生生把祝宗梁老先生问烦。

赖恩典的采访提纲通常长达数万字，最长甚至超过十万字，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我迄今只在《口述历史》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志愿军战俘张一夫的口述记录，而赖恩典已经出版《逆流者》与《激流者》两本口述历史集，并在其公众号公布了25位受访人的访问记录，其中鸿翔部队译员徐希民和伞兵杨勤槐的口述记录与我的受访人杨树芝的口述高度互证。

2023年4月25日，赖恩典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演讲现场。

2023年，我终于有机会结识赖恩典，并邀请他来香港科技大学演讲。2024年1月，我们一起去美国加州访问抗战、韩战老兵，我也向他学习如何改进摄影、布光和收音。

过去十几年里，赖恩典到各地拍摄口述，总是呼吁当地志愿者拿起摄像机，他承诺提供技术培训指导，但应者寥寥。而我从2008年开始用佳能5D Mark II相机记录口述访问，学技术完全靠看YouTube自学，15年后终于找到老师，成为赖恩典唯一的学生。

2024年夏，赖恩典告诉我《激流者》写作计划，并邀我作序。对我而言，作序就等于为其学术价值背书，就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来考证口述内容。

与新闻记者、一般学者的“拿来主义”不同——他们只是摘用口述访问的部分内容，甚至只言片语——口述历史对真实性、忠实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使得考证工作极其庞杂而艰巨。

我搁置自己的写作计划，投入相当时间来考证口述中提到的成百上千个重要的信息点。

我通过反复阅读逐字稿和经整理的口述记录，查阅各种相关文献，并仔细爬梳多年来我从台湾、美国搜集的原始档案，对这些信息点的可信度做出判断，建议赖恩典在注释中列出参考文献，加以分析。对存疑处，说明疑虑; 对被证伪的内容，说明受访人可能误记。

我一直景仰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为了从学理上说明他的独特贡献，我仔细阅读了游鉴明、罗久蓉、张力、丁东、邢小群、黎煜、陈墨等专家对口述历史理论与实际操作的论述。❷结合自己的实践，我反复思考：什么是口述历史？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普通历史学者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口述采访有何不同？

我最后归纳出口述历史的八个特性：真实性、忠实性、完整性、公共性、不可复制性、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第一人称视角的鲜活性、平民性。赖恩典的口述历史工作高度体现了这几个特性。

什么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有悠久的传统。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时就倚重战争亲历者口述，而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1924年4月17日--2013年2月19日）

现代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有其严格的定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采用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其广受欢迎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的定义：口述历史访谈通常由准备充分的主访人（interviewer）向受访人（interviewee）提问，以录音或录像形式记录访问对话（interview），以收集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与个人评论。

访谈录音、录像经抄录转为逐字稿（transcript）、制作摘要及索引，储存于图书馆或档案馆，供公众研究之用（general research），或经摘录后用于出版、纪录片、展览、戏剧演绎或其他形式的公众展示。录音、录像、访问记录、目录、照片及相关文献资料通常也会上传至网站供人查阅。❸

由此可见，口述访问不等于口述历史。访问仅仅是口述历史的第一步。口述历史并不是简单地记录受访人的叙述，而是主访人与受访人共同完成的对历史的追忆与探寻。

唐德刚先生（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陈辉明摄影

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先驱唐德刚（1920-2009）认为：“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❹

他感叹，除了访问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与访问过程的不易，访后的录音“‘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唐德刚的第一个受访人胡适“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❺

访谈结束后，主访人必须将录音、录像和笔记转为逐字稿。即使是有经验的主访人或对该段历史有相当了解的录入者，仍需要六小时将一小时的录音转为文字。

如果遇到难懂的口音、方言或外语，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然后，主访人在不改变受访人原意的原则下，再将逐字稿整理编辑成条理通顺、具可读性的访问记录。

整理过程中，主访人还必须对受访人口述中涉及的人（who）、时（when）、地（where）、物、事（what）加以必要的考证。在理想的状况下，主访人还应该回访受访人，并请其确认口述记录。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后，口述访问才转化成为口述史料，最终存入档案馆或图书馆，或以出版及其他方式公开，成为公共历史资源。

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于1928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文指出现代历史学的根本在于“史料”，而非传统的“著史”：“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他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因此，现代的历史学者不是书斋中捧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文人，他们必须“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他提出一个在当时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❻

傅斯年先生（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其实在此前一年，傅斯年欧游七年后甫返国，就已经提出：“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调查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❼在傅斯年眼中，理想的历史学者是走入田野、深入民间的实践者。

近百年后的今天，傅斯年关于打破偶像、屏除成见、深入民间、到民众中去寻找材料的呐喊依然振聋发聩。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践行“用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我们就没有理由独尊某一类史料，而偏废其他史料。

研究现代史，我们如何能够片面依赖书面史料，却忽略亲历者的声音？又如何能够口口声声说要研究“底层”的历史，“给无声者声音”，却只是依赖官方文献或精英书写，而无视每天都在逝去的活生生的历史亲历者？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与文字史料并行的研究方法，正是傅斯年史料学精神的现代实践。口述历史绝非可有可无的补充材料，而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今时今日，没有历史学者会质疑档案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对口述历史，却仍有诸多质疑。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探讨口述历史最受争议的第一个特性—真实性问题，然后分析其他七个特性，以此说明口述历史为何重要，而且必要。

未完待续。

❶ 袁梅芳、吕牧昀编著，《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香港：红出版（青森文化），2015）; 袁梅芳编著，《中国远征军II：老战士访谈录》（香港：红出版（青森文化），2017）。

❷ 罗久蓉、游鉴明、瞿海源访问，《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黎煜，“对话过去、当下、现在：口述与历史撰写”，《当代电影》2012年第3 期，第69-75页;

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2011年第3期，第96-103页。

❸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 8.常成译。为了突出访问人的能动性与重要性，笔者借鉴游鉴明的译法，将interviewer译为“主访人”。

❹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 ，《传记文学》第45 卷第4 期，1984 年，第12页。

❺ 唐德刚，“历史是怎样口述的”，《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第205页。

❻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253、262、264页。

❼ 傅斯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原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1927年11月，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2-13页。

来源：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