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农村，人们的思想还带着文革的影子，但眼神里已经有了新的希望。

公社道口的选择

＂阻止他们！＂我扑向黄石村的青壮年，一阵剧痛袭来，低头看见血水从左腿涌出。

我叫周建国，1980年农校毕业，被分配到清河公社当会计。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农村，人们的思想还带着文革的影子，但眼神里已经有了新的希望。

母亲是个小学老师，每天骑着二八大杠，风里来雨里去。她把我考上农校的喜报贴在门上，逢人便夸：＂我儿子穿上干部服了！＂

父亲却不这么想。他是老一辈的农业技术员，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过得苦，也看得透。

＂建国啊，好好干，别学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父亲抽着自己卷的旱烟，眼神里透着坚毅。

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清河公社位于两个大村的交界处，是个不起眼的小公社。一条泥泞的土路从公社门前经过，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扬。

初到公社，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平房里。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旧书桌，一盏煤油灯，窗户纸糊了又破，破了又糊。

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红色的计算器和厚厚的账本，墙上贴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那是老书记李根生的字。

李根生是公社里的老人了，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田地里的沟壑。

＂小周啊，公社账目要算明白，一分一厘都关系到社员的口粮。＂他常这么对我说。

每到周末，我骑着二八大杠回家，车把上挂着公社发的公文包。路过黄石村的杨家炒米店，我常买一袋焦香的爆米花，那股香味能让人想起童年时代的单纯快乐。

公社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乐趣。晚上收听＂广播电台＂里的评书和戏曲，有时跟同事们凑在一起看黑白电视上的《新闻联播》，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渐渐熟悉了这份工作。白天在各生产队跑来跑去，晚上在煤油灯下记账、核算。有时要坐在大队部的小广播室里，用铜质话筒向社员们播报最新的生产任务和政策指示。

那个星期六，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我刚骑到黄石村口，就看见不对劲——黄石村和石岭村的人扛着农具对峙在田埂上，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出啥事了？＂我停下车，问路边的老王。

＂还不是那条水渠的事！石岭村修水渠占了咱黄石村的地，谁也不让谁，眼看就要动手了。＂老王满脸愁容。

原来，两村多年来因为水源问题一直有矛盾。今年春旱，石岭村趁机引水，把渠道挖到了黄石村的地界上。

＂你们这是干啥？都是社员，何必动刀动棍！＂我把车一扔就冲过去，站在两拨人的中间。

＂小周会计，你别管闲事！＂黄石村的老张头举着锄头喊，＂这是我们的事！＂

石岭村的胡长海也嚷嚷：＂没你的事，一边去！＂

我没退，站在中间喊：＂有话好好说，伤了和气怎么办？咱们都是兄弟村，一个公社的社员啊！＂

场面更加混乱，谁都不肯退让。我看见石岭村的几个后生举起了镰刀，黄石村这边的年轻人也握紧了锄头。

＂都放下家伙！＂我大声喊道，＂公社会给你们解决用水问题，大不了重新规划水渠！＂

一声怒吼后，我只记得腿上一凉，就倒在了血泊中。耳边是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天旋地转中，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墙上的日历显示已经过了三天。

白炽灯惨白的光线照在泛黄的墙壁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难闻。

＂醒了？＂队长老钱坐在床边，脸色铁青，＂小周，你命大！伤了筋骨，怕是要留下残疾。＂

我试着动了动左腿，一阵刺痛传来，大腿上厚厚的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

＂是谁干的？＂我问。

＂谁知道呢，乱作一团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的镰刀划的。＂老钱叹了口气，＂现在两村的人都后悔了，天天派人来医院看你。＂

母亲日夜守在床边，哭得眼睛肿如桃子：＂儿啊，你图啥？那是村里的事，你一个公社干部掺和啥？＂

父亲则沉默不语，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双常年劳作的手上满是老茧，温暖而坚实。

＂我看不得乡亲们自相残杀。＂我苦笑着说。

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我的左腿总算保住了，但膝盖以下神经受损，永远不能完全伸直，走路要拄拐杖，落下了残疾。

＂小周，县里有意调你去县城工作，环境好，也方便你的腿伤。＂李书记来医院看我，带来了这个消息。

县城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意味着更好的待遇、更高的地位和更广阔的前途。母亲听了，眼睛都亮了：＂好啊，好啊！县城比公社强多了，建国这孩子也算因祸得福了！＂

可我犹豫了。

出院那天，春天已经到了尾声。坐在大队的拖拉机上，颠簸着回公社的路上，我看见田间的麦子已经拔节，绿油油的一片生机。

黄石村和石岭村的人都来送我，眼神里满是歉意和敬意。老张头塞给我一袋柴鸡蛋，胡长海递过来一包自家做的豆腐干。他们都不善言辞，却用这种方式表达着感激。

＂你小子挡了那一下，要不然真得出人命。＂老张头粗声粗气地说，眼圈却红了。

回到公社，我拄着拐杖，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走着，适应着新的生活。窗户上的玻璃已经换新了，桌子上的账本整整齐齐地摆着，好像在等我回来。

李根生来看我，递过一包＂大前门＂：＂建国啊，你有你爹的倔脾气。＂

我一愣：＂您认识我父亲？＂

老书记眼里泛起湿意，坐在我的床边，点燃了一支烟：＂那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我在石岭村做生产队长，家里有个刚满周岁的儿子，饿得皮包骨头，眼看就不行了。你爹当时在农业站工作，他分给我家半斤粮食，就那半斤粮食，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欠你们家的。＂

我这才明白，为何分配时老书记坚持要我来公社，又为何村民们对我格外尊敬。

＂我爹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我低声说。

＂你爹是个好人，做好事不留名。＂李根生吐出一口烟，＂县里要调你走，你怎么想的？＂

我沉默了片刻：＂我想留在公社。＂

老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有了笑意：＂我就知道，你小子跟你爹一个样。＂

就这样，我放弃了去县城的机会，留在了清河公社。

我的拐杖声成了村间小路上熟悉的声响。腿脚不便，我骑了一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改装了特殊的脚踏，方便我单腿骑行。

在公社，我推行＂明白账＂，每月公布收支明细，让社员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分钱的去向。

＂这样才不会有人胡思乱想，也不会有人贪污。＂我对李书记说。

＂说得对！咱们干部就得让老百姓看得明白，才能服众。＂李书记拍案叫好。

当黄石村要建新水井时，村里资金不足，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垫付材料费。

＂周会计，这不合适吧？＂村长老李有些为难。

＂怕啥？又不是给你，是为了全村人喝上干净水。＂我笑着说，＂你就记在账上，等有钱了再还我。＂

几年过去，我的左腿永远无法伸直，走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但我已经习惯了拐杖的陪伴，就像习惯了公社的生活。

乡亲们见了我，不再叫我＂小周会计＂，而是亲切地喊＂建国＂。偶尔有人提起我的腿伤，我总是笑着岔开话题。

1983年，公社体制改革，我被安排到乡政府继续做会计工作。办公室从土坯房搬到了砖瓦房，但工作性质没变，我仍然负责农业税收和财务管理。

李根生退休了，临走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的选择是对的。这些年，你比在县城做官的那些人做了更多实事。＂

我笑着送别了这位老人，心里既有不舍，也有欣慰。

黄石村和石岭村的水渠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我争取到专项资金，修建了一个小型水库，两村共用水源，再也没有因为水而起过冲突。

＂周会计，当年多亏了你啊！＂每次路过那个水库，老张头都会这样感叹。

我只是笑笑：＂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分彼此。＂

1987年，我结识了来乡里教书的赵淑芬，她是县师范毕业的新老师，带着城里姑娘的灵气和书卷气。

＂你的腿是怎么弄的？＂她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时，眼里没有怜悯，只有好奇。

＂为民除害，英勇负伤。＂我开玩笑地说。

她却认真地回答：＂我相信。你看起来就是那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豪华的婚车，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是在乡政府的小院里摆了几桌饭菜，请来两村的乡亲们一起庆祝。

黄石村和石岭村的人坐在一起，举杯相庆，那场曾经的械斗好像从未发生过。

婚后，淑芬依然在学校教书，我继续在乡政府工作。我们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平房里，刚开始没有自来水，要去院子里的井里打水；没有煤气灶，要用煤球炉子做饭；晚上没有电视看，就听＂红灯牌＂收音机里的新闻和相声。

日子虽然清贫，但也有自己的快乐。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春天开花时粉红一片；夏天我们在门前乘凉，秋天摘果子，冬天一起踩着积雪回家。

1990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周明亮，希望他像他的名字一样，前程似锦，光明磊落。

＂要让孩子上大学，将来走出农村，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我常对淑芬说。

她总是点头：＂只要他健康快乐，将来做什么都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乡里也办起了砖厂和服装厂。

我被任命为财政所副所长，负责乡里的税收工作。工作更忙了，但也更有成就感。看着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建国，你看人家李所长都去县里了，你怎么还留在乡里？＂母亲有时会抱怨。

＂乡里挺好的，日子简单，工作实在。＂我总是这样回答。

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拐杖换了一根又一根，但我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

2000年，儿子明亮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送他去学校的路上，他问我：＂爸，你的腿是怎么伤的？妈妈说你阻止了一场械斗，是真的吗？＂

我点点头：＂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不值一提。＂

＂值得提！＂他认真地说，＂我以你为荣，爸爸。＂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也许这就是做父亲的幸福吧——被自己的孩子认可和尊重。

2010年，我从乡财政所退休，结束了三十年的公职生涯。退休仪式上，乡长送给我一块刻有＂鞠躬尽瘁，德高望重＂八个字的牌匾。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周所长，这是你应得的。＂乡长郑重地说，＂这么多年，乡里没出过一起贪污案，财政工作一直是全县榜样，这都是你的功劳。＂

我笑着摇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退休后，我和淑芬过上了悠闲的生活。我在家门前的小菜园里种些蔬菜，闲时下下象棋，看看报纸，日子过得充实而简单。

2020年，我们搬进了县城的新房子，那是儿子给我们买的。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整个县城的风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柏油马路四通八达，与四十年前我刚来时的景象已经天差地别。

＂爸，你想过回老家看看吗？＂儿子问我。

我点点头：＂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末，儿子开车带我们回到了清河。

公社早已撤销，变成了繁华的乡镇。昔日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马路，村民们住上了小楼房，田间地头停着各式各样的农用车辆。

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黄石村和石岭村已经合并成一个大村，当年争水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灌溉站。

老书记李根生早已去世多年，我们来到他的墓前，我放下一束野花，心中感慨万千。

＂李书记，你看到了吗？现在的清河变得多好啊！＂我轻声说。

墓碑前，我不禁回想起当年的选择。那次选择让我失去了一条健全的腿，也失去了去县城工作的机会，却让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见证了它的沧桑巨变。

回望那个血染的道口，我从未后悔。

人生就像一道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路。有些路，只能用心去丈量；有些情，只有用生命去践行。这就是我的选择，也是我此生最大的收获。

夕阳西下，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着远处孩子们嬉戏的身影。四十年前那个血色的午后已经成为历史，而我，一个普通的农村会计，也在平凡的岗位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建国！是建国回来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黄石村的老张头，已经九十多岁了，拄着拐杖向我走来。

＂是我，老张头。＂我笑着迎上去。

＂想不到咱们都老咯，都拄上拐杖了。＂老张头捶了捶自己的腿，＂不过你那是为村里人挨的，值！＂

我摇摇头：＂都是过去的事了，看看现在多好。＂

老张头眯着眼睛看向远方：＂是啊，都好了。你那一拦，救了不知道多少人哩！＂

夜幕降临，我们驱车返回县城。车窗外，乡村的夜景如诗如画——农家小院里亮起温暖的灯光，田间的高压线杆挺立如哨兵，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

＂爸，你后悔过吗？＂儿子突然问我。

＂后悔什么？＂我反问。

＂后悔当年留在公社，后悔为了别人受伤。＂

我笑了笑：＂没有。这就是我的路，我走得问心无愧。＂

车子驶入县城，霓虹灯照亮了我们的脸。儿子的侧脸轮廓分明，像极了年轻时的我。

我知道，他会走出不同的路，创造不同的人生。但我希望，他能继承我的那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为他人着想，为社会做贡献。

这，或许就是我这一生最想传递的价值。

＂灯火万家，人间值得。＂我轻声说。

儿子转过头，冲我微微一笑：＂爸，您说得对。＂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