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哥，我错了！＂我刚打开门，就看见弟弟周建军跪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本泛黄的存折，泪水打湿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哥，我错了！＂我刚打开门，就看见弟弟周建军跪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本泛黄的存折，泪水打湿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这个画面如同一记重拳，直击我心窝。

那是199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窗外的梧桐树刚抽出嫩芽，小区里的大喇叭正播放着《春天的故事》。

母亲去世已有三个月，我和弟弟的关系却因为那本存折，冷到了冰点。

我叫周建国，比弟弟大六岁，今年刚满三十五。

父亲早年在纺织厂当机修工，一次修理大型织布机时不慎被卷入，留下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那时我才十岁，弟弟才四岁，懵懂无知，不明白为何家里总是披麻戴孝的人进进出出，只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总是抱着我们的父亲了。

母亲赵桂芝在父亲的工友帮助下，顶替了父亲的工位，成了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她个子不高，却有着惊人的毅力，每天早出晚归，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但从不在我们面前喊一声苦。

＂男儿志在四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母亲经常对我说的话。

每当夜深人静，我还能回忆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的身影，针线穿梭间，她会轻声哼着家乡的小调，仿佛那样就能驱散生活的艰辛。

我们家住在厂区的筒子楼里，两室一厅的小房子，虽然简陋，但在那个年代已是不错的待遇了。

母亲把大房间留给我和弟弟，自己睡在靠近厨房的小间里，冬天寒风透过窗缝灌进来，她就用报纸糊上，说这样能挡风又保暖。

我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学习特别用功，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家里的处境。

弟弟却是个活泼好动的性子，常常放学就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疯玩到天黑，作业也是马马虎虎，让母亲没少操心。

＂建国性子像他爹，沉稳；建军像我，爱动脑筋。＂母亲总这样跟邻居们说，眼里满是宠溺。

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每天骑着父亲留下的二八大杠，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

弟弟则在初中时就显露出不爱读书的苗头，整天琢磨着如何做小生意，用零花钱买些小人书租给同学看，还挺会赚钱。

母亲对我要求严格，对弟弟却格外宽容。

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贪玩误了晚自习，母亲知道后，二话不说拿了扫帚抽我的腿，边打边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能干啥？想像你爹一样累死在机器旁吗？＂

可弟弟逃学去游戏厅，她只是叹口气，摸摸他的头说：＂玩够了吧？玩够了就好好学点真本事。＂

我心里不平衡，却也明白母亲的苦心。

198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是我们那一届少有的大学生，村里人逢人便夸赵桂芝有福气。

那年夏天，母亲卖掉了她唯一一件值钱的首饰——父亲定亲时送的金戒指，给我凑了两百块钱的路费和生活费。

临行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妈就这点本事，供你上大学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让它流下来。

上大学那几年，我省吃俭用，假期还去做家教挣钱，从不向家里要一分钱。

每次寄信回家，我都谎称学校条件好，伙食也不错，就是为了让母亲和弟弟少为我担心。

毕业那年，托了关系，我被分配到县机关工作，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弟弟却是初中毕业就没再继续读书，先是在纺织厂当了学徒工，没干几年就嫌工资低，辞职跑去做推销员，后来又去批发市场帮人卖衣服。

1991年，我和同事介绍认识的李芳结了婚，单位分了两居室的楼房，添置了新家具，还买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母亲很高兴，说她终于能放心了。

弟弟那年刚满二十三，在服装市场干了两年，眼见别人做老板赚大钱，也心痒难耐。

＂哥，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一次吃饭，弟弟突然说出这个想法。

我一听就反对：＂你有什么经验？万一赔了怎么办？＂

母亲却在一旁说：＂年轻人嘛，总要闯一闯，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弟弟东挪西借，凑了五千块钱，在市场里租了个小铺面，开始了他的生意。

起初生意还不错，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那时候人们开始讲究穿着，弟弟进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很受年轻人欢迎。

可好景不长，没过半年，铺面对面开了一家更大的服装店，价格比弟弟的还便宜，弟弟的生意顿时冷清下来。

为了翻身，弟弟又贷款进了一批所谓的＂名牌＂服装，结果发现是假货，不但没卖出去，反而惹了一身麻烦。

那段时间，弟弟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总是发黑，但他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及困难，每次回家还买些贵重的补品给母亲。

＂妈，生意好着呢，这是给您补身子的。＂弟弟总是笑着说。

去年冬天，母亲突然病倒了，送医院一检查，已是肝癌晚期。

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建议我们把母亲接回家休养。

我和弟弟轮流照顾母亲，我白天上班，晚上守着；弟弟则白天来，晚上回店里。

那段日子，母亲瘦得厉害，但精神却出奇地好，总是让我们讲讲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每当弟弟说起他的服装店如何如何红火，我就想反驳，但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又把话咽了回去。

＂建国稳重，建军灵活。＂母亲常这样评价我们兄弟，＂一个是顶梁柱，一个是活水源，都是好样的。＂

那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当是母亲的安慰之词。

腊月二十九那天，母亲病情突然恶化，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她让我出去买些东西，特意叮嘱要去远一点的药店，说那里的药效果好。

我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办了。

等我回来时，看见弟弟眼睛红红的坐在母亲床边，母亲则闭目养神。

我没多问，只当弟弟是心疼母亲，伤心落泪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按照家乡的习俗，为母亲操办了丧事，四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吊唁，都说赵桂芝是个好人，一辈子不容易，却把两个儿子拉扯得这么出息。

出息？我看着弟弟憔悴的面容，心里一阵苦涩。

母亲走后第三天，我们开始整理她的遗物。

她的东西很少，一个小皮箱就装完了，大多是些旧衣服和几本发黄的相册。

就在这时，弟弟从母亲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本存折和一张纸条。

＂这是妈留给我的。＂弟弟声音发颤地说。

我接过来一看，是母亲的工资存折，里面有两万三千元，几乎是她一辈子的积蓄。

纸条上只写着简单的一句话：＂建军，这钱给你周转生意用，别让你哥知道。＂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她把所有钱都给了你？＂我几乎是咆哮着问。

弟弟低着头，不敢看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心中既有委屈又有不平。

这些年，我孝敬母亲从不含糊，每月都寄钱回家，逢年过节也不忘买礼物。

而弟弟呢？不但自己生活不稳定，还总是跟母亲要钱，现在母亲把毕生积蓄都给了他，这不是偏心是什么？

＂你走吧，以后别再来找我。＂我冷冷地说。

弟弟想辩解什么，但看我脸色难看，最终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李芳。

她安慰我说：＂大概是阿姨知道你生活稳定，不需要这笔钱，而弟弟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吧。＂

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我不会再管他了，他既然拿了母亲所有的钱，就别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斩钉截铁地说。

就这样，我和弟弟断了联系，整整三个月没有见面。

直到那天早晨，他跪在我家门口，手捧存折，泪流满面。

＂你知道我为什么跪在这儿吗？＂弟弟抬起头，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沧桑。

我没作声，只是紧抿着嘴唇。

＂这钱，我没花。＂他将存折递给我，＂你看看背面。＂

我接过存折，翻到背面，看到了母亲熟悉的字迹：＂建军欠外债一万八，还完后剩下的钱，你们兄弟一起用来开个小店。记住，一个顶天，一个立地，才能撑起一个家。＂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妈临走前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弟弟声音哽咽，＂她说她装作不知道，是怕我有负担。＂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

她知道弟弟生意失败，欠下了高利贷；知道弟弟每次回家买补品是用借来的钱；也知道弟弟瞒着所有人，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把钱给我，是不想让你知道我欠债的事，怕你看不起我。＂弟弟擦了擦眼泪，＂母亲给我钱的那天，让我答应她两件事：第一，还清债务；第二，一定要和你和好，一起守着这个家。＂

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她知道我性格固执，若直接告诉我弟弟的窘境，我必定会责怪他不懂事。

所以她选择这种方式，既帮弟弟解了燃眉之急，又给了我们兄弟和好的机会。

＂妈临终前还念叨着你，说你从小就懂事，担心你心里不平衡。＂弟弟继续说，＂她让我等风头过去，再来向你解释清楚。＂

我沉默了许久，心里五味杂陈。

想起母亲生前常说：＂人这一辈子，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如今，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我宽容与理解。

我扶起弟弟，紧紧地抱住了他。

多年来积压的情感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我们兄弟俩抱头痛哭，像是回到了小时候那个失去父亲的夜晚。

＂傻小子，跪什么跪，咱娘在九泉之下看见了得心疼死。＂我拍着弟弟的肩膀，声音已经完全哽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母亲的遗像前，聊了很多很多。

弟弟告诉我，他的服装店其实早在去年就关门了，欠下的债务都是高利贷，利滚利已经难以偿还。

那些所谓的＂名牌＂服装是他铤而走险进的货，结果被人举报，赔了不少钱不说，还差点坐牢。

＂哥，我对不起咱妈。＂弟弟红着眼眶说，＂她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给了我，我却还是没能扭转局面。＂

我摇摇头：＂妈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们兄弟和睦。＂

想到这里，我有了主意：＂咱们用剩下的钱，一起开个小店吧，就当是完成妈的心愿。＂

弟弟眼睛一亮：＂真的？你不嫌弃我没本事？＂

＂瞎说什么呢，你小时候做那些租书、卖小玩意儿的生意不挺有点子的吗？＂我笑着说，＂我有稳定工作，你有生意头脑，咱们优势互补。＂

就这样，我们用母亲留下的四千多块钱，加上我的一些积蓄，在县城最繁华的步行街租了间小铺面，开了一家布料店。

我们给店取名＂顶立＂，寓意一个顶天，一个立地。

开业那天，我们请了几位邻居和朋友来捧场，大家都说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是我娘生前常说的话。＂我向客人们解释，＂一个顶天，一个立地，才能撑起一个家。＂

起初生意并不好做，布料行业竞争激烈，我们进的货又比较普通，来光顾的顾客不多。

弟弟却不灰心，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主动去结交各类人脉，打听哪里有优质便宜的货源。

他还想出了＂会员制＂的点子，固定客户可以享受折扣和送货上门服务，这在当时可是新鲜事。

我则负责账目和进货，每天下班后就到店里帮忙，周末全天坐镇。

就这样，我们兄弟齐心协力，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半年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积蓄，弟弟提议扩大经营范围，增加窗帘布和床上用品。

我原本持保守态度，但想到母亲生前对弟弟的评价——＂活水源＂，就同意了他的提议。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奏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居装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布料店生意越来越好。

1995年，我们的小店已经小有名气，不少周边城镇的顾客都慕名而来。

弟弟提议再开一家分店，这次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

新店开在了县城新开发的住宅区附近，专营高档窗帘和床上用品，由弟弟全权负责。

我的妻子李芳也辞去了工厂的工作，来帮忙打理老店，一家人齐心协力，事业蒸蒸日上。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母亲的话：＂建国啊，你要记住，亲情不是算计，而是包容；不是计较，而是给予。＂

如今，我终于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母亲把存款留给弟弟，不是偏心，而是深知我们兄弟各自的性格和处境。

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我们互相扶持、彼此包容的真谛。

有时，我会在店里的柜台后看着忙碌的弟弟，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也看见了母亲那欣慰的目光。

弟弟现在已经结婚了，娶了一个邻村的姑娘，小两口感情很好，去年还添了个大胖小子。

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周桂祥＂，既有母亲的名字，又寓意着祥和幸福。

每逢清明节，我们一家人都会去母亲的坟前上香，告诉她我们的近况，虽然她听不见，但我们知道她一定会欣慰的。

回想那个弟弟跪在我门前的早晨，如今已过去了五个年头。

那本存折，我们一直保存着，没舍得用，就放在店里的抽屉中，算是对母亲的一种纪念。

每当我打开抽屉看到它，就会想起母亲那饱经风霜却依然慈爱的面容，想起她对我们的期望和教诲。

人生在世，得失难料，但亲情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

母亲用她的方式，让我明白了这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如今，我和弟弟的布料店已经开了三家，还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在县城小有名气。

县里的领导还来考察过，说我们是个成功的家族企业典范。

每当有人问起我们成功的秘诀，我总是笑着说：＂不敢当，都是我娘的功劳，她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做事。＂

母亲的爱，像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母亲的教诲，像夏日的凉风，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虽然她已离我们而去，但她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