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临淄是齐国故都，原名营丘，后以城池毗邻淄水而得名。“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 (《史记·高祖本纪》)境内150多座古墓，400余处文物点位，星罗棋布，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东周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曾达到辉煌顶峰
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凤鸟纹鼎
杨海东
临淄是齐国故都，原名营丘，后以城池毗邻淄水而得名。“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 (《史记·高祖本纪》)境内150多座古墓，400余处文物点位，星罗棋布，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东周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曾达到辉煌顶峰，同时青铜器的生产和制造也异常发达。
文献中关于齐地出土青铜器的描述可以追溯到西汉。《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了以下内容：“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在《战国策·东周策》中也有以下记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可见，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强取豪夺或利用政治联姻等方式进行着青铜器的交流和传播。通过对临淄多年来出土青铜器的整理，也不难看出许多器物来自他地，或器物本身包含着多地区的青铜器风格。
商王庄村位于临淄城区东部，西距稷下街道办事处驻地5.3公里。商氏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县迁此立村，初名商旺庄，清时改为商王庄。1992年，因水泥厂扩建而被发现的临淄商王村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鼎。此鼎造型及纹饰别具一格，在淄博地区已公布的东周青铜鼎中尚未找到形制和纹饰与其完全相同的例子。但是通过观察其细节特征，笔者认为这件从临淄商王村墓地一号墓中出土的有铭铜鼎均具有山东周边地区青铜器的影子，是一件将多个地区的青铜器属性融于一体的器物，它的由来非常值得深究。
商王村一号墓凤鸟纹鼎
正所谓“无耳无足不成鼎”，耳、足均是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商王村凤鸟纹鼎来说，球形腹、椭圆形盖以及各部位的施纹，呈现出完整且精美的造型。
商王村凤鸟纹鼎，通高11.5厘米，口径8.8厘米, 腹径11.7厘米, 盖径11厘米。敛口，腹微鼓，盖面上列尾状三环钮。在颈、腹和底部饰有四周弦纹，将鼎腹分割成五片区域，其中两片较大的区域各凿刻一周形制相同的椭圆形凤鸟纹，上部凤鸟纹回首左向正立，下部凤鸟纹回首右向倒立。鼎耳内侧饰淘索纹，三足上饰“Y”形双角兽面纹，外底部阴刻“工师”三字。
与上述器物完全相同的椭圆形风鸟纹鼎，在河北平山中山国成公墓中发现5件。中山国成公墓中出土的这五件凤鸟纹鼎形制和大小完全相同，其中一件风鸟纹鼎通高11.7厘米，口径9.1厘米，与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出土的凤鸟纹鼎在尺寸上几乎完全一致。将这两组鼎的各部位进行对比，可一探究竟。
中山国成公墓凤鸟纹鼎
首先，鼎耳的部分均饰绹索纹，可将其分为细线型和粗线型。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凤鸟纹鼎的绚索纹应该属于粗线型。此类纹饰多用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腹部、青铜鼎的耳部和盖部。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绚索纹应该出现于春秋中期以后，并在侯马铸铜作坊的生产扩大之下广泛传播。在侯马上马、牛村古城南、定襄县中霍村、太原金胜村、长治分水岭、洛阳西工区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时间跨越春秋中期至战国中后期。但上述样本大多饰于鼎耳侧面两边，并非像商王村一号墓和成公墓凤鸟纹鼎一样位于鼎耳正反两面。
其次，临淄商王村一号墓与成公墓的鼎足上部均饰牛角兽面，形制和纹饰几乎完全一样，进一步验证了两鼎的关系。
战国中后期，诸如梅花纹、椭圆形风鸟纹等圆形纹饰在球形腹青铜鼎上被广泛使用，主要施纹于鼎腹和鼎盖等部位。经笔者调查发现，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了一件椭圆形风鸟纹的陶范，为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此陶范残长7.5厘米，残宽4.5厘米，纹带面宽2厘米，与两鼎相符。
然而据考古发掘报告书将侯马铸铜遗址年代定为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可见其具体年代下限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另一种可能是，由侯马铸造生产的这一批铜鼎是在其末期阶段生产的，所以仅留存下一件陶范，并且铸成的铜鼎随着某些历史原因几经周转，最终到达了现在的临淄及河北平山。总之，结合三地出土的相同椭圆形凤鸟纹，可以进一步证实齐地在战国中后期仍旧在以青铜器为媒介，与中山国或晋地建立着某种联系。
以上三个部位均是相同之处，唯有一处不甚相同，即鼎盖。中山国成公墓五件凤鸟纹鼎的鼎盖上饰有三个等距独角卧兽钮，而商王村凤鸟纹鼎盖面上则列有尾状三环钮。此类三环钮应是战国中后期乃至秦汉青铜器盖的特征之一，并且在齐地、河北、陕西、湖南等地的青铜鼎、敦、壶等器盖上常见。由此可知此鼎盖应该是后配的。
通过比对鼎耳、足、腹、盖四处，再结合尺寸以及侯马出土的陶范，可以确认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和河北中山国成公墓的六件凤鸟纹鼎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批制作而成，器身和器盖属于分铸，并且临淄商王村的器盖可能是齐地生产并后配。
虽然诸多证据表明商王村一号墓凤鸟纹鼎并非当地铸造生产，但是这件器物在此墓中出土或许不是偶然。另有一件错金银青铜盒于同墓中出土，有学者认为青铜盒是楚文化特色器物之一，所以此器可能源于楚地。包括同墓中出土的铜蒜头壶、银器，普遍见于秦国的贵族墓葬之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且刻有秦国铭文，因此考古发掘报告书著者认为均为秦国器物，并且有的银器器型与楚国的银器也极其相似。
错金银铜盒
因此，在这样一座聚集了诸多地方特色青铜器的墓葬之中，发现一件从北边中山国传来的青铜鼎是有迹可循的。通过观察此件铜鼎，可以从中获取到战国晚期齐国与他国交流的多种信息，对于了解战国晚期历史文化、青铜器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直至今日，临淄商王村一号墓还遗留有诸多问题。例如墓地中出土有19件琉璃器，而淄博博山正是中国古代琉璃(玻璃)的重要产地，也有学者认为博山就是中国古代琉璃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但是现如今，人们对于琉璃的重视和研究已并不如前。再如前文提及的错金银铜盒，是否当真是楚器，它的流通路径又是怎样的，仍有无数的问题等待着后人去探寻解答。
来源：东落下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