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红利：政客如何利用虚假信息？

摘要：作者：kaylyn Jackson Schiff，普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和政策，新兴技术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等；Daniel S. Schiff，普渡大学政治学系技术政策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围绕政策与行业层面的人工智能研究聚焦其正式与非正式

骗子红利：政客如何利用虚假信息？

作者：kaylyn Jackson Schiff，普渡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和政策，新兴技术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等；Daniel S. Schiff，普渡大学政治学系技术政策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围绕政策与行业层面的人工智能研究聚焦其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模式，并探讨人工智能在教育、制造、金融与刑事司法等关键领域中引发的社会与道德影响；Natália S. Bueno，埃默里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公共政策、拉丁美洲政治学。

来源：SCHIFF KJ, SCHIFF DS, BUENO NS. “The Liar’s Dividend: Can Politicians Claim Misinformation to Evade Accountabil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19, No.1, 2025, pp.71-90.

导读

本研究聚焦于一种特殊的信息操控现象，即政客围绕“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虚假话语建构，通过策略性地将不利报道称为“假新闻”或“深度伪造”（deepfake），以此转移公众注意、弱化指控效力，从而维护其自身政治合法性与支持基础。本文将这种效应定义为“骗子红利”（liar’s dividend）。研究发现，政客们可通过两种策略获取这一“红利”：一是操控话语制造信息不确定性，二是通过激化对立情绪动员核心支持群体。为了实证检验这一政治操控逻辑，本研究设计了超过15,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实验，模拟政客如何回应有关其真实丑闻的不同类型报道。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策略，这类“假新闻”指控在党派分化的语境下均能有效提升政客的公众支持率。上述策略在应对文本形式的丑闻报道中尤为有效，但对视频类证据几乎无效，尽管如此，通过视频散布“假新闻”也未显著降低公众对媒体的总体信任水平，总体而言，与沉默或道歉等传统回应方式相比，主动构建“虚假信息”叙事能为政客带来更大的声誉与政治红利。

虚假信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

近年来，虚假信息对政治问责、公众信任与社会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广泛关注。研究显示，89%的美国民众表示至少偶尔接触到虚构新闻，他们普遍认为“虚假新闻”比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及非法移民等问题更为严重。2020年大选后蔓延的政治虚假信息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会暴力冲击事件。这些事例表明，虚假信息正日益加剧社会分裂、破坏理性政治讨论，甚至腐蚀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尽管“信息操控”在政治史中早有先例，但新兴数字技术，特别是“深度伪造”（deepfake）手段，可能正在根本性地重塑全球信息安全格局。借助生成对抗网络（GANs）与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如今非专业人员也可低成本快速制作高度逼真的合成图像、音频与视频。相较于以往成本高、门槛高的伪造手段，如今普通用户便能通过AI生成文本、图像乃至假视频，使“认知作战”更具隐蔽性与扩散性。而更简易的“浅度伪造”（cheapfakes），如简单剪辑或断章取义，也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使用，带来相似的风险。

公众对深度伪造的担忧不断加剧。90%的美国人认为篡改视频与图像容易引发误解，新闻媒体与技术专家在甄别内容真实性方面亦面临严峻挑战。在政治实践中，多个国家与地区已出现深伪技术用于操纵选举、挑动社会情绪乃至干预军事冲突的案例。例如，在印度选举中曾利用深伪内容劝阻异党选民投票，乌克兰战事中亦出现假冒军事声明的视频。此外，美国、法国、乌克兰、俄罗斯等国政要，乃至美总统拜登都曾成为深伪技术的“目标”。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甚至曾以AI生成“假想灾难场景”来攻击拜登。这些案例表明，即使内容最终被证伪，其存在本身亦可为政治人物提供否认现实的借口，进而削弱政治责任追究机制。

关于虚假信息的直接影响的学术讨论仍然具有争议，部分研究者认为其效果有限，特别是当受众已具明确政治立场或具备媒体素养时。但虚假信息的间接影响却更值得警惕：在威权国家，信息操控可作为政权展现控制力与要求忠诚的工具；在民主语境中，深伪内容虽然不会“完全欺骗”受众，却能制造信息不确定性与广泛怀疑，以此侵蚀公共讨论的信任基础。因此，本文考察了虚假信息的间接效应，并进一步探讨深度伪造等新工具是否会加剧，或以其他方式改变现有的挑战。

“骗子红利”理论

鉴于虚假信息的间接效应愈发重要，本文关注一种源自假新闻现象、但又区别于传统虚假内容的“次生型”信息操控策略。具体而言，公众对假新闻的广泛认知为政治人物及其他公众人物提供了否认真实新闻报道的空间，他们可以声称这些报道是“假新闻”或“深度伪造”，进而逃避责任。这一现象被称为“骗子红利”。尽管这一策略最初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广为使用，但现今俄罗斯、巴西、中国、土耳其、利比亚、波兰、匈牙利、泰国、索马里、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政界人士亦纷纷效仿。即便报道被独立观察者和专家认定为真实可信，政治人物仍可能借此策略否定媒体监督和批评。例如，西班牙前外长阿方索·达斯蒂斯（Alfonso Dastis）曾否认2017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警察暴力事件，称相关照片是“伪造的”；美国密歇根州沃伦市市长吉姆·福茨（Jim Forts）也曾否认一段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言论录音，声称其为“伪造音频”，尽管专家确认其真实性。

这类“虚假信息中的虚假信息”的策略之所以愈发流行，表明政治人物认为其具有可观效益，这与“最小效应假说”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丑闻爆发时，政客可能认为，通过指称报道为“深伪”或“假新闻”是一种有效的声誉保护机制，有助于减少公众问责。具体而言，我们预计这一策略比三种替代的政治沟通策略更有效：

(1) 不回应，即政客试图忽略丑闻，让它自行淡出公众视野；

(2) 道歉，这可能是规范上更可取的反应；

(3) 简单地否认丑闻，而不提及虚假信息。

因此，本文提出“骗子红利假说”：在丑闻情境中，宣称报道为虚假信息（如假新闻或深度伪造）将比不回应、道歉或仅否认更加有助于维持政治支持度。

这一策略可能通过两个机制实现效果：一是“信息不确定性”（informational uncertainty），即公众由于对媒体环境真实性判断能力下降而倾向于相信“任何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在政治高度分裂的语境下，受众对信息的真假难以辨别，进而降低对媒体和报道的信任。如果政客随后发表声明，否认该报道是深度造假或假新闻，鉴于含糊表述会故意制造认知混乱，那么这会使公众难以准确更新对事件或政治人物的判断，进而降低对丑闻的信任，并恢复对政客的支持。

第二机制为“对抗性动员”（oppositional rallying）。在接收到不利信息时，为避免身份和认知信息不一致的失调，核心支持者或坚定的同党成员可能会倾向于动机推理，选择性接受符合政治认同的解释。这一渠道通常明确提及政治对手，利用“魔鬼转移”（devil shift）策略，即政客们不仅否认自身不当行为，还将矛头对准政治对手和媒体，鼓励支持者团结起来反对反对派。

总体而言，政治人物通过宣称报道为虚假信息，不仅可能削弱公众对真实丑闻的信任，还可能激发支持者对“主流媒体”与“政治对手”的不满，进一步加强政治极化。因此，本文旨在实证检验信息不确定性与对抗性动员这两种机制是否确实能在政治危机中帮助政客维护公众支持。

鉴于虚假信息的指控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真实政治丑闻的信任，我们考察了信息不确定性与对立集会主张是否能有效减少对丑闻的看法。然而，这些指控也可能引发选民的其他反应，从而增加对政客的支持。例如，通过虚假信息的指控，政客可能展现其强硬姿态，或者表明他们与选民一样对“主流媒体”持怀疑态度。

中介变量与进一步影响

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人们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相信视听内容，表现出对图像和声音的“真实性默认倾向”（truth-default tendency）。这一“现实主义启发”（realism heuristic）使个体将视频信息视为对现实经验的更自然再现，因此更易接受。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质疑视频类虚假信息是否确实比文本更具说服力，尽管部分研究发现其在影响信念层面上效果更显著。围绕“生动性内容”是否更具劝服力的争论也由来已久。

在“骗子红利”语境下，本文推测：受访者更可能认为视频中的政治丑闻难以伪造，因而当政客声称该视频为“深伪”时，其说服力较低，相应获得的政治回报也较小。

深度伪造假设（Deepfakes Hypothesis）：相较于不回应，当丑闻以视频形式呈现时，政客声称“虚假信息”所获得的平均支持提升将小于文本形式。

此外，虚假信息本身正不断侵蚀公众对媒体与制度的信任，为“骗子红利”提供了传播土壤。在此高度不信任的舆论生态中，公众对信息源头的混淆，使得政客声称报道为“假新闻”更具可信性，也使得媒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媒体信任假设（Trust in Media Hypothesis）：相较于不回应、简单否认或道歉，当政客宣称报道为虚假信息时，公众对媒体的整体信任度将进一步下降。

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五项实验的系列研究（实验1-5），该研究方案已通过伦理审查认证。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式，共招募15,287名美国成年人作为被试者。实验的核心目的是探究政客在面对丑闻报道时，通过宣称信息为"假新闻"或"深度伪造"是否能获得"骗子红利"这一特殊收益。在实验设计上，研究团队系统性地考察了文本（实验1-5）和视频（实验1、4）两种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涉及四位真实政客（两位民主党人、两位共和党人）的丑闻案例，这些案例涉及政治人物发表不当或冒犯性言论。在实验1、2、4和5中，受访者在接收丑闻内容后，进一步被随机分配至三类回应情境之一：（1）政客未做回应（对照组），（2）政客声称报道为虚假信息并诱发“信息不确定性”（Informational Uncertainty，IU），（3）政客声称报道为虚假信息并激发“对抗性动员”（Oppositional Rallying，OR）。实验3则设置为三种不同回应方式的直接对比：IU、公开道歉与简单否认（无虚假信息指控），以检验当代媒介环境下，虚假信息策略是否比传统回应方式更有效。表1概述了五项研究的设计架构，这些研究都是针对长期政客丑闻的回应。

表1调查实验基本信息汇总

为提升实验效度，研究移除了所有媒体来源标识，以控制外部变量的干扰。实验采用多案例设计，通过平均处理效应避免特定事件偏差。反驳论点设计参考真实政客言论：信息不确定性策略借鉴一般政治声明（图1a），而对抗性动员策略则受特朗普推文和密歇根州沃伦市长吉姆·福茨言论启发（图1b）。

本研究采用四个核心指标评估政治人物支持度（支持意愿、辩护意愿、投票意愿及捐款意愿），以及两个媒体信任度指标（媒体信任度与报道公正性认知）。所有指标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为提高测量效度，研究通过多题项构建预先注册的综合指数。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政党认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等）及媒介素养等协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处理条件对各结果变量的影响。样本结构严格匹配美国成年人口特征，确保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是否存在“骗子红利”？

图2展示了两项研究中使用的2×3因子设计，其中政治丑闻的呈现方式（文字或视频）以及随后的政治回应（无回应、以信息不确定性为由反驳，或以反对动员为由反驳）都存在差异。

图3展示了研究1和4种标准化的处理效应，以评估虚假信息声明对政治家支持的影响。总体而言，结果为“骗子红利假说”提供了强烈支持。图3a和3b显示，在基于文本的丑闻场景中，声称存在信息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政客的支持率，但在视频形式的丑闻种，这种增加并不显著。声称对抗性动员同样显著增加了政客的支持率。

然而，在视频丑闻之后，对抗性动员的结果并不一致——研究1的影响微不足道，但在研究4中，对政客的支持显著增加。

文本型与视频型丑闻

研究表明，政客在应对文本型丑闻时，无论使用“信息不确定性”还是“对抗性动员”策略，其“虚假信息”回应均能显著提升公众支持；但在视频型丑闻情境中，这一策略在多数情况下无效。研究1发现，两种回应方式在视频条件下均未显著提升支持度，与文本条件差异显著（IU组p=0.048，OR组p=0.041），印证了“深伪假设”：视频更具感知可信度，公众更难接受其为伪造内容。

然而，研究4显示，当政客针对视频丑闻诉诸“对抗性动员”时，支持度仍可提升，表明视频情境下“骗子红利”的产生可能依赖于具体回应策略。该差异可能源于以下因素：一是公众对“深度伪造”技术的认知增强——未听说“深伪”的比例从研究1的22%降至研究4的8%；二是研究4紧接2022年中期选举，政党极化显著加剧，自称“独立派”的比例下降至23%（研究1为27%，p

总体而言，视频丑闻较难通过“虚假信息”策略操控舆论。这不仅因视频本身更具“现实性启发”，也可能与回应话术设计有关：视频回应往往直接指称为“深伪”，而文本回应则多为模糊否认。前者需要公众相信有人刻意制作伪造内容，后者更符合公众对“信息失真”的日常认知。

从规范角度看，政客在视频语境下利用“深伪”逃避责任的空间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信息问责的可行性。但反过来，若未来真正的“深伪”日益频繁，政客在澄清真相时亦可能难以恢复公信力，从而陷入“诚实者红利”（truth-teller’s dividend）缺失的困境。这一趋势凸显出数字时代政治传播面临的新风险。

为什么会有“骗子红利”？

在研究2与研究5中，作者复制了研究1与研究4的核心设计，并进一步探讨“骗子红利”的作用机制。与前两项研究不同，这两项实验聚焦于文本形式的政治丑闻，不再设置视频处理组，原因在于此前发现视频语境下的骗子红利效果较弱甚至不显著。

研究2实验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受访者随机分配至四类文本型丑闻情境之一，并设有两类政客回应——不回应（对照组）或“信息不确定性”回应（IU）；第二阶段则为内嵌实验，受访者接收另一则政客丑闻，并接受“不回应”或“对抗性动员”（OR）回应，随后完成支持度相关测量。

研究5样本数为2,838人，旨在深入评估“虚假信息回应”是否影响个体对丑闻真实性的判断。相较研究1与4，该实验优化了对信念变量的测量，新增问题直接询问受访者是否相信政客对“虚假信息”的回应。

“骗子红利”效应在研究中的影响

图4与图5提供了对“骗子红利”效应在不同实验中的表现。文本型丑闻中，四项研究中共有八个文本处理组，其中七个显示出显著的“骗子红利”效应，图4a显示，“信息不确定性”策略的平均处理效应标准差为 0.17，“对抗性动员”策略为 0.21，这些支持度提升源自一次性的回应处理，可见其政治效益之大。

图4b呈现了唯一一项在视频丑闻中获得积极回应效果的案例，四个视频处理组中仅有一组呈现正效应，表明面对视频证据时，政客通过“深伪”指控赢得支持的能力有限。

在异质性机制上，图5结果显示，尽管“对抗性动员”在同党派群体中支持提升幅度最大（0.28 SD），但对独立派与异党派同样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异党派为0.17 SD，p

与预期相反，“信息不确定性”策略在党派间效应差异不显著。这可能表明，在媒体信任受损的环境中，政客可能被视为比媒体更可信的信息源。这些反直觉的发现与近期研究一致：无论信息真伪或是否带有党派色彩，其说服效应在不同政治群体中往往方向一致、幅度相近，党派线索并不必然削弱其影响力。

党派一致性与“骗子红利”的异质性效应

研究表明，政客在回应文本形式的丑闻时所使用的“虚假信息”策略，不仅能有效增强同党派支持者的支持度，也能显著影响独立派甚至异党派群体。在“对抗性动员”策略中，我们假设政客通过制造“敌我对立”来激发选民的党派身份认同，从而在同党派群体中产生最强的动员效应。相对而言，在“信息不确定性”策略中，因独立派缺乏稳定党派认同，理论上更易受到信息模糊性的影响，进而调整其政治态度。

然而，从实证结果来看，政客们为了转移焦点到对手而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的做法，在同党成员中获得了显著的支持率提升，同时，图5也表明，与预期相反，独立派受“信息不确定性”策略影响的程度并不高于同党派支持者。

此外，不同群体对政客回应的“起点”支持度不同：异党派从“强烈反对”转为“反对”，而同党派从“中立”转向“支持”。进一步分析也证实，该策略在民主党与共和党支持者中均有效。整体来看，这一广泛效应挑战了传统对党派分化的假设，也呼应近期学界发现：即便信息带有明显党派标识，其说服效应仍可能在跨党派群体中普遍存在，甚至不减反增。

对丑闻的信念

研究认为，政客声称虚假信息这一操作会利用信息不确定性来降低人们对丑闻的信念，并导致对政客的支持率上升。图6展示了研究5中各实验组对这一新信任度测量指标的分布情况（该研究仅采用文本形式的实验处理）。在研究5中，我们找到了“信息不确定性”理论路径的证据：(1)提及信息不确定性的主张会减少对丑闻的信念，(2)对虚假信息主张的信念与对丑闻信念的减少有关，(3)对政客虚假信息主张的信念也与对政客支持的增加有关。虽然我们预计这种信念的变化将与信息不确定性策略相关，但来自研究5的证据也表明，对抗性动员策略也减少了对丑闻的信念。

对媒体的信任

除直接影响政治人物支持率外，虚假信息指控是否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研究重点考察了两种虚假信息策略对媒体信任度的潜在影响（表2）。为保持研究间可比性，分析仅限于文本处理组样本（研究2、5仅含文本处理）

表2. 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两种策略对媒体信任度均无显著影响：说服性信息可能改变对直接目标（政治人物）的态度，但不会波及相关态度（媒体信任度）。但仅有22%-33%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媒体，这表明尽管单次虚假信息指控未显著影响媒体信任度，但长期反复接触此类策略可能产生累积效应，当然需要后续研究验证。

是否声称“虚假信息”比其他回应更有效？

研究1-5表明，相较于沉默应对，政客通过“虚假信息”可获得“骗子红利”。为验证该效应是否源于特定策略优势，研究3引入两类主流政治回应方式作为对照：简单否认与正式道歉，两者在政治传播中广泛使用，并被证实具有一定的声誉修复作用。

否认策略如图7所示，“政客否认”的话语材料参照典型政治丑闻回应（如克林顿性丑闻，图7a），道歉模板基于约翰·穆尔塔（John Murtha）的真实回应（图7b）。通过控制表述相似度，研究重点考察：在虚假信息泛滥环境下，IU策略是否具有独特优势。结果发现，指控虚假信息（IU策略）比道歉更能提升政客支持度（效应量0.10 SD，p=0.012），而简单否认与道歉无显著差异（p=0.252）。

这表明当代“骗子红利” 虽未显著优于传统否认策略，但其政治收益仍高于道歉。但这一策略存在社会代价，政客可能通过虚假指控而非承担责任获益，虽然简单否认不比道歉更有效，但附加虚假指控的否认确实更具影响力。

虚假信息回应与否认、道歉的比较：对政治支持与制度信任的影响

研究3通过对比“虚假信息回应”、“简单否认”与“正式道歉”，检验了不同应对策略在维护公众支持与影响制度信任方面的差异。与先前的研究不同，本实验系统地将“虚假信息声明”、引用“信息不确定性”以及“简单否认”被与“道歉”进行了对比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声称“虚假信息”比道歉更能显著提升公众支持度，而简单否认未显示出明显优势。该发现可能表明，当代信息环境下“骗子红利”的收益并未显著超越以往，另一个可能性是，即便是简单否认，也可能在信息泛滥与信任稀缺的语境中比过去更具影响力。

表3显示，在社会影响层面，虚假信息回应削弱了公众对丑闻真实性的信念和对媒体的信任；简单否认亦有类似但略小的负面效应。这一结果警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政客有更大激励通过指控“假新闻”或“深伪”逃避责任，即使这将破坏制度性问责结构与媒体公信力。此外，与不回应相比，道歉似乎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媒体的信任，表明不同回应策略不仅影响个体对政客的态度，也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社会整体的信息生态。

表3 虚假信息指控与简单否认策略对比道歉的效果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