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铁锤，男，1932年出生，河北定县人，中央民族乐团独奏演员，一级演员，中国北派笛子代表人物，竹笛、箫演奏家。1947年进入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学习，曾先后在华大文工团乐队、中央歌舞团工作。在继承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同时注重振兴、普及和传播民族音

王铁锤，男，1932年出生，河北定县人，中央民族乐团独奏演员，一级演员，中国北派笛子代表人物，竹笛、箫演奏家。1947年进入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学习，曾先后在华大文工团乐队、中央歌舞团工作。在继承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同时注重振兴、普及和传播民族音乐，致力于将各地的民间乐曲改编为现代曲目。代表作品包括笛子曲《庆丰收》《赶路》《油田的早晨》等，出版著作《王铁锤笛子曲集》。

王铁锤

家庭熏陶从小爱吹奏

1932年，我出生在河北定州子位村，过去叫定县子位村，属于冀中地区。这里每年秋天，还没有到收成时会下暴雨，水流不出去就把地淹了，春天又总干旱，粮食种不上。从我曾祖父那代算起，我们王家四代共有40多口人。我父亲这代兄弟三个，有11个孩子，全家17口人。人口多，粮食又少，我们家也没那么多地，到了春天就去挖野菜，挖“曲曲菜”，秋天，把烂菜叶子、胡萝卜缨子晒干，留着春天干旱困难时候吃。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里。

我小时候很是受到我们中国民间管乐吹奏的熏陶。我曾祖父兄弟四个，大曾祖父会吹笙，二曾祖父会吹笙，还会修笙，我的亲曾祖父是老三，会吹管子，四曾祖父吹唢呐，还会做哨，他会的曲目很多。我父亲也会吹管子。我三岁起就听他们吹奏，听会了很多曲子。七岁就开始学乐器，学吹管子、笛子。曾祖父们到街上演奏，我给他们抬着鼓，我还会打小镲和多种敲击乐器。我们那里是吹歌会之乡，我父亲就是吹歌会成员。吹歌会海纳百川，把什么都吸收过来，丰富自己的曲目。

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姓崔的老爷爷，管子吹得悦耳动听，笛子吹得也好，音色刚柔并济，是那么的有魅力。我当时立志，长大了要像他那样，我一定要学好吹笛子。我们那里吹奏乐曲不讲究吹得多响，讲究柔美、圆润，就像小桥流水那样。我练了三年，才参加合奏表演、和音，我学会了好多古曲，大概五六十首，也会敲击乐。我四曾祖父会的东西多，他经常教我。我学得很认真，爱学也爱记，可好多孩子不在意，不好好听讲，他们就要吃亏，我会的曲子他们就不会。

我学会了河北梆子、哈哈腔，我还会昆曲。我们老家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得偷着学，听听人家在吹什么，有什么优点缺点，自己不会的要学过来，同样一个曲牌，这个人这么吹，那个人那么吹，谁吹得好听，有活力、有魅力、有变化，都要学成自己的财富。我十岁就登台表演了，我个子小，就站到方桌上给大家吹奏。我在周围村庄，在几十里内可有观众了。管子吹好了是相当的功夫，声音很优美，深邃悠远。这种乐器需要很好的练习，也是需要后人继承的。

我的老师是杨元亨老先生。他是安平那边的人，小时候入了道观，学了文化，日本鬼子来了，把他的观房烧了，他就没地方住了。后来他分到了地，有了房子，离我们那儿有百十里路。我听说杨老师傅吹管乐吹得好，就跟我父亲赶着一个毛驴车，去找他学习。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请到老家来教。我是磕头拜师的，老先生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们吹歌会也能闹革命

1939年我上小学。贺龙的一二〇师来了，会帮助老乡挑水、扫院子、扫街，还在房子上拉电线。一开始大家不懂这是干什么的，后来知道是无线电。也不了解八路军一二〇师是什么军队，就在广场开大会，知道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帮助咱们老百姓抗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的军队。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要侵略到华北来，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让我们当亡国奴。我们能当亡国奴吗？不能。

不当亡国奴怎么办，我们就要成立民兵。我们村里有原来打鸟的枪，民兵得学用枪，还有大片刀，要学怎么样跟敌人打仗。我们还要做地雷，做地雷得弄炸药，怎么弄炸药呀？我们那儿有老枣树，把这树先烧着，之后慢慢地让它跑烟，弄成木炭，之后搁在碾子上压碎，然后收起来，一边放硝，一边放硫磺。还有日本人丢下的没炸响的炸弹，我们用驴车拉回来，把雷管拆了，里边有黄色的炸药，这炸药可厉害了。炸弹皮子可以拿来炼铁，但没有鼓风机，八路军很聪明，他们用大水缸，里边搁几个烙铁铁棍，把下边打通了，铁的东西转起来，像水车似的，就能送风，让他们炼铁。这样才能造手榴弹、地雷的模子。村子里边废铜烂铁少，得到周边、到天津附近去收，还要到敌占区去收废品什么的。收废铜烂铁的时候还能帮地下党到天津附近买药，买盘尼西林，消炎的药，还有别的西药。

我们小孩子好奇心重，当时不懂什么是八路军、共产党，就去找八路军战士问：“八路同志，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战士们跟我们说，共产党好比海边的灯塔，所有的航船都靠它指明方向，共产党是明灯，是舵手，把握着前行的航向，是领导咱们抗日求解放的。

他们还说：我们教你们唱军歌吧，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打日本鬼子保家乡才能打得胜。我们的军队都是百姓参军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我们要支援八路军，要好好生产，要掩护八路军抗日，这是我那时候受到的教育。

1942年以前，日本鬼子来是流动性的，不是常驻的。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就跑到地里去。后来日本鬼子到我们村周围挖大沟，拉网式搜索，还建了个岗楼，让我们不好跟共产党游击队联系。我们就在大沟斜坡上挖几个洞，到了晚上吹个暗号，给咱们八路军送干粮、通信。

日本鬼子挡不住老百姓跟八路军的联系、供应。你知道地道战怎么发明的？干部们一开始跑到外边，到地里藏起来，后来觉得太麻烦了，就在村子里挖地道，敌人来了地道里边可以藏，也可以跑。还有，日本鬼子在街上走，村与村、户与户之间就打通暗道，我们在地道里跑。躲日本鬼子要有经验，他们如果从这边来，你就不要从这边跑，他们要是从西边往东边去，你就要往南边、往北边跑。

有一个老爷爷，日本鬼子让他到岗楼上做饭。老爷爷听到他们说，第二天要让村里赶上车往县城送粮食。他回来就告诉了我们那儿的地下党，地下党联系了游击队，在公路上，半路送粮食的时候把日本鬼子劫了，俘虏了，把粮食也找回来，打了个胜仗。

日本鬼子要报复，抓了13个青年，让他们交代谁是八路军。结果大家互相掩护，没有一个交代的。到了傍晚，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就举起机关枪打这13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装死、不动，一个夜里跑出来，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另一个至今还在我们村生活，成了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见证人。

我们吹歌会也为革命，为打日本鬼子作了贡献，我们经常利用出去表演的机会瓦解敌人。后来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我们那儿的日本鬼子越来越少，他们都缩到定州去了，我们那儿成了解放区。就像歌曲《解放区的天》所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进大学专业深造

我从小在吹歌会进行表演。我们那里的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改名“华北大学”），曾经从张家口搬到河北省南部的束鹿县，当时校长是成仿吾，他指导文艺工作者深入河北省各地，学习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我们村有两个班子，我们这个班子吹得最有名，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在百十里内吹得是最好的，曲目也丰富。

1946年冬天，有两个人到了我们村，一个叫张鲁，他是《白毛女》歌剧主题歌《北风吹》的曲作者，另一个叫刘行，也是一位曲作者，他们听到我们的演奏很高兴。到了1947年春天，他们回去给我们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的院长汇报，当时院长是沙可夫，副院长是艾青，系主任是周巍峙和李焕之。他们说，定县子位村的吹歌会可好了，能演奏很多曲目，很多小孩子也很有天赋，建议赶快请我们过来吹。这样，我们十几个同乡走着路就去了，吹了一个月。

我们在大李家庄搭了个台子，前半场是我们吹，吹了一个小时，有很多老百姓听。后半场是延安评剧院演出的《扈家庄》，是李和曾演的，北京的李和曾非常有名。演出后我们的教务长，叫钱俊瑞，后来担任过新中国的文化部副部长，他带了好多人来看望我们，觉得我们吹得太好了，还关心我们冷不冷、吃得好不好。我们那时刚从农村来，没感受过经过长征的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院长们这样的热情，对民族音乐这样的重视，我们觉得，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真好，这是我们对老革命干部发自内心的评价。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他们这里的生活，看到老师学生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后来他们把我和另外一个小孩留在这个学校学习。当时还想留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的大哥参军了，二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他家就剩下他这么一个“根子”，他就回老家了。这时系主任周巍峙派我和另外一个老同志去帮助他，叫他回学校。记得周巍峙很热情地对他的父母说，我们这里是解放区，不是打仗的地方，是后方，小孩子很有天分，吹得不错，但他需要培养文化，培养音乐演奏的能力，留下学习，是个难得的机会。千说万说，终于把他的父母说通了。这个同志后来一直非常感谢周巍峙。

革命文艺观的启蒙

我留在了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二班。当时，学校让我们每年回一趟家，不要忘记传统音乐、乡村音乐，要继续学习、继续提高。周巍峙教我们乐理、识简谱，他在一个门洞里边挂了块黑板，给我们介绍聂耳的《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还给我们介绍冼星海。冼星海很厉害，他到法国去学作曲，回来以后还学中国的传统音乐，了解中国的音乐风格，所以，西洋的作曲手法要学，中国的音律、风格也要学。周巍峙给我们讲得很充分，让我们了解革命前辈们是怎样把中国音乐跟西洋音乐贯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1948年9月，“华大”三部（文艺学院）领导与音乐科第二班师生合影（图源： 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1948年清明节的时候，李焕之带着手风琴，我们带着乐器，一起到革命烈士陵园去扫墓。我们走了九公里路，到了陵园，拔拔草填填土，还在那里奏乐。回来的路上，李焕之说，我们华北大学能够在束鹿县大李家庄、小李家庄站得住，是因为我们的解放军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后方的条件，是战士们以牺牲的代价，让我们有了今天，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要不怕死、不怕累、不怕艰苦，要树立这样的革命人生观、艺术观。

而且，艺术不单是吹吹打打的，我们要用我们的艺术，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服务。毛主席讲，我们要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是拿武器的、打仗的，还有一支是文化军队，我们要用我们的文艺形式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有一次，我们到正定附近、石家庄郊区给解放军演出。我们在广场上搭上幕布，挂上汽灯，以备晚上演出。好家伙，我们叮咣叮咣地演出，汽灯也比较明显，就暴露了。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袭击，把汽灯打坏了，幕布上打了几个眼，我们跑得快，没受伤。解放军送给我们两袋信纸、三支铅笔，说是战利品，希望我们多写多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节目。

参与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1949年6月，我还在华北大学文工团，那时在筹建中国青年文工团，准备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团长是李伯钊，周巍峙、李焕之、马可等也都在团里。文工团有来自华北的，有解放军的，有其他文艺团体的，还是以华大文工团为主体，我们在北京集合排练。北京要举办全国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要在西单那边组织一场文艺晚会，让我和王小寿出节目，我们吹了老家的《放驴》，曲子非常活泼，当时指挥的严良堃告诉我们说，你们吹得真热闹，毛主席听到了很高兴。

出国之前，我们到中南海去，想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当天要开政治局会议，李伯钊说要很晚才能见到他，要到夜里11点。不管几点，我们都要等着见毛主席。到了11点，我们到礼堂来，先是总理出来，然后是毛主席。我敬了个礼，介绍自己，毛主席说，他听见过我吹《放驴》。毛主席的手很大，他对我们很热情，我感到非常荣幸，《放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0月1日，我们回到北京，下午3点，我们登上了天安门左边的观礼台，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要时刻。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承担了很多次国际国内的艺术表演和文化交流任务。除了刚才说的匈牙利，还到过奥地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印度等多个国家地区，又在国内参加全国汇演，随文化部组织的团到中南地区，到湖南收集优秀的民间歌舞、音乐。1952年年底，中央歌舞团成立，我留在了中央歌舞团的民族管弦乐队，做笛子首席。

1956年，王铁锤随中国代表团赴印度演出，与当地笛⼦演奏家相互交流切磋技艺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56年夏天访问南美。这次的团长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69年改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他是文学家、翻译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那时，我们和南美还没有建交，周总理对演出的节目亲自审查。当时团里有国家京剧院的李少春、叶盛章，有演《三岔口》的张云溪、张世桐、张春华，有演《霸王别姬》的杜近芳、袁世海，等等，国家京剧院的名人都集中在这儿。舞蹈、音乐都是我们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有《荷花舞》《采茶扑蝶》《红绸舞》，还有民乐合奏，比如民间乐曲《小磨房》《瑶族舞曲》。团里还有两位歌唱家，一个是男中音魏启贤，另一个是刘淑芳。

周总理嘱咐道，我们是文化先行，以艺交友，互相沟通，增强友谊，要注意安全。我们团顺利地飞到智利，头天晚上的欢迎宴会，智利的总统出席了。第二天9点开始演出，观众很热情，演出结束我们就回到旅馆，很注意安全。因为国民党老想搞破坏，他们有特务，有炸弹，还搞策反。我们这个队伍组织很严密，有安全保卫措施，我们上街和回来都在一块，保持行动一致，严格落实周总理的指示。

到了巴西，巴西人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文艺演出，见到中国人也很热情。团里有个人过生日，巴西人给送来了蛋糕，还知道我们中国人要吃辣的，给拿来一瓶子泡椒。

我们演出期间，国民党又来捣乱，在我们住的旅馆开招待会，热闹得不得了，向我们示威。回国路上，国民党也追着我们搞破坏，在飞机上装定时炸弹。我们团是分批走的，后走的同志们的飞机被国民党装了定时炸弹，起飞几分钟后，在瑞士和德国的边境爆炸了，烈性炸弹是很残忍的，我们团有10个人遇难。我们从瑞士那边把骨灰领回来，有一位翻译叫俞良，我跟他关系非常好，就抱着他的骨灰一路回来。在八宝山有“中国访南美艺术团遇难同志之墓”，纪念着1956年我们中国艺术团遇难的10位文艺工作者。

中央民族乐团培养了我

1960年，在中央歌舞团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成立了。我也被调入乐团工作。我们团有两个队，一个是民族管弦乐队，一个是民歌合唱队，乐团的任务是继承发展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要创作时代的歌曲、乐曲，还要开展国际的文化交流。我在这里的经历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中央民族乐团培养了我，这样一个专业的好平台给了我更大的空间和视野，让我能把所学继续回馈国家、回馈人民。

1979年，王铁锤赠给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笛⼦

乐团鼓励我们每年下乡采风学习。我首先到了菏泽地区，任务是学习民间笛子曲，回来创作新乐曲。我到了菏泽郊区，一个农民老乡在那里推着水车劳动种菜，他跟我讲，这里过去经常黄河泛滥，有一户人家的老奶奶为了小孙女求生，把她放在大笸箩里，弄上蚊帐，让她顺水漂走，可是一下被解放军救上来了，培养长大之后当了干部，她回来找奶奶，找了很长时间真找到了。现在三门峡水库修了以后，河水不泛滥了，人民过上了好的生活。我本来是想创作一首《菜园里边讲故事》，我们团长李焕之说，就叫《黄河边的故事》吧。那么，怎么样能使听众感受到跟黄河沾边儿的东西？我就用了河南梆子。这个曲子很有民族音乐的特点，前边表现黄河泛滥，中间是黄河边上老人的叙事，后边是欢快的、跳跃的，象征人民新的幸福生活、欢乐的生活。我还有根据河北民歌改编的笛子曲《荷花赞》，也是下乡采风得到的创作灵感。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举办了国际艺术节，20多个国家的艺术团在奥运会开幕之前进行演出，我们民族乐团去了18个演员。我们出发前，先在人民大会堂选了演出的节目，钟磬鼓乐都有，我是吹箫，还有吹埙的、弹古琴的、弹古筝的、敲编钟的，人民大会堂的音乐效果可好了。

我们带去的节目有传统乐曲《将军令》《春江花月夜》，有巴乌独奏《渔歌》。在美国演出之后，奥运会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你们中国在体育上得了15块金牌，钟乐也能得一块金牌，一共16块金牌。我们的民乐得到了一块金牌。

这些年，我经常想起我们的老团长李焕之。当我们唱起《社会主义好》，会想起李焕之，春节时候，当我们听到热闹的《春节序曲》，也一定会想到李焕之。记得1995年，他在北京举办作品音乐会，邀请我去听。他是我们的首任团长，又曾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而我是个小字辈，他却那么热情。

他还亲自为我的笛子曲集作序，为我题字“竹笛生辉，源远流长”，经常指导我的工作，支持我、培养我。从我到华北大学学习，到在民族乐团工作，这位老领导使我一辈子得益，我非常感谢他，也深切地想念他，我写过文章《深切怀念音乐家李焕之》，表达我对他由衷的怀念。

最后，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口述史录制活动，能把老艺术家们的经历和艺术财富，通过录音、录像方式保留下来，让我这个84岁的老演奏者深深感动，备受鼓舞。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