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晋,这个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王朝,在历史长河中如昙花一现。初期,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推行占田制,使得农民依法占有一定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同时,他还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使得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呈现出短暂繁荣的 “
西晋,这个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王朝,在历史长河中如昙花一现。初期,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推行占田制,使得农民依法占有一定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同时,他还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使得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呈现出短暂繁荣的 “太康之治” 景象 。当时,百姓生活安稳,商业活动逐渐复苏,城市中一片繁华,人口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
然而,这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奢靡之风盛行。晋武帝去世后,晋惠帝司马衷智力低下,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皇后贾南风趁机专权,她手段狠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挑起皇室内部的矛盾,这一行为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八王之乱从公元 291 年持续到 306 年,整整 16 年的时间里,司马家族的八个主要藩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战争初期,各方势力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频繁交战,百姓们被迫卷入战火,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亲人。随着战争的升级,战场逐渐扩大到黄河流域,大片农田遭到破坏,农业生产陷入停滞。为了支持战争,统治者不断加重赋税,百姓们苦不堪言,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原本繁华的城市变得破败不堪,商业活动也被迫中断,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在八王之乱的同时,西晋还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灾害频繁发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据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 年)十二月爆发瘟疫,“洛阳死者太半”;晋怀帝永嘉四年(310 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六州 “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 。这些灾害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百姓们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威胁,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在八王之乱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关中地区成为了重灾区。元康七年(297 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超乎想象,持续的干旱使得土地干裂,庄稼无法生长,几乎颗粒无收。据史料记载,当时 “米斛万钱”,粮食价格飞涨,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为了寻找食物,人们不得不四处奔波,许多人甚至不得不以草根、树皮为食。
除了饥荒,疫病也在关中地区横行。由于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人们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一旦爆发,便迅速蔓延开来。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有效控制疫病的传播,许多人在饥荒和疫病的双重折磨下失去了生命。
在这种绝境下,百姓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前往其他地区寻找食物和生存的机会,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潮。这些流民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等。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一路上风餐露宿,面临着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据记载,当时秦、雍六郡的汉、氐、羌、賨等各族民众 10 余万人经汉川流入巴蜀地区就食 。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许多人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在逃亡的过程中,流民们还面临着官府的刁难和歧视,生活十分艰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揣着生存的希望,不断前行。
在关中饥荒引发的流民潮中,李特兄弟的故事格外引人注目。李特是巴氐族人,原本居住在巴西宕渠 ,其家族在当地颇具影响力。东汉末年,他们迁徙到汉中,曹操攻占汉中后,又被迁至略阳。在略阳,李特兄弟凭借着自己的侠义心肠和领导才能,在当地百姓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当关中饥荒爆发时,李特兄弟也被迫加入了流民的队伍。他们带领着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万余流民,踏上了前往蜀地的求生之路。一路上,李特兄弟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残。他们常常将自己的食物和水分给那些饥饿和生病的人,对流民关怀备至,因此赢得了流民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流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蜀地。蜀地相对安定,土地肥沃,粮食充足,为流民们提供了暂时的生存希望。他们分散在蜀地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做佃户维持生计 。然而,好景不长,益州刺史罗尚却下达了一道残酷的命令,要求流民限期返回关中。这道命令让流民们陷入了绝望,他们深知关中地区仍在遭受饥荒和战乱,回去无疑是死路一条。
李特得知罗尚的命令后,挺身而出,多次向罗尚请求放宽流民遣返的期限。他言辞恳切,陈述流民们的困境,但罗尚却不为所动。李特的请求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引起了罗尚的猜忌和敌意。罗尚认为李特在流民中威望过高,可能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开始暗中谋划对付李特。
李特意识到与罗尚的谈判已无可能,决定采取行动。他在绵竹设立大营,收容流民,短短时间内,就聚集了两万多流民。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 。李特深知罗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开始积极筹备防御。他派使者阎彧去见罗尚,再次请求缓期遣送流民,同时观察罗尚的动向。阎彧见到罗尚时,发现他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意识到罗尚不怀好意。他回来后,将情况告诉李特,并提醒他要防备罗尚的偷袭。
李特立即将流民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发放武器,布置防御阵势。果不其然,罗尚派部将带了三万步兵、骑兵,趁夜偷袭绵竹大营。李特早已料到罗尚会有此一举,他故意镇静自若地躺在大营里,迷惑晋军。晋军进入营地后,李特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流民们手拿长矛大刀,从四面八方杀出。流民们怀着对晋朝统治者的满腔愤怒,以一当十,勇猛无比。晋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纷纷丢盔弃甲,四散逃窜。这场战斗中,流民们大获全胜,斩杀了两三个晋将,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流民们的士气,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看到了反抗的希望。流民们纷纷请求李特替他们作主,领导他们抗击官府。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商议后,被推举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其他流民首领也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军威大振。随后,李特率领流民军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太守。李特进入广汉后,效仿汉高祖刘邦,宣布约法三章,打开官府粮仓,救济当地贫苦百姓,赢得了蜀地百姓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李特率领流民军继续向成都进军,罗尚节节败退,只能据守成都太城。李特率军包围了成都,多次发起进攻,但由于太城防守坚固,一时难以攻克。此时,李特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军粮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特决定将流民分散到诸坞堡就食 。然而,他没有料到,这些坞堡的主人大多是当地的豪强,他们表面上归附李特,实际上心怀叵测。
朝廷得知李特起义后,派荆州刺史宗岱和建平太守孙阜率领三万水军前来镇压。诸坞堡的主人看到朝廷大军到来,纷纷动摇,与罗尚秘密勾结。罗尚趁机与他们合兵,偷袭李特的大营。李特猝不及防,寡不敌众,最终战败牺牲。李特的牺牲让流民军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倒。李特的弟弟李流、儿子李荡和李雄等人,带领着流民军继续战斗。
李流在李特战死后,接过了领导权。他率领流民军与晋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由于兵力悬殊,流民军逐渐陷入困境。此时,李流的妹夫李含等人劝李流投降,但李特的儿子李雄坚决反对。他认为,投降只会任人宰割,只有继续战斗,才有生存的希望。李雄的坚定态度感染了其他流民军将领,他们决定听从李雄的指挥,与晋军决一死战。
李雄率领流民军与孙阜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战,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经过一番苦战,流民军终于大败孙阜的军队,取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这场胜利扭转了战局,让流民军重新掌握了主动权。李流看到李雄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认为他是带领流民军走向胜利的合适人选,于是将权力交给了李雄 。
李雄掌握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整顿军队,加强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还积极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李雄的努力下,流民军的势力不断壮大。太安二年(303 年)十二月,李雄率军急攻成都,罗尚潜逃,余军投降,流民军终于占领了成都 。
永兴元年(304 年)十月,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了晋朝的制度,颁布了新法七章,治理蜀地。光熙元年(306 年)六月,李雄正式称帝,改元晏平,国号 “大成” 。成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李特等人领导的流民起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成汉政权在李雄的统治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如减轻赋税、发展农业、兴办教育等,使得蜀地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相对安定。
在李特起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爆发了一场震撼一时的流民起义 —— 张昌起义 。太安二年(303 年),西晋朝廷为了镇压李特起义,在荆州地区紧急征兵,下达了 “壬午诏书” ,强征荆州武勇前往益州作战。这一举措引起了荆州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困苦,不愿背井离乡去参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而且,当时社会上流传着 “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的谣言,使得百姓们更加不愿应征。
张昌,义阳蛮人,曾任平氏县县吏,他武力过人,平时喜好谈论攻战谋略 。看到荆州民众对征兵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张昌认为时机已到。他聚集了几千人,在安陆石岩山招兵买马,各方流民和逃避戍守劳役的人纷纷前来投靠,队伍迅速壮大。张昌见时机成熟,于是果断举兵反晋,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就此拉开帷幕。
张昌起义后,迅速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首先攻克了江夏郡,大败前来镇压的司马歆派来的大军 。为了增强起义军的号召力,张昌拥立原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将其改名为刘尼,冒充汉朝后代,自己则自封为相国,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他的兄弟也都被封为大将军,各自领兵,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军事集团。
张昌起义军头戴绛色巾,上插羽毛,作战时勇猛无畏,士气高昂。他们分兵四出,攻城略地,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一路由黄林率领两万人向豫州进发,继而东下,破武昌,斩太守;一路由张昌亲率大军西攻宛城,败豫州刺史军,并于樊城一战斩杀司马歆,直逼襄阳;一路别帅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临淮人封云起兵响应,占领徐州;一路陈贞等南破长沙、湘东、零陵、武陵诸郡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张昌起义军就攻克了江夏、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等郡,晋平南将军、镇南大将军和南阳、武昌等五郡太守相继被斩 。他们的势力迅速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对西晋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然而,张昌起义军虽然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他们的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张昌起义军大多是流民和逃避戍役的丁壮,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战斗力并不稳定。而且,张昌在占领地区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而是大肆掠夺百姓,导致民心渐失。他任命的官员大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只会欺压百姓,使得起义军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西晋朝廷对张昌起义十分重视,迅速调集大军进行围剿。荆州刺史刘弘调集大军围攻张昌,他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率军与张昌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陶侃足智多谋,指挥有方,他率领晋军多次击败张昌起义军,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晋军的围剿下,张昌起义军逐渐陷入困境,开始节节败退。
太安二年(303 年)七月,张昌起义军在与陶侃率领的晋军作战中,遭到了惨败,起义军死伤惨重 。张昌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逃窜,但最终还是在次年八月被晋军擒获并斩杀,他的同党也被诛灭三族,张昌起义宣告失败。
虽然张昌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给西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场起义不仅削弱了西晋王朝在南方的统治力量,也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张昌起义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被后人所铭记。
李特、张昌领导的流民起义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它们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格局来看,这些流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进程。李特起义建立的成汉政权,在蜀地割据一方,使得西晋失去了对蜀地的控制,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基础。张昌起义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严重动摇了西晋在南方的统治秩序。这些起义让西晋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镇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崩溃。
从社会层面而言,流民起义深刻地反映了西晋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复杂。这些起义是流民们对西晋王朝残酷统治和压迫的强烈反抗,他们为了生存而奋起抗争,表达了底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力量,也促使后来的统治者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统治政策,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说,李特、张昌流民起义涉及到多个民族,如李特所属的巴氐族,张昌所属的义阳蛮人等。在起义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流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西晋王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在战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协作,打破了民族之间的界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
李特、张昌流民起义是西晋末年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西晋王朝的腐朽与衰落,也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人民反抗的怒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