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经数个时辰的漫长行刑，男人血已流尽，哀嚎声逐渐衰竭，只有剧烈的疼痛仍在刺激神经中枢，引发身体不时本能地颤抖，而呼吸时急促的气流，通过完全破裂的胸腔，在心肺之间发出阵阵类似鸣叫般的异响。

整整3543刀！

冰冷的刃尖在肌理间旋转翻飞，将一具完整的躯体，寸寸脔割成血肉模糊的骨架。

历经数个时辰的漫长行刑，男人血已流尽，哀嚎声逐渐衰竭，只有剧烈的疼痛仍在刺激神经中枢，引发身体不时本能地颤抖，而呼吸时急促的气流，通过完全破裂的胸腔，在心肺之间发出阵阵类似鸣叫般的异响。

汗臭、污渍、浓烈的血腥气和桂花香，在午后灼热的阳光照射下，混合成一股令人作呕又驱之不散的味道。

而刑台之下，愤怒的京师百姓，开始疯狂争抢受刑者的皮肉、内脏，得之便当即和着烧酒生啖，咀嚼时鲜红的液体从唇边溢出，咬牙切齿的唾骂却未停歇。

至于那些被拆解抛弃的骨骼，还要遭刀斧剁成碎渣，然后践踏在泥浆尘土之中。

这一帧帧惨不忍睹的画面，定格成为抗金名将留在历史中的最后影像——明崇祯三年（1630）八月，蓟辽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治以九大重罪，凌迟于北京西市！

此时，大明江山已摇摇欲坠，内忧外患之际，崇祯皇帝为何要对股肱重臣痛下杀手？被誉为“明末最后长城”的袁崇焕，又为何最终落得个千刀万剐的凄凉下场？

而袁崇焕惨遭寸磔的背后，究竟是遭人构陷还是性格使然？是派系争斗亦或误解累积？走进明末历史，让我们一起探究袁崇焕之死的背后真相。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骤崩于乾清宫，因其膝下无子，年仅十七岁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奉遗诏继位。

崇祯帝登基伊始，便将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重任，交给了曾取得宁远、宁锦大捷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

崇祯元年（1628）四月，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及蓟辽督师，同年七月，朱由检召其入京问策，在询及辽东何时平定时，新任蓟辽督师竟不假思索地表示“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

新君朱由检踌躇满志，迫切希望扭转关外颓势，而袁崇焕的承诺无形中契合了其急于求成的心理，自然令大明天子龙颜大悦。

然而中途休息期间，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之方略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聊慰上意耳”。

殿前问策，事关重大，而袁崇焕身为边帅，却以安慰皇帝为由在御前信口开河，许誉卿闻言当即厉色责问道：“上英明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袁督师这才意识到轻率失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随即向崇祯提出“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的诸般条件，然而皇帝对复辽大业抱有热切的期望，不仅对其在钱粮、兵械、人事等方面的要求一一应允，还责成吏、兵、工、户四部尚书全力协助配合袁崇焕作战。

同时赐下尚方宝剑，准袁崇焕在辽东便宜行事，敦促其“早平夷酋，以纾四海苍生之困”，并郑重表示待复辽之日，将“不吝封侯之赏”。

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也调动了大明王朝所有的人力、物力来支持辽东战事。

然而即便如此，根据当时的对战形势，“五年平辽”也很难具备实现的可能。

自萨尔浒惨败后，辽东局势在持续恶化，明军丧失对后金的有效压制而被迫转为全面防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能保住辽东基本盘已属不易，实现战略反攻是难上加难，更遑论五年之内全面收复。

“五年平辽”的壮阔愿景，也许是袁崇焕对抗现实困局的一场豪赌，但军国大事绝非儿戏，辽东战场更关乎明朝的生死存亡，既然在天子面前夸下了海口，那么一旦承诺不能兑现，必将受到严重反噬。

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五年平辽”的高调表态，虽然在当时给了崇祯皇帝莫大的信心，却也为袁崇焕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袁崇焕赴任辽东后，便开始着手解决往年的军队欠饷问题，并积极整顿关宁军务，然而诸多举措初见成效之际，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斩帅”事件。

袁崇焕督师蓟辽，整合防区之内的所有军事力量是其当务之急，但处于敌占区后方的东江镇，情况却有些复杂。

天启二年，毛文龙被熹宗授以平辽总兵官署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之职，开始依托东江镇，进行对后金的袭扰和游击作战。

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具有极强的战略牵制作用，尤其是东家镇下辖的“皮岛”，虽是孤悬海外的飞地，却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完全封锁住了女真人的出海口。

明廷对这块“敌后根据地”相当重视，但毛文龙长期雄踞一方，性格难免桀骜而不受约束，加之屡屡虚报战功、冒领军饷的行为，更使其在朝中饱受诟病。

崇祯二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亲自登岛拜会毛文龙，并就粮饷、兵马等问题与之展开接洽，但两人的会谈并不愉快，这其中既有军事策略上的巨大分歧，又存在权力划分上的诸多矛盾——袁崇焕要将东江镇归入辖区统一指挥，然而当惯了割据军阀的毛文龙又怎么可能言听计从？

当月五日，经反复沟通无果之后，袁崇焕突然拘执毛文龙，并定下十二条罪状，在未请示朝廷的情况下，动用天子御赐之尚方宝剑，将其斩杀于双岛。

毛文龙性格嚣张，手握重兵不服管制，长此以往终究是个隐患，而且其虚增十余万人冒领军饷，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明朝财政更加困难，进而也会影响到了整个辽东的恢复大局。

但其被处决后后，皮岛便迅速落入后金手中，而卧榻之侧再无牵制的女真人，由此得以专心致志地对明朝发起进攻。

所以关于毛文龙之死究竟是自毁长城还是其死有余辜，在后世一直存在争议，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袁崇焕本身并不具备审判、处决毛文龙的资格。

从官阶品轶来看，袁崇焕是正二品的蓟辽督师，而毛文龙是正一品的左军都督，二人并没有从属关系。

从管辖范围来看，袁崇焕虽然负责整个辽东军务，但毛文龙身为平辽总兵官，这个职务直接对朝廷负责，根本不受蓟辽督师节制。

而且明朝律法有明确规定：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哪怕毛文龙罪该万死且证据确凿，袁崇焕也没有对其先斩后奏的权利。

擅杀毛文龙，从轻来说，是滥用职权，以下犯上，从重而言，是对天子威权的蔑视和侵犯。

而袁崇焕在激情杀人之后，也自知鲁莽惹下祸端，因此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并对擅杀毛文龙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臣洞悉其狼子野心，知其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等候皇上处分，然擒拿之时其部下必定哄然作乱，事情将有不测，惟有以迅雷不及掩之法将诛杀。”

而为了进一步减轻罪责，袁崇焕又在奏折中表示：“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暗指在其赴辽前，已就诛毛一事，与内阁次辅钱龙锡有过商议。

殊不知仅此一句，便将单纯的军事纠纷引向了敏感的政治话题——边帅与阁臣私相授受，历来是官场大忌，而两年后袁崇焕受审之际，其与钱龙锡的关系又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最终造成袁与东林党人“内外勾结”、“结党误国”的指控。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先回到毛文龙事件的处理结果。

此时正值对后金作战的关键时期，关外大局又仰仗于袁崇焕一人，因此崇祯接到奏报之后，也只能顺水推舟的表示，毛文龙不受节制，骄横跋扈，言下之意其是罪有应得。

同时皇帝还颇为大度地宽慰袁崇焕，在处理毛文龙的过程中，思虑周全、当机立断，不必引以为罪。

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不过是朱由检的权宜之计而并非肺腑之言，从袁崇焕日后被定下“擅杀边帅”的罪名来看，大明天子对于袁崇焕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心存芥蒂，只是迫于形势而选择了暂时隐忍。

崇祯二年十月，即毛文龙被处死仅仅四个月之后，皇太极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古南下，在突破喜峰口长城后，率领女真主力直扑北京。

消息传入京师，举城哗然，但无论官员百姓，第一反应并非感慨后金的强大，而是陷入了对守边大吏袁崇焕的深度怀疑、责难与愤恨之中。

“五年平辽”的承诺言犹在耳，结果非但关外未竟寸土之功，女真人还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作为帝国抵御后金的最高军事统帅，袁崇焕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

而如果不是其擅杀毛文龙，皇太极又怎么会毫无顾忌地举倾国之兵来犯？

舆论的持续发酵对袁崇焕极为不利，而其随后的种种行为，又进一步加深了朝野上下的猜忌和误解。

十一月初四，惊闻女真入寇，袁崇焕立刻率两万关宁铁骑回援，崇祯随即也任命其为各路勤王兵马的总指挥，可以看出，直到此时皇帝对袁督师的信任并未产生动摇。

然而在回援过程中，可能是意识到兵力处于劣势，与后金军队在野外硬拼并无取胜把握，袁崇焕并没有强行阻敌，而是一路尾随女真骑兵，直至北京城下。

十一月下旬，袁崇焕领兵于广渠门、左安门痛击来犯之敌，后金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支劲旅被相继击溃，而皇太极眼见攻城不利，便开始四处散播袁崇焕勾结后金、意图谋反的消息。

谣言甚嚣尘上，整个社会对袁崇焕怨谤纷起，抗金英雄曾经忠君爱国的高大形象就此轰然坍塌。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袁崇焕却以“连日血战，士卒疲惫”为由，上书崇祯请求率兵进入京师修整。

明朝惯例边军不得入城，何况值此外敌入侵、兵荒马乱之时，提出这种极为敏感的请求，势必会加深崇祯心中“欲趁乱图谋不轨”的印象。

再结合其沿途观望不前的表现，一直对袁崇焕有求必应且深信不疑的皇帝，这次断然拒绝了其率军入城的请求。

以“坚请入城”为时间节点，崇祯皇帝的信任防线至此被彻底击穿，而这场发生在1630年，被后世称为“己巳之变”的历史事件，也最终成为袁崇焕由神台跌至深渊的重大转折。

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因屡战不利准备移营北返。与此同时，崇祯也以议饷为由，召袁崇焕入城觐见。

君臣相见，朱由检直截了当地质问其擅杀毛文龙以及顿兵不前之事，而事发突然，袁崇焕顿时如遭雷击，一时之间因恐惧而忘记自我辩解，只是跪地反复念道：“是诚臣罪，是皆臣做出来的罪，臣甘领受”。

要知道，崇祯曾经将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统统系于袁崇焕一人，然而伴随着后金兵临城下，“五年平辽”之言成为莫大的讽刺，此刻大明天子那无法抑制的怒火，也全都发泄在了袁督师的身上。

见袁崇焕伏地认罪，皇帝当即命锦衣卫将其拘拿，并下入诏狱。

当日傍晚，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回城外军营，关宁将士闻讯放声痛哭，其心腹爱将祖大寿更是因此而愤愤不平，公然扬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并于四天之后，率一万五千关宁军毅然东奔。

十二月十一日，大军行至山海关，新任蓟辽督师孙承宗携皇帝圣旨前来劝说其返回北京，但祖大寿不为所动，继续出关奔向锦州本营。

直到狱中的袁崇焕以亲笔书信召之，并叮嘱其尽快“勤王赎罪”，祖大寿这才回心转意，重新挥师返旆京城。

可见即使突遭变故身陷囹圄，袁崇焕仍不愿看到部下因为其鸣冤而与朝廷分庭抗礼，但祖大寿的去而复返，却无形中成为了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

辽东铁骑是大明拿府库钱粮供养的国家正规武装，不是袁崇焕的部曲私军——因为主帅下狱，祖大寿便敢公然带兵哗变，而且对皇帝的命令置若罔闻，非要等袁崇焕发话，关宁将士才回心转意，这样的结果在任何君王眼中，都是不被原谅、无法接受的。

如果此前崇祯还有网开一面的想法，那么此刻，大明天子才是真正对袁崇焕动了杀心。

与此同时，温体仁、周延儒等官员开始利用北京被围的恐慌煽动舆论，将袁崇焕回援时保存实力的战术选择，刻意曲解为“通敌纵敌”。

又牵扯出内阁辅臣钱龙锡（东林党人）曾支持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并与后金谈判，进而污蔑二人内外勾结、通敌卖国。

袁崇焕个人言行的不当之处，被政敌不断污化放大，又成为别有用心者攻击东林党的把柄和工具，在党派之争的巨大漩涡中，敢为其发声鸣冤者寥寥无几，而身陷囹圄的前蓟辽督师，也注定将在劫难逃。

对袁崇焕的审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崇祯三年八月，刑部议定“托付不效、擅杀边帅、纵敌长驱、坚请入城”等九项重罪，崇祯最终下旨——依律磔之！

而在通敌叛国的极端指控下，曾经独撑辽东的抗金英雄，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绑缚西市刑场，身受千刀万剐的凌迟之刑，在此过程中，数万怀着愤恨围观的京城百姓“以钱争买其肉……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

回头再来复盘袁崇焕人生的最后三年，从其走入建极殿并夸下海口的那一刻起，悲剧就早已注定。

但切勿用“忠奸”框架简化复杂的历史问题，这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并无益于我们厘清袁崇焕之死的背后真相。

‌袁崇焕的悲惨遭遇，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这其中既涉及其个人过失，也有崇祯帝急功近利、刚愎多疑的原因，而后金的离间之计、明廷的朋党之争，也都在关键时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解读，狂言欺君、擅杀大将确属死罪；但对于其通敌卖国的指控，缺乏真凭实据，多是主观臆断或者捕风捉影的猜测。

无法想象，一个在社稷危难之时愿意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孤臣，一个刀斧加身之际还在吟诵“忠魂依旧守辽东”的将领，会做出勾结外敌、背叛国家的勾当，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而且从现实影响来看，在袁崇焕千里回援、痛击敌寇的情况下，将其仓促下狱，罗织罪名将其污蔑为乱臣贼子，最后动用极刑诛杀名将，这样的做法，不仅使边关将士寒心，更是自毁长城，加速明朝的崩溃。

袁崇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英雄，但留其一命，准予戴罪立功，也许是内忧外患之际，大明王朝更好的选择。

毕竟他是当时在辽东唯一可以和后金抗衡的将领，其后的继任者如孙承宗、洪承畴等都难堪大任，这在无怪乎《明史》会做出“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论断。

所以，在中原王朝江河日下、后金政权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之下，纠结于其是否该杀，还不如讨论失去袁崇焕后，明朝能否续命这样的问题，而自毁长城的历史教训，也远比单纯去评判个人生死，更有深意和实际价值。

来源：雪滿長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