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作家长期走红，获得批评界、研究界的高度肯定；一些作家始终不红不黑、不温不火，固然没有受到多少否定，但也一直少有人赞美；一些作家勤勤恳恳地写了十年、二十年，著作已经等身，却总是默默无闻，用通俗的话说，总是不能“成名”。——这是文学界的基本面貌。

一些作家长期走红，获得批评界、研究界的高度肯定；一些作家始终不红不黑、不温不火，固然没有受到多少否定，但也一直少有人赞美；一些作家勤勤恳恳地写了十年、二十年，著作已经等身，却总是默默无闻，用通俗的话说，总是不能“成名”。——这是文学界的基本面貌。

一个作家的红与黑、热与冷，与文学批评界对他的态度当然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偶尔也写点批评文章的人，我深知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普遍在内心里对批评界是蔑视的。文学批评家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不懂文学却偏要吃文学饭的家伙。他们不懂创作的甘苦，不懂文学的奥秘，不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他们的褒与贬、捧与骂，都往往不着边际；他们永远是不懂打仗但以纸上谈兵为业，他们永远以太监之身而大谈床笫之事……

但是，很少有作家公开表露对批评家的蔑视。批评家对于他们是重要的。批评家的否定、贬低，对他们的名利可能造成损害；批评家的无视、漠视；同样能够让他们处于寂寞的境地，让他们总在文坛边缘攀援却总也抵达不了中心。既然批评家对他们如此重要，当然以不得罪为宜。但是，偶尔也会有作家公开表示对批评家的鄙薄，宣称从不以批评家的评价为意。这样的作家，是两类人。一类是已经被批评家吹捧到了可以不拿批评家当回事的人，一类是多年苦苦努力却终不获批评家认可以致怨恨难忍的人。

如果把批评家比作商品市场上的买方而把作家比作卖方，二者之间形成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那要依情形而定。一个作家，未成名时、未走红时，他与批评家之间的“市场”，绝对是一种买方市场。对于批评家这个买家来说，这样的作家很多，供大于求，他可以选择张三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选择李四作为关注目标。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在众多批评家的赞美下红得发紫，如果获了国内国际的大奖，这个时候，他与批评家之间“市场”，就可能变成卖方市场。红得发紫的作家总是很稀少。众多批评家的赞美让一个作家红得发紫。当这个作家红得发紫时，又会有更多的批评家热衷于赞美他。

对于批评家来说，他是凤毛麟角，供不应求，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不研究研究他、不在颂歌合唱团里占个位置，就不配称作批评家。对于他来说，批评家成了赶都赶不走的人，与“狗仔队”无异。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对批评家表示蔑视、表示鄙薄了。至于另一种不惮于公开责骂批评家的作家，内心有着太多的委屈。他认认真真地写了许多年，为了获得批评家的注意也作出过种种努力，但却始终没有得到批评界的重视，怨恨太多，发为公开责骂，这其实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一个作家受到批评界重视，被评说、被称颂、被吹捧，原因往往很微妙。文学性因素当然是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唯一因素。作品其实很平庸但却长期被批评界赞美，这样的情形并不十分罕见。作品其实很优秀，远比那些走红作家写得好，至少不比走红作家写得差，但却一直不太受重视，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难举。一些作家长期被高估，一些作家长期被低估，这是一种无法否认的现象。

作家与批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批评家都成了朋友，从而得到朋友们的重视、赞颂，这种情形姑且不论。批评界普遍歌颂一个作家，往往与批评界普遍信奉的某种观念有关。这种观念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非文学的。这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观念，一时间在批评界有许多人信奉，而某个作家的作品里，正好有了这种观念，或被认为有了这种观念，于是，批评家便趋之若鹜，便如获至宝；于是，各种美好的评语都集中到这个作家身上；于是，这个作家便变得十分重要。

不举例很难让人理解。不妨以王小波为例。王小波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大红大紫，与自由主义理念在那时的开始流行有直接关系。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些杂文、随笔，表达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伦理观念。其时，学术文化界有一些人正努力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王小波的出现，令他们欣喜异常，禁不住要送上热烈的赞美。过来人当还记得，最先出来激赏王小波的，并不是被称作文学批评家的那些人，而是本来研究别的学问者。当然他们是名人。他们以不吃文学饭的著名学者的身份肯定王小波，比靠文学吃饭的批评家的肯定更有说服力。后来，文学批评家们也行动起来。一眨眼间，王小波就被赞美成了“大师”，就获得了“思想家”的称号，就成了万人景仰的雕像。

在很大程度上，王小波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在王小波不幸逝世后，对他的歌颂达到高潮。当时，应南京一家报纸之约，我写了一篇《我看王小波》。那是一家小开版的报纸，一版只能发四千多字。约稿的编辑说，字数控制在一版之内。我于是就只写了四千多字，未能对王小波的作品展开充分的分析。但王小波并非杰出作家的观点是明确表达了的。王小波的那些小说，在当代算不上一流，写得比他好的人并不很少。记得王蒙先生曾经说过，王小波的杂文、随笔比小说好。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但是，那些杂文、随笔，也没有好到可以让王小波成为“思想家”的程度。杂文、随笔写得比王小波好的人，在当代也不并难找。王小波的那些杂文、随笔，表达了那种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伦理观念。这些观念，是自由主义的常识。一个人，如何能够凭借宣传常识而成为“思想家”呢？——这些看法，在《我看王小波》一文中，都明确说了。文章发表后，互联网上一些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人，大为恼怒，有人写了长文驳斥，有人写了短文谩骂。

我认为王小波是一个被高估的作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认同他作品所表达的观念。王小波所表达的那些文化观念、伦理观念，我基本上是赞成的。但是，在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赞成一部作品，与在美学的意义上认可一部作品，并不是一回事。思想观念的正确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学价值的高超。一部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观念可以是正确的，同时在美学的意义上又可以是一般的，平庸的，甚至低劣的。

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一部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观念未必很正确，未必很“健康”，但并不意味着它在美学上也必然乏善可陈。这样说，并不是在主张“内容”与“形式”可以分离。文学作品的思想观念与美学价值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说起来煞费周章，这里也不多说，只想强调：这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王小波只是一个被高估的例子。被高估的作家当然不只王小波一人。因观念而被高估，只是被高估的一种情形，另一些作家，则可能因为别的原因而被高估。有人被高估，就可能有人被低估。有一些作家，长期处于不冷不热之境，长期在不红不黑之间不焦不躁地写着，作品的美学品格丝毫不逊于那种热得烫手、红得发紫的同行。这里的原因不只一种，也不在这里细究原因，只是想强调：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长期被低估的作家应该获得应有的评价。

“再解读”在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时，一定要以精细的文本分析为立论的基础。仍以王小波为例。要强调王小波的小说并非一流，就必须对其小说作出学理性的剖析；要强调王小波并非“思想家”，就要对其杂文、随笔的中的“思想”作出准确的鉴别。

“再解读”的对象也不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一些问题，也在重新评说之列。只是在重新评说这些现象、问题时，也要有可信的材料、严密的逻辑。

“再解读”可以做翻案文章，但不一定非做翻案文章不可。“再解读”可以是对既有评价的颠覆，也可以是对既有评价的补充。“再解读”的结果，未必是完全改变人们对某个作家、某个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是对既有看法的丰富和深化。

这期发表的三篇文章谈论的都是诗歌问题。傅元峰的文章对“朦胧诗”本身的美学品格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同彬的文章则对“朦胧诗论争”作了审视；李章斌对海子诗歌艺术风格提出了“新见”。作为栏目的主持人，我并不完全同意三篇文章的观点，但认为文章都能言之成理，能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发。

来源：为天地立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