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现代以来正常的文明国家中，法制是一条基本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下政府不能随意抓人，随意给人定罪。而近代的日本在这方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文明开化，制定宪法，在此之后甚至他们有过一段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当时日本上到内阁议会，下到民间社团，都
近现代以来正常的文明国家中，法制是一条基本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下政府不能随意抓人，随意给人定罪。而近代的日本在这方面走了个大大的弯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文明开化，制定宪法，在此之后甚至他们有过一段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当时日本上到内阁议会，下到民间社团，都还认可议会政治。
◇ 图为二战前日本政治结构示意图
◇ 图为电影《二二六兵变》中的“天诛国贼”场面
可到了昭和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内阁要面对下克上的天诛国贼，民间要面对打倒“非国民”，人人自危，整个日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最后所有人只能被绑定在注定毁灭的战车上驶向深渊。如此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10年左右发生的“大逆事件”。从名字看这事件非常吓人，而这件事从头到尾，实际上是日本政府一手策划的莫须有冤案。这当中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它对日本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影响？今天就来聊聊这段历史。
说到大逆事件，就不得不提当时世界上的无政府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日本的大背景，作为当时东亚最先进和欧美接轨最好的国家，这种从欧洲舶来的新思潮也迅速传入日本，一时间学校工厂，各种左翼组织遍地开花，这就引起了日本上层的警觉。毕竟这些欧洲兴起的左翼思潮在日俄战争中怎么折磨俄国的，日本上层可是亲眼所见。而且此时的日本上层也都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既得利益者，自然看不惯有底层想要分享权利的行为。
◇ 图为堺利彦（1871年1月15日—1933年1月23日）号枯川，日本社会主义者、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小说家、翻译家。别名贝冢涩六。1904年11月13日，堺利彦与幸德秋水一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该文根据英语版的译文重译，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日语译本。
1908年之前的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对此看不上归看不上，但对待日本左翼组织的态度相对宽容，这引起了另一个明治元老桂太郎的极端不满，他认为任凭这种思想蔓延下去，日本肯定会天下大乱，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对这些左翼组织重拳出击。当桂太郎继任首相之后，就开始准备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下手了。当时有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在东京街头举行欢迎出狱同志大会，会后他们还不尽兴，一边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一边打出标语抗议示威，紧接着就和前来维持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旋即被桂太郎政府镇压，这就是所谓的“赤旗事件”。
◇ 图为桂太郎（1848年1月4日—1913年10月10日），日本军人、政治人物，长州藩出身，陆军大将，后来曾三度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01年－1906年；1908年－1911年；1912年－1913年），明治维新元老之一，其导师为山县有朋
此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准备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有的人甚至准备“以天皇的血来唤起民众”，私下甚至制作炸弹随时干掉明治天皇。当然，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激进分子内部就有了严重分歧。有的激进分子拜访了日本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翻译者幸德秋水，希望他对此给出意见。幸德秋水认为天皇对全体日本国民来说事关重大，贸然行刺天皇的话，那么激进分子就名声彻底臭了，以后干什么都绝无可能，所以对行刺天皇的建议是坚决反对。不过就算幸德秋水反对，有的激进分子还是自顾自地去制造炸弹，搞来了原材料，还拿这些原料进行了爆炸试验。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也都在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所以制造炸弹的激进分子很快就被逮捕了。
◇ 图为幸徳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社会主义者。其老师为大名鼎鼎的中江兆民，在所谓大逆案中被捕，1911年被处决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也就是对制造炸弹的人进行调查审问就好了，但是桂太郎内阁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把所谓的赤色分子一网打尽。首先，制造炸弹的激进分子连真的炸弹都没制造出来，更别说拿这炸弹去刺杀天皇了，但是日本的审理法院在内阁授意下一口咬定这就是真炸弹，而且还就是用来行刺天皇的。
如此一来，这事情就严重了，按照明治宪法，这帮人造炸弹炸天皇属于大逆之罪，对这帮人的审理根本不用公开。而且一般的案件出于谨慎会进行三次审理，但大逆之罪只有一次审判，初审即终审。其次，日本政府有意识要把打击面扩大化，所以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牵连进来，有不少人根本都不认识做炸弹的激进分子，或者听闻有行刺的动机也坚决反对的，但这些根本不在内阁的考虑范围之内，谁让你们名气那么大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通通抓起了再说，于是短时间抓了二十多人，绝大部分都是日本最著名的激进主义分子。
◇ 图为幸徳大逆事件中被捕成员结局
1910年的6月，针对日本这帮左翼分子的审判过程正式开始了。关于制作炸弹的动机和是否真做成了炸弹，检方明显缺乏必要的证据，但是桂太郎内阁有志气，什么是法律啊，解释权在我这儿，我说的话就是法律，而法庭也很识趣，非常配合桂太郎内阁的意志。于是在法庭上本来用来当做证物的炸弹原材料给偷摸换成了真的炸弹。而且即使是包括制造炸弹的激进分子在内，有好几名被告都作证，说这幸德秋水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左翼人士根本就没有参与谋划，甚至还劝他们及时收手。
但日本法院一律不予采纳，而战后公布的日本法院审理报告里，白纸黑字写着这样的话，“估计像幸德这样的人不会和事件无关，虽然证据薄弱，但仍要将之逮捕。”这说白了就算你幸德秋水是无辜的，那也要往死了整你。就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审理，最终的审判结果公布，十七名被告犯下大逆之罪，判处死刑。在此案的判决公布之日，明治天皇还发布了特赦令，赦免了其中五名被告的死罪改为无期徒刑，以此彰显自己的宽宏大量，但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十二人自然不在特赦之列，两天之内就给全部绞死了。
◇ 图为森鸥外，关于此君的故事详见：“抗日奇侠”森鸥外：从天皇到皇军，尽数死于这个老西医？ | 循迹晓讲
日本政府如此自导自演的这么一出大逆审判，判决结果公布之日就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的知识分子，不论之前从医，从文，从理工者，但凡对近代司法制度稍有常识，都不难看出这就是桂太郎内阁钦定的铁案，所谓“内阁叫你三更死，哪敢留人到五更”。只不过当时的桂太郎政府还没有那么一手遮天，所以知识分子对此案的愤怒也得以抒发。比如日本著名军医同时也是文学家的森鸥外就假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所谓“既然你们认为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心求死，那么反而应该在监狱里给他们好吃好穿，让他们长命百岁。”而当时著名学者德富芦花因为思想见地不同，早就跟自己的哥哥，当时日本舆论领袖德富苏峰断绝了往来。在知道大逆事件的审理之后，他甚至向自己的哥哥低头，希望利用他和桂太郎政府相对亲密的关系和所谓“皇国吹鼓手”身份去救人，但是既然政府都钦定了，这些日本知识分子营救行动自然不了了之。况且这件案件的审理本就是桂太郎内阁的一盘大棋，哪容许这些见识短浅的知识分子说三道四？所以幸德秋水等人就算是没参与此案，也难逃被整死的结局。
◇ 图为德冨芦花（1868年12月8日—1927年9月18日）日本小说家，本名德富健次郎
◇ 图为德富苏峰（1863年3月14日—1957年11月2日）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报人，历史学家。曾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文学报国会、大日本国史会会长。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嫌犯
死刑执行之后，悲愤交加的德富芦花动身前往第一高等学校，做了一场题为“叛逆论”的演讲，直接批评桂太郎政府，并称这是国家对平民的谋杀，整个日本应该以此为耻辱，当然了，这德富芦花的呐喊在历史大势之下也没什么用。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左翼运动陷入低谷，大量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而在这些流亡海外的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后来所谓“大正的民主时代”，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不能掩饰内在的残酷环境。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任何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瓜葛的东西都会招致日本政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有一本科普读物叫《昆虫社会》，就因为书名中出现了“社会”两个字而遭到查禁。
◇ 图为幸德秋水之墓
说起来，被绞死的幸德秋水不仅是日本最早传播欧洲左翼思潮的学者之一，而且还亲手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左翼政党组织，因此他的死在当时的日本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他在安葬后也不得安生。日本政府在他的墓地周围装上了铁栏杆，并派人随时监视任何敢于靠近墓地凭吊的人。此后，日本更是通过了《治安维持法》，严惩“变更国体”的行为，并且“禁止以结社为目的的行为”。全面加强对全体国民的思想行为控制。而在这部法令的基础上，日本政府成立了所谓的“特别高等警察课”，也就是“特高课”，这个特务组织在日本权力极大，上下无孔不入，大肆活动，可以说想抓谁就抓谁。
◇ 图为1938年，内务省警视厅特别高等部检阅课
而随着日本愈发的军国主义化，这一趋势也愈发地严重，到了二战时期，日本人被洗脑的那么厉害，表面上根本听不到任何反对声音，这《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课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讽刺的是直到日本在1945年8月战败投降，这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不但没有废除，还因为“要维持战后的非常秩序”而继续存在了几个月，直到驻日盟军发布命令，这《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课才成为历史。
1947年，随着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幸德秋水墓前面的铁栏杆也终于给撤了下来，此后数十年，日本社会要求日本政府在国家层面给幸德秋水正式道歉，为“大逆事件”平反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在1967年日本最高法院也只是给了一个非常敷衍，近乎废话的解释，他说“此案是由战前的特殊案例引起的事件，无法与现行法制进行对照。而大逆罪既已废止，那么便无法进行再审。”这等于说是绝不要指望日本国家层面的道歉赔偿，但是战后如今，日本的结社自由和司法独立已经有了保障，再也不会有国家操纵司法构陷个人的事情了，这也算是日本战败之后给普通人带来的一个基本保障。
如今我们回看近代日本历史，他们从明治时期励精图治，学习西方，努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么一路走过来慢慢就变成了昭和男儿那种疯癫十足喊打喊杀的样子。这样的转变从何而起，学界和历史爱好者到现在还有争论，但这1910年的大逆事件却是一个实在的标志，它表明日本政府在明治末期就已经有意识地去侵犯人权，只要这个头开了，那么以后这样的政府干出什么样的恶行都不奇怪。
◇ 图为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埃米尔·马丁·尼莫拉（1892年1月14日—1984年3月6日）是德国著名神学家，信义宗牧师
就像二战结束后，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在他的忏悔诗《我没有说话》里讲的：“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所以说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上没有对政府之恶防微杜渐，即使后来他们有零式战斗机和大和战舰，那也只能是在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近。所以到最后还是得说美国国父亚当斯的那句话，“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他们的孩子们才有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这话反过来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那么什么工程技术造船航海艺术建筑，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这样的历史教训，日本已经走过一遭了。
来源：趣闻捕手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