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新昊：日藏古筆切《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叙考

摘要：日本陽明文庫藏名為平安朝高枝王《河嶽英靈集》的斷簡實際上只抄寫了陶翰《贈鄭員外》殘詩，應定名為“陶翰《贈鄭員外》詩古筆切”。陶翰此詩并非以文人别集形式而是以總集、叢抄寫本為載體傳播到日本，是日本平安時期唐詩東渡的縮影。東京國立博物館傳為平安朝小野道風“絹地切”

摘要：日本陽明文庫藏名為平安朝高枝王《河嶽英靈集》的斷簡實際上只抄寫了陶翰《贈鄭員外》殘詩，應定名為“陶翰《贈鄭員外》詩古筆切”。陶翰此詩并非以文人别集形式而是以總集、叢抄寫本為載體傳播到日本，是日本平安時期唐詩東渡的縮影。東京國立博物館傳為平安朝小野道風“絹地切”的書寫內容是《七老會詩》，該寫本系首次在國内介紹，其文本較今本更優、編次亦與通行本相異。平安朝日人接受傳抄的“七老會詩”既是承載文學活動信息的傳播媒介，也是“日本尚齒會”擬作詩歌的範本源頭。抄寫中國文學的平安朝古筆切可以豐富中國文學舊鈔本的内容與體量。

受唐風所及，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上層貴族普遍書習漢字以提高文化修養。因此契機，日本存傳了為數不多卻彌足珍貴的漢文書迹。這些書法作品涉及内容廣泛，其間既有日本上流士人創作的漢字和歌，也有“泊自唐土”的中國文學作品。較早系統地探尋日本古代書迹所存中國文學作品的是日本學者小松茂美，其致力於搜集《白氏文集》的“古筆斷簡”，并發掘其作為“舊鈔本”的文獻價值①。此後又有周一良、王曉平等中國學者從文獻學的視角解讀光明皇后《杜家立成雜書要略》、《聖武天皇宸翰雜集》等書迹資料② 。可以發現，上述學者都將日本古代書迹看作“寫本文獻”，并進一步解讀其文獻價值。笔者針對“陶翰《贈鄭員外》詩”與“《七老會詩》”兩件“古筆切”的叙考③，就是在追尋前人思路的基礎上，探索日本平安朝書迹所存中國文學的一番嘗試。

一、陽明文庫藏“陶翰《贈鄭員外》詩古筆切”叙考

陽明文庫藏“陶翰《贈鄭員外》詩”的圖版，早已在日本館藏圖錄與古筆鑒賞刊物上登出④。僅筆者所見者即有日本1943年出版的《陽明文庫圖錄》第2輯（古筆）第七種“宮内卿高枝王”⑤，以及1952年《書品》雜志第30號以別刷折紙印出的《高枝王·唐詩殘簡》⑥。中國書法家陳振濂1989年編著的《日本書法通鑒》最早在國内展示了斷片圖像⑦，但該書主要是從書迹筆法角度展開的藝術鑒賞，因此未被國内文獻學者充分利用。關於這件古筆切，日本學者名兒耶明1976年撰有相關考證⑧，中國學者孫猛2015年出版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在考述《河嶽英靈集》的流布時提及其關於該寫本的論述，並轉述“所抄乃此集所載陶翰詩”⑨，王兆鵬也於此年指出名兒耶明的文章為學界提供了“珍貴材料”⑩。其後至今，中國學界未見該寫本是何形制、詩存多少的詳細描述。因此筆者遂將這件日藏書迹以寫本文獻學的視角叙錄如下：

紙本，古筆切。現藏日本陽明文庫。首尾俱全、紙邊齊整，上下兩端略有殘損。現存四行，行款整齊，每行7－8字。單面書寫，字迹一致，漢字行楷，為日本平安朝書法家高枝王（802—858）筆迹⑪。書寫內容起“儒服揖諸將”，迄“人生志”。共7句32字，為陶翰《贈鄭員外》殘詩。該詩見於《河嶽英靈集》卷上、《文苑英華》卷252、《唐詩紀事》卷20、《全唐詩》卷146等傳世典籍。

《陽明文庫圖錄》等書籍將該寫本定名為《河嶽英靈集》，認為此則古筆切是《河嶽英靈集》的殘片⑫。而近代書道研究所則將該寫本定名為“唐詩斷簡”，認為現存寫本是“殘斷的唐詩寫本”，并未指實。今考古筆切僅存陶翰殘詩七句，未見到有關《河嶽英靈集》的明顯字迹，所以此處仍取“唐詩斷簡”的題法，將寫本嚴謹地定名為“陶翰《贈鄭員外》詩古筆切”。

圖一陽明文庫藏陶翰《贈鄭員外》古筆切

現將《陽明文庫圖錄》第2輯公布的圖版轉引至此，并校錄原卷文字：

1 儒服揖諸將，雄謀[吞]

2 大荒。金門來見謁，朱

3 紱生輝光。數載侍禦

4 史，稍遷尚書郎。人生志

其中“揖諸將”，《唐詩紀事》作“護諸將”。《禮記·樂記》：“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⑬前言“儒服”，故應以禮樂相“揖”為宜。若徑言“護”字，實失其儒雅之致。“來見謁”，《文苑英華》作“未見謁”。《爾雅·釋詁》：“來，至也。”⑭至則能遇，遂使“朱紱生輝”。若“未見”則二者未逢，又談何揖拜“諸將”。應以“來”字為宜，《英華》作“未”蓋屬形誤。據此兩例校勘，舊鈔文字實勝一籌。

前文叙錄時已提到，學者們對該寫本是否為“河嶽英靈集斷簡”存在不同的意見。那麼，這件古筆切究竟是整部《河嶽英靈集》的殘卷切片，還是僅為陶翰《贈鄭員外》的唐詩選抄？寫本性質的判定將直接影響進一步的文獻研究。筆者持諸本陶翰詩與陽明文庫《贈鄭員外》詩對校而考其源流，發現僅32字的古筆切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各有一處異文，與《全唐詩》的校記存在四處異文⑮，獨與《河嶽英靈集》略無一字偏差。是則高枝王所寫此篇《贈鄭員外》詩應與《河嶽英靈集》存在較為密切的“文本源流”關系（這或許正是諸位學者認為寫本是“河嶽英靈集斷簡”的原因）。但其間仍有文本的“源”“流”之辨，若就此簡單認為該寫本即《河嶽英靈集》殘卷，是存在缺失的。

首先，從寫本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古筆切原件上沒有任何一處筆迹可以明確證明其為《河嶽英靈集》。翻檢記載高枝王行跡的《日本文德天皇實錄》等書，也未見到高枝王本人有抄寫“整本”《河嶽英靈集》的記錄。其次，如日本學者北川博邦所言，寫本內容“是收集在唐代殷璠所撰的《河嶽英靈集》裏的陶翰詩的斷簡”⑯，所謂“《河嶽英靈集》裏的陶翰詩”只能說明其文本來源，而不能說其本身就是《河嶽英靈集》。若僅因寫本抄寫了一首收在“《河嶽英靈集》裏的陶翰詩”而斷然言其即為本體，實則誇大了寫本的文獻價值，犯了指“流”為“源”的弊病。

雖然古筆切與《河嶽英靈集》存在密切的“文本源流”關系，但高枝王完全存在以《河嶽英靈集》為底本選抄數詩，從而生成新的寫本的可能。這件古筆切或許正是“再生成寫本”的殘餘，其可以作為日人閱讀接受《河嶽英靈集》或陶翰詩的證據，但绝不能說該寫本就是《河嶽英靈集》抄本的斷片。在新的材料未公布前，我們必須嚴謹地將該寫本定名為“陶翰《贈鄭員外》詩古筆切”，根據此則材料展開的有關《河嶽英靈集》的討論也需要重新考量。

盛唐文人陶翰的詩歌在8—9世紀遠播海外，被日本的上流人士閱讀接受并轉抄書寫，現存的書迹實物生動地展現了這個有趣的文學活動。在探討陶翰《贈鄭員外》詩的“東渡”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陶翰集》的編纂情況⑰。陶翰生卒年不詳，傅璇琮等人依其行迹推測其下世約在天寶末（756），至多止於大歷五年（770）⑱。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云：“嗣子問儒為法官，捧先人之集，霜露之疾，將愬於吾。”⑲是則陶翰下世後，其子陶問儒匯編“先人”文集，并請顧況為序。約略推算，至遲大曆末年（779）前已有《陶翰集》成編。但翻檢日本平安朝僧人的諸種“求法目錄”，以及成書於寬平三年（891）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未見著錄署名陶翰的詩文集。這也意味着作為完整書籍性質的《陶翰集》在當時并未傳至日本，高枝王所抄陶翰《贈鄭員外》詩的底本也應當另有來源。

今本《河嶽英靈集》卷上收陶翰詩十一首，第三首為《贈鄭員外》。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有“《河嶽英靈集》一卷”。據孫猛言該書“奈良時期已傳入日本”⑳，陶翰《贈鄭員外》詩的文本最初可能因收於《河嶽英靈集》而以總集載錄的形式傳至異域。此外，日本平安朝僧人的“將來目錄”著錄有許多“雜詩”“詩集”寫本，如空海《獻雜文表》記載其獻“雜詩集四卷”㉑，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載有“雜詩一卷”“雜詩一帖”等㉒。這些雜詩文寫本與敦煌寫卷中的“詩文叢抄”十分相似，如敦煌寫本P.2567+P.2552就是典型的“雜詩”殘卷，編集者抄寫了李昂、王昌齡、李白、高適等數位文人的119篇詩歌㉓。該寫卷也抄有陶翰五言詩一首，原題《古意》（即今本《塞下曲》），這說明陶翰詩在當時存有別集與總集外“單篇別行”的情況。所以，陶翰《贈鄭員外》詩也可能載於諸種雜集、詩文叢抄寫本之中，被求法僧與遣唐使攜至日本。

陶翰《贈鄭員外》詩的傳播與複制只是平安時期唐詩東傳、被日人閱讀的一處縮影。平安朝日本貴族接受唐詩的文本載體極有可能并非完整的文人別集，而是帶有“選本性質”的總集或詩文叢抄寫本。這種文獻傳播的不完整性和隨機性使日本人閱讀中國文學時陷入被動的“有什麼讀什麼”的尷尬境地，其漢文文學的再創作也因此呈現出“限制閱讀”後的獨特樣貌，這在日本古代漢文學史上有着充分體現。㉔

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七老會詩》古筆切”叙考

如果說上則考論還只是對前人已揭示材料的進一步詳考，那麼這一則叙錄就是作為“海外遺珍”的新材料在國内的首次推介。

研治日藏古鈔本的學者應對1989年出版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日本書跡篇（和樣I）》并不陌生，該書第七種最早完整地向外界公布了“東博本《白氏文集》”的圖版㉕。也正是該書的第二種，收載了一件該館所藏的“唐詩斷簡（絹地切）”㉖（現“東京國立博物館•畫像檢索”電子數據庫也公布了寫本圖像）。但或許因其篇幅短小，國內暫時無人予以介紹。此處將該古筆切以寫本文獻學的視角叙錄如下：

絹本㉗，古筆切。收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編號B-2893。首尾俱全、邊线齊整。現存規格26.0×36.6cm㉘，卷中有輕微的縱向磨損。存11行，行款整齊，每行8-9字。各行最後一字書寫較小，僅為前字一半，應是卷底空餘不足所致。據此可知，書手應是在事先制成的絹本上書寫，今存古筆切的寬幅亦未遭後世裁奪。單面書寫，字迹一致，漢字行草，傳為日本平安朝“三迹”之小野道風筆迹。東京國立博物館定名該古筆切為“唐詩斷簡”，又名“絹地切”，判斷其抄寫時間為“平安時代，十世紀”㉙。

書寫内容起自“東洛優閑日暮春”，迄“衛尉卿致仕馮翊吉”。前為無題七言12句詩，末為單行殘句，共13句92字。《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指出該卷抄寫内容為“鄭據·七言詩”，見於《全唐詩話》卷3。考《唐詩紀事》卷49、《全唐詩》卷463收有該七言詩，題《九老會》㉚，確為鄭據之作。然詳察此古筆切卷尾另存“衛尉卿致仕馮翊吉”一行（按：此處當缺一“皎”字）。據宋紹興本《白居易集》卷37所載，白居易晚年曾與“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合成尚齒之會”，并於宴後賦詩，其中即有“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及前詩作者“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㉛。是則該殘卷原非單抄鄭據詩一首，而是《七老會詩》寫本的斷片，故此處定名為“《七老會詩》古筆切”。

現將“東京國立博物館·圖像檢索”電子數據庫公布的圖版轉引至此，并將原卷文字校錄如下㉜：

圖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絹地切》（B-2893）

1 東洛優閑日暮春，邀歡

2 多是白頭賓。官班朱

3 紫皆相及，年紀高低次

4 弟匀。聯韻每言松竹意，

5 停盃多説古人今。更無

6 外事來心膂，空有清

7 虚入思神。醉舞兩迴迎

8 勸酒，狂哥一曲樂餘身。

9 今朝何事情偏重，同

10 作明時列德臣。

11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

“優閑”，諸校本俱作“幽閑”。“邀歡”，《唐詩紀事》作“邀懽”。“多是”，四庫本作“皆是”。“皆相及”，諸校本俱作“多相似”。《說文·又部》：“及，逮也。”㉝言職位則有高低之逮否，而非物象之間的“相似”，此以古筆為宜。“聯韻”，諸校本俱作“聯句”。“古人今”，諸校本俱作“古今人”。“人”為真韻，而“今”屬侵韻，雖真侵通用，然全詩通押“真”韻，以韻腳考量當以“人”字為是。“心膂”，諸校本俱作“心肺”。晉·張華《勞還師歌》：“將士齊心膂，感義忘其私。”㉞“心膂”本即唐世習見詞語，有心思與精神之意，正與下句“思神”相稱。“情偏重”，諸校本俱作“偏情重”。“德臣”，諸校本俱作“任臣”。當以“德”字為是㉟，閑居無關政事，獨求“列”為“德臣”受世間欽贊。“任臣”於意雖通㊱，卻更在於己，不煩莊重嚴肅地“列為”。限於篇幅，以上僅就緊要處辨析文意。可以發現東博藏《七老會詩》古筆切有多處文字與今本不同，然其語意明顯更優。此種文字宋代已不傳，可見日本古筆之珍。

學界一般認為，“《七老會詩》以年齡為選詩標准并以年齡為序”㊲。年歲未足70者不入集，並按年歲高者據前、低者排後，即白氏序所謂“胡、吉、鄭、劉、盧、張”（胡杲、吉皎、鄭據、劉真、張渾、盧真）的順序依次排列。但有趣的是，日本這件《七老會詩》古筆切卻顯示鄭據列於吉皎之前，略存異態。實際上，傳世文獻中《七老會詩》的排列順序也并非完全一致。今見較早收錄完整《七老會詩》的是《唐詩紀事》卷49和四庫本《香山九老詩》，二本皆依次收載“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真、張渾、白居易”的詩作㊳，其間劉真即與鄭據互乙。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卷四十《七老會詩序》亦作“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㊴，與白氏所序不同。總體來說，各本具體排列順序雖略有不同，但仍嚴格按照年歲從大到小的順序編次㊵。至於“東博藏《七老會詩》古筆切”將年齡偏小的鄭據置於吉皎之前、不同於今本的編排方式，原因不明，且作叙述，以俟後考。

白居易等人的“香山七老會”曾對日本古代文壇產生影響。據日本學者後藤昭雄考證，貞觀十九年（877）南淵年名等六人於小野山莊舉辦“尚齒會”㊶，安和二年（969）藤原在衡於粟田山莊舉行了“安和尚齒會”，天承元年（1131）又有藤原宗忠召集的“天承尚齒會”㊷。首次集會菅原道真作有《暮春見南亞相山莊尚齒會》一詩，其第四句為“遊宴追尋白樂天”㊸，表現出與會諸人對白居易的敬慕。“尚齒會”在日本延續久遠，此後逐漸演化為更具本土特征的“和歌尚齒會”。

雖然《七老會詩》與白居易本人有很大關聯，但翻檢宋紹興本《白氏長慶集》卷37、日本那波道圓本《白氏文集》卷71，都僅收錄了白居易的詩題、詩注與其自作的“七人五百七十歲”一詩，未載同列宴會的其餘六人之作。據後藤昭雄所言，日本舉行的尚齒會完整照搬了白居易等人“七老會”的模式，如“參會的老人都是七位；會期都在三月；而且所有的詩均為六韻十二句”㊹。如果單憑文本形態的詩題詩注詩歌，就能令日本文壇引起巨大的模仿興趣，并進一步完整地複原集會流程，這樣的假設似乎過分誇大了一首白詩的文化影響。那麽麼，除了《白氏文集》的記載外，平安朝日本人是否存在獲知“七老會”相關信息的其他渠道？換句話說，作為文化活動的“香山七老會”是通過哪些傳播方式被日人接受的？㊺

首先，日人曾閱讀到關於“七老會”的圖畫㊻。後藤昭雄在解讀日本首次“尚齒會”與會者菅原道真《暮春南亞相山莊尚齒會詩》時指出，“除了白居易的詩以外，尚齒會還曾以繪畫的形式傳入日本”㊼。該詩序云：

唐家愛憐此會（筆者注：七老會㊽）希有，圖寫障子，不離座右。有人傳送呈我聖朝，即得此障。遍覽諸相，朱紫接袖，鬢眉皓白，或歌或舞，傲然自得。誰謂圖畫，昭昭在眼。㊾

可見當時唐人已將白居易等人集會的相關內容“圖寫”於“障子”㊿，這件承載了文化信息的“障子”後東渡“傳送”至日本，日人始得而見之。菅原氏“朱紫接袖，鬢眉皓白，或歌或舞”的描述，也說明這“障子”繪載了與會諸人的具體形象。而作為活動發生地的中國本土也有“圖寫障子”的相關記載。北宋題畫詩書目《聲畫集》收錄了名為《七老圖》的畫卷，并迻錄了原畫所題白居易詩一首，正是參會所作的“七人五百七十歲”詩[51]。這些證據表明當時的確存在“七老圖”，日人曾通過接受這些泊來圖畫了解到“香山七老會”的具體情況。

其次，東博所藏《七老會詩》古筆切又以實物證明，平安朝初期（高枝王生活的年代）其餘“六老”的詩歌文本也已傳至日本，并被上層貴族接受傳抄。正如上文所言，僅憑白居易一人的詩歌似乎不足以再現當日文學創作活動的盛況，而這件高枝王的書迹遺物顯示，當時的日本士人已經接受到相對完整的《七老會詩》，并可由此獲取對七老“宴罷賦詩”更趨詳細的認知。此外，這些昔日宴會所作“原始文本”的傳抄與複制，恰恰也表明其範本意義。它們既是傳遞“香山七老會”的信息源，也是尚齒會參會諸人擬作“七言六韻詩”的範式文本。

正是記述事件始末緣由的白居易詩題詩注、描繪當時場景的宴會圖畫、與會諸人現場創作的文學作品三種“傳播媒介”的共同作用[52]，使得遠在異域文化環境中的日人充分獲知有關“香山七老會”的詳細信息。也正是通過閱讀這些形式多樣、或圖或文的“障子”與寫本，平安朝日人再現出“七老”宴會賦詩的儀式流程與生動情境，從而進一步擬創為日本的“尚齒會”。

三、結語

正如謝思煒談及日本現存“白氏文集書迹”的文獻價值時所言，這些書法作品“盡管往往有書迹中常見的轉倒訛誤之病，但無疑也反映了早期抄本的面貌”[53]。通過對“陽明文庫藏陶翰《贈鄭員外》詩”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七老會詩》”兩件古筆切的叙錄與考證，我們發現即使是日本平安時期的“古筆切”殘片，也可給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或多或少的參考啟發。站在廣義的文獻學的視角來看，這些寫有字迹的絹綾紙帛實際上也是日本奈良平安時期中國文學的謄抄寫本。

伏俊璉先生曾根據日本學者阿布隆一對“漢籍古寫本”的統計，指出日本現存有“大致相當於中國寫本時代的奈良平安時期的中國文學寫本近60部”[54]。如果將這些抄有中國文學的書迹寫本計算在內，日藏奈良平安時期中國文學寫本將會有更加豐富的内容與體量。

日藏奈良平安時期中國文學古筆切雖屬“零篇斷簡”，卻具有多方面的文獻價值。首先是校勘訂訛，古筆切雖則至多十數行，但因書寫年代較古而更接近文本原貌，可校正部分刻本的文字訛誤。其次是中國文學在日本的接受研究，童嶺曾指出日藏漢籍舊鈔本的來源主要有三種：“中土人士在中國寫成後傳入日本者”“留學生和留學僧在中國抄成後帶回日本者”與“日本人在日本重新抄錄者”[55]。古筆切由於出自日本書法家，可確知屬於第三種類型，反映出日本社會上層對已傳來中國文學的自主接受與主動複制。再次是中國文學古筆切與“舊鈔本”的對比研究，古筆切由書法家書寫，與日藏中國文學“舊鈔本”的抄寫者存在差異，二者的對比研究有助於認知奈良平安時期的“抄工與學者”。

參考文獻

①〔日〕小松茂美：《平安朝傳來の白氏文集と三蹟の研究》，墨水房1965年。其修訂本現已收入《小松茂美著作集》（第1-3卷），旺文社1996-1997年。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已有使用古代書法作品校勘《白氏文集》的做法，如小野道風所書《白氏文集》書迹在後世校本中被稱為“野”“野迹”（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38頁）。但這些校勘大都零散且不成體系，至小松茂美氏方才有計劃地搜集並系統地討論，故此處稱之為“系統地探尋”。

②周一良：《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系》，《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3頁；丁永忠：《陶詩佛音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06-107頁；王曉平：《從〈鏡中釋靈實集〉釋錄看東亞寫本俗字研究》，《天津師大學報》2008年第5期，第59-64頁。

③“古筆切”是日本書法史上特有的名詞，“古筆”即日本平安時代著名書法家之書法作品與書法風格的統稱，“切”指部分篇幅小且未必完整的書法作品。當時“為了欣賞收藏，一些好事者和茶道中人便肆意將古代和歌作品切割開來，將其中一兩頁單獨抽出懸於茶室，據為已有”（中國教育學會法教育專業委員會編《日本書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7頁）。這種獨特的名家筆迹與特殊的文獻載體生成方式相較敦煌吐魯番寫本有很大不同。中國學者劉維治曾將該術語翻譯為“古抄殘卷”（〔日〕靜永健著，劉維治譯：《關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抄殘卷卷六十六的文本》，《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但“古抄”可能是經生所寫而非大家書迹，“殘卷”的界定亦未將自然殘缺與人為切斷有效區分。有鑒於此，此處仍以“古筆切”作為文獻寫本形態的特有名稱。

④據孫猛轉述日本學者名兒耶明的介紹，東京國立博物館另存一件殘片，書寫內容亦為陶翰詩。名兒耶明認為“兩本均為平安初期鈔本，內容相同，書體不同”，“或出於同一人之手”（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53頁）。由於筆者未睹東博寫本，故此處僅敘考陽明文庫所藏該帖。

⑤〔日〕陽明文庫編：《陽明文庫図録》第2輯（古筆），陽明文庫1943年，第7種。

⑥〔日〕近代書道研究所編：《書品》第30號，東陽書道協會1952年，第1頁。

⑦陳振濂：《日本書法通鑒》，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126頁。

⑧〔日〕名兒耶明：《新發見の「河嶽英霊集」斷簡について》，《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302號，第25-34頁。

⑨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2053頁。

⑩王兆鵬：《20世紀日本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量的發展變化》，《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5期，第150頁。

⑪該殘片出自高枝王筆，日本書道界已達成共識。北川博邦等人認為“從書風酷似空海推測，筆者可能是據傳曾學書於空海的高枝王”（〔日〕北川博邦編：《日本歷代書聖名迹•書法大字典》，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388頁）。然據《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卷十載：“高枝學沙門空海之書迹，習沙良真熊之琴調，未得其一道，遂至終身。”似乎高枝王未得空海書迹真意。此處暫取學界共識。

⑫另有名兒耶明、陳振濂、北川博邦等人認為該斷片為“河嶽英靈集斷簡”，孫猛考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河嶽英靈集”時也提及了此則材料（〔日〕名兒耶明：《新發見の「河嶽英霊集」斷簡について》，《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302號，第25-34頁；陳振濂：《日本書法通鑒》，第126頁；〔日〕北川博邦編：《日本曆代書聖名迹•書法大字典》，第1388頁；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2053頁）。

⑬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74頁。

⑭胡奇光，方環海：《爾雅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頁。

⑮《全唐詩》卷一四六《贈鄭員外》的四處校記如下：“揖”，一作“護”；“大”，一作“八”；“來”，一作“求”；“年”，一作“載”。

⑯〔日〕北川博邦編：《日本曆代書聖名迹•書法大字典》，第1388頁。

⑰陶翰為開元時人，《舊唐書·經籍志》未收《陶翰集》。《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陶翰集》，小注云：“卷亡。潤州人。開元禮部員外郎。”《直齋書錄解題》：“陶翰集一卷。”《宋史·藝文志》：“陶翰詩一卷。”此後未見書目著錄。大抵宋初時期唐編《陶翰集》已佚，而宋人重編的《陶翰集》《陶翰詩》又在後世散佚。今見《河嶽英靈集》卷上選錄陶翰詩11首，《全唐詩》卷一四六為陶翰詩一卷，收其詩作17首。

⑱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283頁；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五冊，中華書局1995年，第56頁。

⑲李昉等編：《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年，第3622頁。

⑳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2052頁。

㉑陸心源：《唐文續拾》卷十六，（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11357頁。

㉒《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卷，第1084頁。

㉓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第41-98頁。

㉔《千載佳句》是現存最早的日本人自編的唐詩佳句選，存唐代名詩1083聯，其中收有《全唐詩》未收詩人朱千乘的詩句“錦纜扁舟花案靜，玉壺春酒管弦清”。唐人朱千乘的詩篇在本土早已不傳，卻出乎意料地入選日本唐詩最高範本，這是一個奇怪的文學現象（王勇《唐人贈空海送別詩》，《文獻》2009年第4期，第161頁）。推其原因，空海入唐求法時曾攜歸《朱千乘詩》一卷，大抵此後日本文人在“限制閱讀”的環境中接受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再創作（編選、擬作）也因此展現出與本土相異的狀態。

㉕關於“東博本《白氏文集》”，日本學者靜永健有專文介紹。參看〔日〕靜永健：《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筆殘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の本文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2003年（劉維治譯文載《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陳翀譯文載《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第153-171頁）。〔日〕靜永健：《東京國立博物館蔵古筆切「白氏文集巻六十六」影印・翻字》，《白居易研究年報》第4號，勉誠社2003年（陳翀譯文載《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第171-196頁）。

㉖〔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日本書迹篇（和樣I）》，講談社1989年，第23頁。

㉗《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日本書迹篇（和樣I）》作品目錄注：“絹本墨書。”“綾地切”“絹地切”等是“以用紙取名”（中國教育學會法教育專業委員會編：《日本書法史》，第157頁），“絹地切”的稱名也表明該寫本的質地為“絹”。

㉘《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日本書迹篇（和樣I）》作品目錄注：“26.1×36.8cm。”此處所用數值源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畫像檢索”電子數據庫。

㉙〔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図版目録：日本書迹篇（和樣I）》，第283頁。

㉚盧燕新有關於“七老會”與“九老會”、《七老會詩》與《九老會詩》的考證，此處取其成說（盧燕新：《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5-321頁）。

㉛白居易撰：《白氏長慶集》，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975頁。

㉜除《唐詩紀事》《全唐詩》外，《全唐詩話》卷三亦收有此詩。然《全唐詩話》為“後人刺取影撰”，文字亦“皆與計有功《唐詩紀事》相同”，此遂不校。《四庫全書》收有“《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提要》因其卷尾存“夷白堂重雕”之字，推測其為宋鮑慎由（元祐六年進士）所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第2602頁）。若館臣推測屬實，《四庫全書》所收版本為覆宋本。此以該本（簡稱四庫本）參校。

㉝許慎：《說文解字》卷第三下，中華書局2013年，第59頁。

㉞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十九，中華書局1979年，第284頁。

㉟當行第四字“列”為草書，所以此第五字當亦為草書。觀其字形並非“任”字，應以草書“德”字為是。

㊱《漢語大詞典》解釋“任臣”為：“指忠於職守、堪當重任的大臣。”

㊲盧燕新：《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研究》，第324頁。

㊳計有功：《唐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38-740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2冊，第8-10頁。

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1冊，第521頁。

㊵此處列出白氏詩序與《唐詩紀事》卷四十九、四庫本《香山九老詩》、《全唐詩》卷四六四（三者同，略稱校本）諸人年齡的差異：胡杲諸本俱作“年八十九”，吉皎白序作“年八十六”、校本作“年八十八”，鄭據白序作“年八十四”、校本作“年八十五”，劉真白序作“年八十二”、校本作“年八十七”，盧真白序作“年八十二”、校本作“年八十三”，張渾白序作“年七十四”、校本作“年七十七”。

㊶宋紹興本《白居易集》卷37云：“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是則該會原名“尚齒之會”，“七老會”之名蓋後世所出。

㊷〔日〕後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中華書局2006年，第136頁。

㊸〔日〕菅原道真撰：《菅家文草》卷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刻本。

㊹〔日〕後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第137頁。

㊺日本尚齒會源於中國的香山七老會，這是作為文學活動的尚齒會在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源頭”。此處試圖闡釋的並非該活動的誘因，而是其“信息來源”，即日本人通過什麼方式、哪些渠道與載體獲悉了中國的七老會，涉及的是文學活動的信息傳播問題。

㊻中國學界存在“《七老圖》為後世杜撰”的說法，而後藤昭雄引用的日本史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確存在“七老圖”并傳至日本。

㊼〔日〕後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漢文學與中國文學》，第138頁。

㊽史料顯示，中國曾有“七老會”與“九老會”不同的記載。根據日本“尚齒會”與會老人自始至終皆為七人，可知日人僅受到“七老會”的影響。

㊾〔日〕藤原明衡著，柿村重松註：《本朝文粹註釈》下冊，內外出版社1922年，第228-229頁。

㊿所謂“障子”，實即一種寫本文獻。《漢語大詞典》釋“障子”為：“幛子。上面題有文字或畫有圖畫的整幅綢布。”《北夢瑣言》卷六：“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

[51]（宋）孫紹遠《聲畫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00冊，新文豐出版社，第321頁。

[52]“傳播媒介”是傳播學的術語，一般指“信息傳遞的載體、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術手段”，“我們可以說語言、文字是傳播媒介”，也可以說“報紙、書籍、電視等是傳播媒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