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历史上，梦一向受到重视；视梦的善恶占梦的吉凶，至少是识字的人们生活的日常。〔注1〕不论出于虚构或写实，史家或故事的书写者也往往借着梦境的相关叙事呈现某种现实、表达对事件的理解、人物的评价或对特定事务的期待。 然而，《左传‧成公十年》中一则梦境与实境交织的
图1：甲骨文中殷王占梦的记录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第17397号图版正面。
在古代历史上，梦一向受到重视；视梦的善恶占梦的吉凶，至少是识字的人们生活的日常。〔注1〕不论出于虚构或写实，史家或故事的书写者也往往借着梦境的相关叙事呈现某种现实、表达对事件的理解、人物的评价或对特定事务的期待。 然而，《左传‧成公十年》中一则梦境与实境交织的简要叙事，留下了不少空白。 因为缺乏说明，我们不完全清楚这位史家的用意，但它却为不同时代的后人提供了一张历史画板。
图2：岳麓秦简《占梦书》资料来源：朱汉民、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
史家是这么写的：
（实境1）夏四月，⋯⋯晋侯有疾。 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 ⋯⋯（梦境1）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 公惧，入于室。 又坏户。 （实境2）公觉，召桑田巫。 巫言如梦。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实境3）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 未至，（梦境2）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实境4）医至，曰：「疾不可为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实境5）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 召桑田巫，示而杀之。 （实境6）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梦境3）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实境7）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注2〕
这是有关公元前581年夏天的一则记事。 这里的晋侯，指的是晋景公姬獳（599-581 BCE在位），他的父亲是晋成公姬黑臀（606-600 BCE在位），祖父是晋文公姬重耳（671-628 BCE，636-628 BCE在位）。 为了便于后续说明，上文以括号加上《梦境》、《实境》和序号的标识以示区别。 这样一来，应当可以清楚看到，史家透过宛如影片的分镜，交替叙述了晋景公亡故前的事迹。 这则三百字的叙事一共采用了三则梦境描述，密度不能说不高; 梦境1是景公做的梦，可能是桑田巫先做了说明，然后由晋景公认可，再由景公的侍臣记录; 梦境2也是景公做的梦，可能是医缓未至晋前，景公向身边侍臣透露的; 也不无可能是医缓诊完病、离开了看病的空间，晋景公再告诉身边侍臣的; 梦境3是背负景公如厕的小臣做的梦，可能是这位小臣在日中以前跟僚友透露，再为景公侍臣记录的。 从五月间，晋立大子州蒲为君，以便他可以代表晋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迹象看来，这则叙事全凭虚构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应当不致太高。 〔注3〕以下，我们就先按着史家的「分镜」浏览一趟事件的经过。
先看实境1，四月天，晋景公一脸病容，病情应当已相当沉重。 进入五月，晋人立太子州蒲为君，是为晋厉公（又名寿曼，581-574 BCE在位）; 新立的厉公随即就与鲁公、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会面磋商，共同出兵郑国。 重要的《左传》说明者之一，杜预（222-285）在他的注中一再提到，太子州蒲是「生代父居位」、「生立子为君」，可见这时的景公恐怕已经缠绵病榻无法视事了。 〔注4〕同时，画面转至了梦境1。
在描述梦境1的画面前，首先得说明什么是“厉”？ 按当时的认识，厉，大概就是人死之后，却无人奉祀、无庙可归的鬼，近于后世讲的孤魂野鬼。 〔注5〕在景公梦中，披着头、散着及长发，不住捶打前胸、痛苦腾跃，喊着：「杀我子孙不义，我已向天帝报告要来讨公道」的一位高大厉鬼，连番砸破了景公的府邸大门 、起居之所的宫门，一路由外而内追着他，惊骇不已的景公也不断走避，躱进了最后一道寝室的户内，结果「大厉」又打坏了单扇的户，眼看就要拿住景公了。 〔注6〕这时，史家切换了镜头，场景来到了实境2。
实境2中出现的画面，大概是一脸惊恐，刚醒过来的景公。 觉察到刚刚的一切都是梦，景公赶紧差人召桑田巫来占说吉凶。 巫的描述一如景公梦中所见。 景公问：「这是怎么回事？」巫则语带含蓄地表示，「（您）咽不到今年新收的麦子了」。 〔注7〕言下之意是，景公来日无多了。 桑田巫的话才落下，还没看到景公对巫的断言做何反应，镜头就转进实境3了。
实境3出现的画面是已经病恹恹、不见起色的景公，晋人于是向秦求医。 而秦这一方呢，尽管前一年，因为晋景公的决策反复，导致列国不满，秦桓公（嬴荣？ -577）曾会同白狄攻打了晋国，〔注8〕但也许是基于秦、晋之间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长期联姻的关系，〔注9〕他仍派遣了医缓前往晋国协助诊治。 画面在正赶往晋国路上的医身上短暂停留了一会儿，镜头便又切进了梦境2。
梦境2里，景公见到两位由病化成的童子正相互嘟囔着，说：「那位是良医欸，他可是会伤害我们的，咱俩逃哪儿去好？」另一位则回说：「躱到肓之上，膏之下，他能拿咱们怎麽办？」说毕，镜头又换进了实境4。 实境4的画面出现时，医缓已在景公跟前，说：「病无法治了。 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无法用攻的方法，达的方法搆不着，药力也无法深入，治不了了。」〔注10〕肓、膏究竟在哪？ 传统学者有很多推测，其实都出于建构，不能确指。 〔注11〕大概可以确定的是，「肓之上，膏之下」应当是身体的深处，医者动不得，也动不了。 景公听了医缓的说明，心知医言如梦，不由慨叹：「真是良医！」于是派人准备丰厚谢礼致赠医缓送其返国。 接着，场景便又转入了实境5。
实境5的镜头前，是方将结实的麦穗。 这是麦子成熟的六月，〔注12〕景公已迫不及待地要求主管景公专属田土的甸人献上麦田刚收成的新获，〔注13〕并交给掌厨的馈人炊煮，准备进食新麦。 〔注14〕景公当初对巫「不食新矣」的断言显然耿耿于怀，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可以发作的时候，就把桑田巫叫来，当面以经过炊煮的新麦示威，让巫知道自己的预言不当，然后，便处死了桑田巫。 但接下来的实境6，事态却急转直下。 画面中，景公正准备进食新麦，突然感到腹胀，因此前往如厕，最终竟跌落了溷池死于其中。 〔注15〕而短暂转出的梦境3，则是小臣梦到自己背负景公登天的景象。 接着，镜头又切换回实境7，画面中则是日中时分，小臣背负景公如厕，两人一同陷落溷厕死亡的终局。
图3：陕西汉代厕所的便槽遗址 资料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2期。
图4：陕西汉代的积粪池遗址 资料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2期。
图5：山东汉代遗址中的溷厕空拍图 资料来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山亭区文化和旅游局，郑州大学历史系，〈枣庄市山亭区海子遗址汉代溷厕发掘简报〉，《海岱考古》，2024年4期。
图6：山东汉代遗址中的溷厕位置分布图 资料来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山亭区文化和旅游局，郑州大学历史系，〈枣庄市山亭区海子遗址汉代溷厕发掘简报〉，《海岱考古》，2024年4期。
图7：山东汉代遗址中的溷厕实景图及平剖面图之一 资料来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山亭区文化和旅游局，郑州大学历史系，〈枣庄市山亭区海子遗址汉代溷厕发掘简报〉，《海岱考古》，2024年4期。
这则死亡记事虽然不能说是古史中绝无仅有的个案，但像流水账般未加说明的写法，却留下了大片空白。 〔注16〕史家究竟为什么对晋景公的死亡历程感到兴趣而不惮其烦地缕叙其事？ 令人好奇。 但史料造成的沉默处境，大概最快也要到战国以后，才给逐渐打破。 根据《史记》，这是景公族灭晋国巨室赵氏所引发的后果。 司马迁（145？ -86？ BCE）采择的叙事指出，晋大夫屠岸贾原来相当受到晋灵公（620-607 BCE在位）的信赖，在景公即位后，担任晋的司寇（主管司法的官员）。 景公三年，即公元前597年，屠岸贾以晋的执政赵盾（？ -601 BCE）当初默许，甚至主使他的族中晚辈赵穿（？ -607？ BCE）弑杀灵公为由，主张诛除赵氏。 期间，与赵氏友好的韩厥（？ -566 BCE，又称韩献子）虽然一再向屠岸贾解释，〔注17〕贾仍未被说服，最终甚至「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注18〕按这个理解，发动族灭赵氏的，是屠岸贾，是他联合其他赵氏的敌对阵营造成的，但景公做为晋的国君，这是在他眼下发生的事，因此最终仍必须为这场被称作「下宫之难」的灭族事件负责。 究责一事，则发生在十五年后。 《史记》的《赵世家》、《韩世家》不约而同记载了公元前583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一事。 〔注19〕大业，按春秋中晚叶的传说，大概是秦、赵两国共同的祖先。 〔注20〕换言之，在司马迁的时代或更早的晚周时期的认识里，身为秦、赵共同先祖的大业，可能是景公梦中「大厉」的重要候选人，而且看来是晋景公让他无人奉祀、无处可归的。 不过，针对《史记》中的叙事是否属实？ 唐人孔颖达和清人梁玉绳已先后根据文献所载人物、事件的时序做了详细辨正。 〔注21〕因此，大体可以排除屠岸贾主导族灭赵氏这一事件的可能性。
尽管屠岸贾主导族灭赵氏的故事可能「妄诞不可信」，〔注22〕但公元二世纪下半叶，东汉灵帝（刘宏，168-189在位）年间，「大厉」起于「晋侯失刑」的说法仍然流行，〔注23〕只是失刑受害的对象是谁，似乎仍不明确。 约莫在这个时期前后，尽管文献呈现的赵氏世谱相当凌乱，但已有如服虔的学者认为，景公所见「大厉」应该就是赵人先祖「公明之鬼」。 〔注24〕三世纪初，杜预的《左传‧成公十年》注则说：「厉，鬼也，赵氏之先祖也。 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故怒」，点出这场梦可能和景公在两年前（583 BCE）的六月，「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的作为有关; 〔注25〕同时，在《左传‧成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87年夏天，鲁成公（姬黑公，590-573 BCE在位）至晋国拜访景公，「晋侯见公，不敬。 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 ⋯⋯」」一条之后，杜预也指出：「言将不能寿终也，后十年陷厕而死」。 〔注26〕整体看来，杜预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审慎的，他并未具体点名「赵氏之先祖」是哪位。
按《左传》的记载，「晋侯杀赵同、赵括」一事的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公元前589年六月，齐、晋两个阵营国家在鞌会战以前，原来担任下军指挥的晋国巨室之一赵朔已经亡故。 〔注27〕两年多后的公元前587年冬，「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一事遭到揭发。 赵婴，是原同、屏括（又称屏季）的同母弟，同、括、婴则是赵盾的异母弟; 〔注28〕庄姬，是晋景公的姊妹，赵朔之妻，赵朔则是赵盾的嫡子。 〔注29〕换言之，同、括、婴相当于庄姬夫婿的从父。 赵婴、庄姬相通一事给公开后，赵婴虽向两位兄长求情放他一马，让他留在晋国，但遭到拒绝。 最终，在公元前586年春，原、屏还是决定将他放诸齐，也就是将他逐出晋国，赶至齐国。 〔注30〕庄姬对两位从父将情夫赵婴驱逐至齐的决定显然大为不满，双方关系每下愈况。 三年后，《左传‧成公八年》记载公元前583年，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谯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 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 以其田与祁奚。 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 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 夫岂无辟王？ 赖前哲以免也。 《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注31〕
庄姬以「将为乱」为由举发原、同兄弟，晋国巨室栾氏、郤氏也支持这样的指控，因此，除了发动讨伐两位兄弟的同时，又褫夺赵氏的田邑转移给祁奚。 唯独赵朔之子赵武，也就是后来的赵文子，因由其母庄姬养于景公府邸，得以幸存。 曾由赵盾收养栽培的韩厥，则向晋景公请求为赵氏立后并回复其田邑。 韩厥求情的理由之一是，成季，也就是赵衰曾辅佐晋文公; 其子宣孟，也就是赵盾，忠于晋室; 〔注32〕如今却因庄姬的举发，杀同、括兄弟及株连其族，将使赵氏「无后」，又夺其田土。 这些处置，对晋政权的维系来说，既无以劝善，且有失明德。 景公于是同意韩厥之议，立赵武为赵氏的继承人，并将移给祁奚的田邑返还赵氏。
赵同、赵括果然是有罪或无辜的呢？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前夕，知季（荀首，又称知庄子）曾因原、屏二人附从先缛（又称原绶、彘子）主战的意见，指责他俩「咎之徒也」，〔注33〕故杜预注以为原、屏二人之见杀，「明本不以德义自居，宜其见讨」; 孔颖达疏则补充说道：「传称庄姬谯之，则是同、括无罪」，「今虽实不作乱，从告而称其名。 言从告者，凡杀大夫必以其实有罪告，不肯言其无罪。 鲁史详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书或从或否耳“。 〔注34〕意思是，赵同、赵括虽然没有为乱的意图，是无罪、不及于死的，但从他们在战阵上的表现看来，他们德义无足取法，遭到景公的讨伐，也不是说不过去。
那么，杜预又为什么推断景公梦中状貌悲愤异常的高大厉鬼，应当就是晋国巨室赵氏的先祖？ 景公不是早在两年前就听从韩厥的建议“立武而反其田”了吗？ 这样，赵氏先祖不是既有后，又有田邑支持子孙奉祭祀了吗？ 而赵同、赵括虽然未曾称乱、没犯死罪，但他们在战场上不服指挥、执意主战的行为，景公就算错杀，也不能说是全然无辜吧。 因此，从杜预的观点来看，悲愤的“大厉”，是以为哪点“不义”呢？ 是韩厥说的“成季之勋，宣孟之忠”吗？ 也就是，赵氏对晋室的忠诚不贰吗？ 在这个问题上，杜预没有多说，但我们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案捉摸若干蛛丝马迹。
晋景公统治期间，遭到灭族处置的，其实不仅赵氏一家，但两汉以下的《左传》读者对「大厉」归属赵氏却很少犹豫。 《左传‧宣公十三年》记载公元596年，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缛而杀之，尽灭其族。 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缛之谓乎！」〔注35〕
这是先缇之家遭景公惩以灭族之刑的事迹，推其原因则有两个，一是晋、楚两大阵营在邲的会战中，作为中军之佐的先缛抗命主战，最终致使晋军大败。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597年六月，
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 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 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 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缛，刚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帅者，专行不获。 听而无上，众谁适从？ 此行也，晋师必败。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注36〕
根据上文，可见晋、楚双方都各有主战和主和的人马，在楚的阵营中，楚王的近幸随从伍参显然是主战的，他与主和的令尹孙叔敖针锋相对，最后他的意见胜出，关键在于晋军的败迹，早由先缛的「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清楚显露，连间谍都准确掌握了。 二是《左传‧宣公十二年》续又记载，次年，「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缛召之也」，杜预注：「邲战不得志，故召狄欲为变。」〔注37〕这则是先缛明目张胆，意图利用外援来颠覆国家了。 所以《左传‧宣公十三年》在写完「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缛而杀之，尽灭其族」一节后，引述「君子曰」的「恶之来也，己则取之」来说明先缛的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从《厉》的生成来看，先缛遭到《尽灭其族》的待遇，应当比赵氏同、括兄弟同遭杀伐的情节来得更为惨重。 先缄的先祖显然注定成为厉鬼了，但他们喊得出口「杀余孙不义」吗？ 类似《左传》中君子曰的判断，也许是左右两汉以下，学者将「大厉」归属赵氏，并使这则梦境叙事的解释趋于定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注38〕
值得留意的是，景公称道医缓为「良医」，很可能是如杨伯峻说的，「与梦境符合」，也就是医缓的诊断印证了景公梦中的情节，尤其是景公梦中的两名竖子正是以「良医」称道医缓的。 〔注39〕当然，也不无可能是景公基于秦、晋两国长期联姻、友好的国际礼节说的客套话。 那么，又为什么「巫言如梦」，医缓之言也同样如景公所梦，他们的待遇却是一死一生、一辱一荣，判然两样？ 这些问题，史家虽然没有说明，杜预的理解则是：「传言巫以明术见杀，小臣以言梦自祸」，也就是说，桑田巫和小臣的下场，相当程度反映了景公的「不义」多端。 但史家没说却明白写下的一点却很清楚：桑田巫尽管因言殒命，但他的断言最终还是成为了事实; 景公也以「如厕，陷而卒」这种备极羞辱的方式，向他梦境中的「大厉」和实境中服事他的巫偿还了公道。
最后，再看一则十世纪晚叶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所收录的故事：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 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 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 忽有一人开閤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山君。 邵独对之，要进上牀，鬼即入坐。 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 邵叹其精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 鬼频请退，邵辄留之。 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 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怱怱，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 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 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 〔注40〕
据《太平广记》编者小注，顾邵的这则故事出自「《志怪》」，可见六朝时期相关传说应当已经出现了。 〔注41〕顾邵（字孝则，184？ -214？ ），陈寿（233-297）《三国志》有传，汉末吴郡吴人（今江苏苏州）。 他能追溯的家族网络，包括高祖顾奉，在东汉和帝（刘肇，79-106）永元年间（89-105），曾受会稽（约当今浙江）太守张霸（字伯饶，？ -？ ，约当一、二世纪间）提拔，官至颍川（约当今河南南部）太守。 他的父亲顾雍（字符叹，168-243），少时曾从东汉知名的士人蔡邕（字伯喈，132？ -192）「学琴书」; 成年后，受荐举为吏，在今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带为官; 在孙权（字仲谋，182-252）领会稽太守时（200）担任副手、代行其事，并自此跟随孙权，于孙权称帝期间（229-252）官至丞相。 邵是雍的长子，「博览书传，好乐人伦」。 母舅是有名的孝子、博学多识的陆绩（字公纪，188-219），太太是孙权作媒娶的孙策女儿。 年二十七，出掌豫章郡（今江西一带）太守。 上任之初，即「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 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 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不过，邵命不长，「在郡五年」，死于任上，享年三十一，史书因以「早卒」描述。 〔注42〕他的父亲以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非常自抑，据说仍不免「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可以想见其哀恸之情。 〔注43〕
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之交，汉高祖（刘邦，？ -195 BCE）时，就已在豫章设郡。 〔注44〕不过，在公元后的一、二世纪，豫章邻近地域应当还有不少原住人群世居其上，生活风习和受华北政教熏染的殖民官员想象不同。 〔注45〕顾邵虽是生长于南方的官家子弟，但他却一点不逊于习染儒风的北方士人，一旦当上地方首长，便锐意效法前贤，以「裨补先王之教，整齐风俗」为己任。 〔注46〕试图在军事控制、政治管理之外，进一步在文化教育，或风俗信仰上彻底将当地的原住人群改头换面。 〔注47〕《太平广记》里的鬼故事，大概就是沿着他在豫章雷厉风行的文化重整措施，和他英年早逝的这两个脉络发展编造形成的。
在故事里和在历史上，「禁淫祀」都是顾邵推动的政务重点之一，也就是把官方认可范围之外的宗教活动通通禁绝，具体的作法则是拆毁祭拜奉祀在地神祗的庙宇、撤除其神位。 故事描述顾邵到任后一路拆庙，轮到要拆庐山庙时，大概庐山山神久孚众望、香火甚盛，举郡居民都起而劝告顾邵，拆不得也。 但年轻气盛又有礼教当靠山的顾邵哪听得进，当然还是照拆不误。 其后，庙给拆了、没了栖身之所，形同厉鬼的庐山君，果然趁着夜色找了上门。 顾邵心知来者非人，但仗着殖民者自以为「邪岂胜正」的信心，也没在怕，索性便邀请身材高大，状似方相猙獰的鬼上牀就坐，人和鬼就这么攀谈了竟夜。 〔注48〕庐山君的来意，原来是请顾邵把拆了的庙盖回去、回复旧观，但邵如何肯从。 邵不仅拿《左传》「晋侯梦大厉」的故事讥刺来者已无庙可归; 甚至还在庐山君面前拿《左传》当照明用的薪柴烧，用非比寻常的极端做法展示他的无畏。 此后，人鬼之间几经攻防，庐山君复庙的请求仍然遭到无视。 无可如何，山神只好愤而离去，撂下了鬼报人雠三年不晚的狠话。
图8：武梁祠画像石之一
第三层的右方据说是「方相氏」，一手执短戟，一手持剑，足举钩镶和矛，头顶弩弓，使用五种兵器。 右方和方相氏相似的一个怪物，手拿一个小孩，正要送进嘴里去吃。 其足下一鸟。 方相氏左方一人一手执剑，一手执勾镶，似要和方相氏打斗。 此人前下方有一小熊，后面有一人手执一长颈高圈足壶。
图与解说俱见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数位典藏数据库整合系统」。
故事的最终，无庙可归的庐山君果然报了雠。 三年之后，顾邵在频频梦见山鬼、不堪鬼击的情况下，一命嗚呼！ 不论现实的发展是否如此，看来《志怪》的作者对豫章一带的原住人群相当寄予同情，为了加油添醋，他挪用了晋侯梦大厉的故事，形塑了自觉高高在上的顾邵形象，并在梦里和在虚构的世界中，从顾邵的手中夺下了公道，还给了庐山君和举郡的豫章原住人群。 但这是上得了庙堂的社会主流声音吗？
注脚
〔注1〕如胡厚宣，〈殷人占梦考〉，收入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2年8月付印，1944年3月出版），下册，页447-466; Donald J. Harper, “Wang Yen-shou’s Nightmare Po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No. 1 (Jun., 1987), pp. 239-283;林富士，《试释睡虎地《日书》中的梦〉，《食货月刊》（复刊），17卷3/4期（台北，1988年），页30-37; 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文物》，2006年6期（北京，2006年6月），页61-71; 陈秀芬，《在梦寐之间：中国古典医学对于「梦与鬼交」与女性情欲的构想〉，《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1本4分（台北，2010年12月），页701-736; 黄儒宣，〈出土文物所见先秦至汉代的卜筮作——参照《周礼•春官•大卜》的记述〉，《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94本4分（台北，2023年12月），页715-782。
〔注2〕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2-854。
〔注3〕杜预评论指出：「传言巫以明术见杀，小臣以言梦自祸。」反映他也同意，「小臣晨梦负公登天」的梦境，应当是小臣自己泄露的。 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4。
〔注4〕《史记‧晋世家》也指出：「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 后月余，景公卒“。 以上，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2; 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1959年10月），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页1679。
〔注5〕《左传‧昭公七年》有则故事很便说明，它记载着：「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 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 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 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 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 子大叔问其故。 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郑国的贵族伯有在公元前543年七月的一场政争中死于市中的卖羊铺子。 公元前536年，也就是子产铸刑书当年的二月，有人梦见死去的伯有穿着甲冑，边走边说：「壬子日（三月三日），我要先杀了驷带（当初助子晳杀伯有的人）; 明年（535 BCE）壬寅日（正月二十八日），我还要杀了公孙段（伙同杀害伯有的丰氏成员）。」其后，他说要杀害的人果然相继应期而亡。 郑国的居民就更害怕了，甚至惊相走告：「伯有来了！」听闻的人也都逃跑、惊惶失措。 于是，作为郑国执政的子产赶紧在二月，一并立了子孔的儿子公孙泄和伯有的儿子良止担任族中的主祭者，使死去的子孔和伯有得有宗庙可以奉祀，这才止住了伯有鬼魂到处游走的骇人情况。 子大叔问子产，这是什么道理。 子产说：「鬼有了归处（得着奉祀），就不会为厉了。 所以，我为伯有找个魂归之处。」伯有为厉的事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四十四，〈昭公七年〉，页1436; 伯有因政争死亡的事见，卷第四十，《襄公三十年》，页1285-1287; 「郑人铸刑书」事，见卷第四十三，〈昭公六年〉，页1411; 郑子孔因「为政也专」，于是在公元前554年的八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杜预注因此指出：「公孙泄，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郑杀子孔。 良止，伯有子也，立以为大夫，使有宗庙“。 其事见卷第三十四，《襄公十九年》，页1104; 卷第四十四，〈昭公七年〉，页1436; 「厉」的讨论，可以参看林富士，〈试释睡虎地秦简中的「癘」与「定杀」〉，《史原》，15期（1986年），页1-38; 《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台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杜正胜，《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新史学》2卷3期，（台北，1991年8月），页1-65。
〔注6〕古代宫室的结构及其历史意义，可参杜正胜，〈宫室、礼制与伦理〉，收入《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页747-778; 〈内外与八方——中国传统居室空间的伦理观和宇宙观〉，收入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台北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页213-268。。
〔注7〕杜预注：「言公不得及食新麦。」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注8〕《左传‧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 这多少和晋景公的若干决策反复有关，如《左传‧成公八年》所载「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日，归之于齐」一事，大概就让鲁这样的姬姓国家很难适从，并在列国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成公九年〉，页840-841、850。
〔注9〕《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追记，「晋献公娶于贾，无子。 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说明秦晋联姻至迟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已经展开了。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十，〈庄公二十八年〉，页329-330。
〔注10〕攻、达是什么治疗方法？ 不清楚。 攻，杜预没说，《周礼》有「瘍医」，「凡疗瘍，以五毒攻之」之法; 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 有「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 凡敺蛊则令之比之，有说是「祈其神求去之」，又有说是「燻之」，不能定; 达，杜预认为：“针。」不确。 理由是，从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汉简《脉书》、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几种《脉书》来看，汉初以前，仅见灸法，与针法相关的脉学也尚未出现。 以上，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卷第五，〈瘍医〉，页136-139; 卷第二十五，《大祝》，页774-792; 卷第三十七，〈庶氏〉，页1150-1151;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2001年4月再版，2001年12月三版）。
〔注11〕从汉至清，学者的讨论很多，但说法不一，也很难判断哪一理解最能准确反映史家原意或公元前六世纪上半的常识。 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肉部》以为：「肓，心下鬲上。」杜预注说：「肓，鬲也。 心下为膏。」孔颖达正义则指出：「此贾逵之言，杜依用之。 古今传文皆以为膏之下。 贾、服（虔）、何休诸儒等亦皆以为膏虽凝者为脂，释者为膏，其实凝者亦曰膏。」清人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刘文淇（1789-1854）等编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则有更多讨论。 以上，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四篇下，〈肉部〉，页168; 刘文淇等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整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5月），〈成公十年〉，页866-867。
〔注12〕杜预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注13〕杜预注：「甸人，主为公田者。」《周礼》〈天官〉有「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藉以时入之以共齍盛」; 在邦国，则由「甸人」掌公侯之田。 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卷第四，〈甸师〉，页114-119。 相关研究可见陈绦，〈西周金文「佃人」身份考〉，《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郑州，2012年1月），页120-128。
〔注14〕刘文淇等人引《春秋分记》说：「馈人掌饮食之人，如王朝庖人之类。」可从。 见刘文淇等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整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成公十年〉，页867。
〔注15〕古代如厕的空间，称厕、溷、圊、轩，如许慎《说文解字‧广部》：「厕，清也。」刘熙《释名‧释宫室》：「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 或曰：'溷，言溷浊也'; 或曰'圊，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 或曰『轩，前有伏，似殿轩也』。」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九篇下，《广部》，页444; 刘熙撰，王先谦疏证，《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本，1984年3月），第五卷，〈释宫室第十七〉，页20下。 考古出土厕的形制，可见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0期（北京，1981年10月），页2及图10; 陈沛，〈陕西旬阳山土的汉代陶溷厕〉，《农业考古》，1988年2期（南昌，1988年4月），页167-16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西安，2007年2月），页15-2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山亭区文化和旅游局，郑州大学历史系，〈枣庄市山亭区海子遗址汉代溷厕发掘简报〉，《海岱考古》，2024年4期（郑州，2024年12月），页20-43。
〔注16〕《左传‧文公十八年》也有一段类似的死亡记事，案主是齐懿公（商人，612-609 BCE在位），史家对其事的前因后果则是不惮其烦地做了交代。 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文公十八年》，页659-660。
〔注17〕韩厥曾称「昔吾畜于赵氏」，杜注说：「韩厥少为赵盾所待养」，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八，〈成公十七年〉，页917。
〔注18〕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页1679; 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783-1784。
〔注19〕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784-1785; 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页1866。
〔注20〕大业作为秦人先祖，及其与赵人祖先关系的叙事，可见司马迁撰，《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页173-175; 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779-1780、1784-1785。
〔注21〕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页842-843;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月），卷二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050-1051。
〔注22〕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月），卷二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051。
〔注23〕汉灵帝（刘宏，156-189）光和元年（178）曾因中常会王甫及太中大夫程阿等人构言宋皇后「挟左道祝诅」，使得「后自致暴室，以忧死」。 灵帝后来梦见父亲，受到桓帝（刘志，132-168）怒责，因此问起羽林左监许永，这是怎么回事？ 许永即答以：「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见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1965年5月），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灵帝宋皇后」，页448-449。
〔注24〕古史所载赵人世谱参差之状如：《国语‧晋语四》载宋司马公孙固说：「赵衰其先君之御戎，赵夙之弟也」; 《世本》之说如：「公明生共孟及赵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公明生公孟及夙，赵夙为衰祖，穿为夙之曾孙」，学者已称「未详孰是」。 《左传‧成公十年》孔颖达疏指出：「鬼不自言其名，未知谁之鬼。 《世本》云'公明生赵夙'，《晋语》云'赵衰，赵夙之弟'，则括之祖，公明是也。 服虔又以为公明之鬼。」可见尽管古史所载世谱颇有参差，但最迟在东汉，服虔已尝试为这位大厉对号入座了。 以上，见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王谟辑本〉，「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页18; 〈孙冯翼集本〉，「王侯大夫谱‧晋」，页30; 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8月），卷第十，〈晋语四〉，页348;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页853; 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卷十一，〈成公十年〉，页462; 刘文淇等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整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成公十年〉，页864。
〔注25〕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经〉，页838-839。
〔注26〕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四年〉，页824。
〔注27〕《左传‧成公二年》载齐晋鞌之战，「栾书将下军」，杜预注曰：「代赵朔」，可见这时赵朔恐已不在人间。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五，〈成公二年〉，页796。
〔注28〕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四年〉，页825; 〈成公五年〉，页826。
〔注29〕司马迁认为庄姬是「晋成公姊」，贾逵、服虔、杜预等认为是「晋成公女」，孔颖达则以为庄姬向景公谯诉赵同、赵括时，「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庄姬此时尚少，不得为成公姊也，贾、服先儒皆以为成公之女，故杜从之」为解，可从。 韦昭注《国语》一说为「晋景公之姊」，一说为「晋景公之女」，后说盖系笔误。 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页842-843;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页1783; 韦昭注，《国语》，卷第十二，〈晋语六〉，页426; 卷十五，〈晋语九〉，页49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2版），〈成公四年〉，页819-820。
〔注30〕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五年〉，页826。
〔注31〕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页842-843。
〔注32〕《国语》有钴麑受晋灵公（姬夷皋，？ -607 BCE）命刺杀赵盾，终而放弃的故事; 又有智武子曾称许赵盾「宣子之忠，其可忘乎？」似乎反映时人眼里赵盾忠于晋室。 韦昭注，《国语》，卷第一十，〈晋语五〉，页399; 卷第十二，〈晋语六〉，页41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成公八年〉，页839。
〔注33〕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三，〈宣公十二年〉，页739-742; 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页838-839。
〔注34〕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八年〉，页838-839。
〔注35〕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页758。
〔注36〕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三，〈宣公十二年〉，页739-740。
〔注37〕杜预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宣公十三年〉，页758。
〔注38〕当然，后世借这个故事发挥新义的，也有不特别留意史实的，如隋的释陈真观〈因缘无性论并序〉，其中便有句曰：「晋侯杀赵朔，感陷厕之悲」，明显与史籍所载相违。 见道宣撰，《广弘明集》，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卷第二十二，〈释陈真观‧因缘无性论幷序〉，页309。
〔注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2版），〈成公十年〉，页850。
〔注40〕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卷第二百九十三，〈神三〉，「顾邵」，页2332。 《太平广记》本中若干阙误之字，据鲁迅（周树人）《古小说钩沉》本改，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八卷，《古小说钩沉》，〈杂鬼神志怪〉，页535-537。
〔注41〕长孙无忌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1973年8月），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经籍二‧史‧杂传」，分别有「《志怪》二卷」，注曰：「祖台之撰」; 「《志怪》四卷」，注曰：「孔氏撰」; 及「《志怪记》三卷」，注曰：「殖氏撰」，页980-981。
〔注42〕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1965年5月），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张霸」，页1241;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1964年10月一版四刷），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顾雍‧子邵」，页1225-1229; 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五朱传第十二·陆绩，页1328-1329。
〔注43〕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卷中之上，〈雅量第六〉，页343。
〔注4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1962年6月），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豫章郡」，页1593。
〔注45〕吕春盛，〈三国时代的山越与六朝的族群现象〉，《台湾师大历史学报》，33期（台北，2005年6月），页1-26; 陈弱水，《早期中国东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为例的探讨》，《台大历史学报》，63期（台北，2019年6月），页1-82。
〔注4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1964年10月一版四刷），卷四十七，〈吴主传第二〉，页1117裴骄注引《吴录》。
〔注47〕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收入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页167-258; 杜正胜，《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新北：一卷文化，2023年），第3章〈「中国」的扩张〉，页91-167。
〔注48〕《周礼》夏官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敺疫。 大丧，先匶。 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敺方良。」方相，可以说是戴着慑人面具，手持戈盾武器驱赶鬼怪的一类神职人员; 在这则故事里，则主要是用来形容庐君的样貌。 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编委会，《周礼注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卷第三十一，《夏官司马下》，《方相氏》，页971-972。 相关研究可参杨景鹝，《方相氏与大傩》，《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台北，1960年），页123-165。
金仕起/一则古代梦境叙事的解读与挪用，引自历史学柑仔店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