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2型糖尿病相关慢性肾脏病（CKD-T2DM）已成CKD首要病因，疾病负担沉重，可患者知晓率不足20%、早期治疗率低于50%，加之快速城市化中饮食生活方式改变、超重/肥胖率攀升、老龄化加剧，糖尿病肾病（DKD）防控挑战愈发严峻。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有不足

在我国，2型糖尿病相关慢性肾脏病（CKD-T2DM）已成CKD首要病因，疾病负担沉重，可患者知晓率不足20%、早期治疗率低于50%，加之快速城市化中饮食生活方式改变、超重/肥胖率攀升、老龄化加剧，糖尿病肾病（DKD）防控挑战愈发严峻。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有不足。

图1：文章发于Journal of Diabetes

DKD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以持续性蛋白尿和肾功能进行性下降为主要特征。该疾病不仅显著增加肾衰竭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其高昂的医疗费用也已成为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负担。

研究指出，当前我国DKD防控面临三重挑战：一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与糖尿病累积效应使老年群体患病风险激增；二是基层医疗机构筛查能力薄弱，2022年调查显示县域医院尿白蛋白检测开展率仅为63%；三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达地区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透析治疗可获得性是欠发达地区的2.3倍。尽管《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政策已明确糖尿病并发症防控目标，但上述问题仍制约着政策落地效果。

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首次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糖尿病肾病流行病学特征的关联。采用国际统一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7.0mmol/L或降糖药物治疗史），严格界定肾脏损伤标准[尿白蛋白/肌酐比值≥30mg/g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

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库，对CKD-T2DM的疾病负担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疾病流行特征呈现“一升一降”趋势（图2）

研究显示，我国CKD-T2DM患病人数从1990年的1189万例增长至2021年的2091万例，31年间增长75.8%，年均增长率达0.76%。这一增长趋势与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上升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绝对病例数显著增加，但经过年龄标准化调整后的患病率（ASPR）却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为1053.92/10万，较1990年下降13%。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我国CKD-T2DM的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图2：1990年和2021年中国CKD-T2DM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数量和年龄标准化率，以及1990年至2021年按性别分列的百分比变化

发病率持续攀升提示防控压力加大

研究发现，2021年我国CKD-T2DM新发病例达35.4万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23.07/10万，较1990年上升8%。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ASIR呈现三阶段上升趋势，1996-2021年间累计增长34.7%。这一趋势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为CKD-T2DM提供了庞大的高危人群；另一方面，诊断技术的进步和筛查意识的提高使得更多早期病例被发现。发病率的持续攀升预示着未来防控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疾病负担呈现显著的人口学差异（图3、4）

在年龄分布方面，研究发现CKD-T2DM患病率在80-84岁达到高峰，发病率则在65-74岁出现首个高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患者在90-94岁年龄段表现出独特的二次发病高峰，这一现象可能与男性更易暴露于代谢危险因素以及生存选择偏倚有关。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女性，2021年男性ASIR、ASMR和ASDR分别比女性高38%、52%和45%。这种性别差异提示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图3：中国CKD-T2DM疾病负担的性别与年龄结构分析（2021年）。（A）患病率；（B）发病率；（C）死亡率；（D）伤残调整寿命年。

图4：按年龄组分列的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1990-2021年趋势变化。（A）患病率；（B）发病率；（C）死亡率；（D）伤残调整寿命年率。

代谢危险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风险归因分析显示，代谢因素在CKD-T2DM疾病负担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高血糖贡献了80.60%的DALYs，高BMI贡献37.13%，两者叠加效应显著。此外，高收缩压（5.13%）和低体力活动（7.22%）也是重要危险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55岁以上人群中，高钠饮食的影响显著增强，这提示老年人群的饮食干预需要特别关注钠盐摄入控制。时序分析还发现，1990-2021年间除温度相关风险略有下降外，其他代谢因素的归因负担均显著上升，其中高血糖和肥胖相关DALYs增幅超过50%。

未来疾病负担预测呈现分化趋势（图5）

基于现有数据的预测模型显示，2022-2036年间我国CKD-T2DM疾病负担将呈现明显分化：一方面，ASIR预计将以年均1.3%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36年达到20.37/10万；另一方面，ASMR和ASDR则分别以年均0.8%和0.7%的速度下降。这种分化趋势反映了我国医疗水平提升对疾病预后的改善作用，但同时也警示我们新发病例的持续增加将带来长期的防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预测显示男性疾病负担仍将显著高于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持续存在。

图5：CKD-T2DM负担趋势的预测（A）2036年前预测的患病率病例数和年龄标化率；（B）2036年前预测的发病率病例数和年龄标化率；（C）2036年前预测的死亡率病例数和年龄标化率；（D）2036年前预测的失能调整生命年病例数和年龄标化率

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CKD-T2DM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虽然1990-2021年间ASMR和ASDR分别下降17%和22%，但疾病负担总量仍在持续增加。2021年病例总数突破2091万例，ASIR较1990年增长8%，且呈现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65岁以上老年人群贡献了62%的疾病负担。

研究发现，CKD-T2DM的流行趋势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政策实施密切相关。1996年后发病率持续上升，这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和糖尿病流行有关；2004年出现死亡率下降拐点，恰逢2003年启动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2010年后疾病负担加速下降，则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相吻合

风险因素分析显示，代谢因素是CKD-T2DM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高空腹血糖（80.60%）和高体质指数（37.13%）的贡献最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因素如非最佳温度对疾病负担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老年人群中贡献率达9.1%。出生队列分析还发现，不同年代出生人群面临的风险存在显著差异：早期出生队列（1901-1947年）因幼年营养不良导致肾脏发育缺陷，其患病风险是1980后队列的2.3倍；而晚期出生队列则主要面临久坐、高热量饮食等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

尽管我国在CKD-T2DM防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DALY率降幅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但预测显示到2036年新发病例仍将增长28%。这提示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精准的防控体系，重点包括：

1、加强代谢危险因素的综合管理，将血糖、血压、体重控制纳入慢性病管理核心策略；

2、针对老年人群开展早期筛查和肾功能监测；

3、实施代际差异化的干预措施，对早期出生队列强化并发症管理，对晚期出生队列重点防控不健康生活方式。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偏远地区监测数据不足、诊断标准变化可能影响结果可比性等。未来研究需要整合多组学数据和真实世界诊疗信息，进一步完善疾病预测模型，为制定更精准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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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内分泌频道